此时的公司，外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香港客户非亚公司的沙老板、小林已在北京的华侨大厦开设常驻点，接待河北做景泰蓝的厂点的领导，经由深圳或天津走货；北京证章厂的出逃人员，与海外商人做好买卖，凭关系找到贸管处的人，让我代为出口；昌平东沙屯的厂点领导已和昌平外贸合作，联合成立旅游商店，专卖我们出口的商品，从德胜门到八达岭沿线，专卖旅游商品的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在这些旅游商店里，景泰蓝制品是不可或缺的大项；到平谷去买黄金，已是公开的秘密，虽然成色不足，但一点都不影响景泰蓝制品的镀金；钢材、铜材、白银的黑市交易有了铜厂的渠道；这所有的一切都冲击着我们科的出口。
而公司内部呢？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书记想兼科长、副科长想成为正宫，政工干部觉得自己的能耐大了去了，业务科长则没什么能耐，领导们成天考察我们是哪头的。
到了科里呢？向灯的、向火的，在利益的诱惑下，已成水火之势。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带着我们科的四个人去了广州，参加秋交会。当然，挑的都是和我一头的人，但为了让领导的面子过得去，还带了王爱玲（老徐的爱将）。这次交易会的人员安排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刘崇利副经理带队，还安排曹参这个事儿妈当脱产的副带队，曹参就是和我一起去西欧访问，到头来导致没去成英国的那位。她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什么都不会，什么也都不懂，却这个也想问，那个也想知道的，但大家谁都不买她的账。刘经理也一脑门子官司地对我说：“要是不信任我，可以不派我去呀！弄这么一个来，算怎么回事！”我说：“咳，您就视她为无物罢了。对了，我们科所有宴请均不会叫她，因为无法介绍。”刘经理说：“你随便，我不管。”结果，交易会开幕后，各个科室的谈判间都不让她进，后来，她在银饰科的谈判间放了一张桌子，成了我们公司的一个笑话。
此次交易会，我们科的客户的下单量明显下降，客户反映，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混乱，先少订一些货，看看市场的情况再说。这次我们科和我一起来交易会的人，都是干起活来得心应手的，用不着我操心，所以我也有空去其他的展馆看看。俗话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两年我没有来广州出过差，交易会的变化可谓是翻天覆地。在珠宝馆的门口，我看见站着好些佩戴参观证的人，看见有珠宝商要进展馆，他们就会立刻迎上前去打招呼，手心里面好像还给客人看着什么东西。我凑近一看，他们这些人的手里都托着一到两个上好的翡翠戒面，然后一个眼神，珠宝商就跟着“参观者”向大厅走去，随后居然来到了我们的谈判间，由于珠宝商的胸前佩戴着“来宾”的胸卡，所以我也不好说什么，就索性站在不远处观望，顺带看住我们科的样品。只见“参观者”像变戏法一样从兜里拿出我再熟悉不过的纸包，然后熟练地给珠宝商打开，双方看了一会，这十几包的东西就归珠宝商了，珠宝商随即掏出美元现钞，数好后交给“参观者”，真可谓是货款两清，一拍两散，走了。我愣在原地，想起了出口部、自带手续、中国银行、现金收讫的回款条、交给海关启封的发票……再去别处转转，来到浙江瓷器展馆，那可真是热闹多了。谈判间里佩戴参观证的人比我们来参会办展的人还要多。客人被他们这些人团团围住，我想这里一定有不少电视剧“鸡毛飞上天”里面，骆玉珠、陈江河那样的人物。中午坐上回宾馆的班车，遇到瓷器展馆的熟人问道：“你们那是怎么回事？”他们苦笑地说道：“我们那边的私营小老板们早就把我们打败了，现在与客人谈判，一切都得随他们，我们只做出口手续，收他们3%-5%的手续费，如果连这一块都保不住，那可就彻底玩完了。”
此时，我站在另外的角度看这件事，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上面要改，下面要放，中间有个顶门杠。”我们现在不就是这个顶门杠吗！外贸体制的改革，犹如“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以上这些现象是出现在陈列馆里面的，那也只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到了交易会后期，陈列馆外面的栅栏门处，严查每一位佩戴参观证的人，栅栏门外，有无数个“骆玉珠”、“陈江河”似的人物，他们手中托着自家工厂产的样品，嘴里说着一点不比专业人士差的英语、日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不失时机地推销着自己，尝试与客户建立联系。陈列馆外的广场、东方宾馆、中国大饭店的大堂、越秀山公园、广州体育馆的马路边，都成为他们洽谈业务的场所。什么统一对外呀！外贸公司才有资格签订合同呀！不得场外交易呀等等！这些话、这些规定，在这群努力为自己、为家人、为家乡谋生计的人民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曾经为新中国的外贸事业立下过丰功伟绩的外贸公司，其垄断地位面临着强烈的冲击，就好像被洪流冲击的年老体衰的堤坝一般，正在一块一块跌落神坛。参加这次秋交会使我陷入沉思，在这即将到来，不，已经到来的外贸体制改革的大潮中，我是投身其中做一个弄潮儿，还是做旧体制的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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