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二十五分十八秒，李乐深吸一口气，拎着装有笔记本电脑和那叠厚厚讲义的背包，推开了新教学楼403教室的门。
教室不大，半环形的桌子，因为这节是Seminars （讨论课）只有十几个学生散坐在前排和中间位置，李乐扫了眼，黑白黄花棕，五欢齐聚，一幅世界大同的美好景象，但共同点是每个人眼神里都带着LSE学生特有的那种精明和审视。
看到李乐这个在腐国人中都鲜见的高壮身型，和陌生的帅气的面孔走进来，窃窃私语声低了下去，好奇、疑问，甚至略带挑剔的目光齐刷刷聚焦过来。
李乐面上稳如老狗，心里默念三遍“我是恁临时爹”，走到最前面的桌前，放下东西，不慌不忙地连接投影仪和笔记本电脑。
调试完毕，李乐脸上挂起一个温和而不失距离感的微笑。
“下午好，各位。”声音清晰，一口标准的伦敦腔，“首先说明一下，原本负责这节课的霍纳克先生，因为.....嗯，伦敦这糟糕的天气引起的免疫系统的紊乱，无法到场，所以，今天的Seminars由我暂时代为带领。”
他顿了顿，看到台下学生们交换着“果然如此”的眼神，拿起一支白板笔，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邮箱，“Li Yue， 这是我的名字。目前是LSE社会人类学系的博士候选人。”
“当然，今天我们不讨论部落 kinship 或者祭祀仪式，我们聚焦于，更现代的图腾与禁忌，经济社会学。”
底下传来几声低低的笑声，气氛稍微轻松了些。
“当然，按照我们Seminars的惯例，也为了让我这个临时工能尽快把名字和脸对上号，”李乐拿起打印出来的学生名单，“我们花两分钟做个快速点个名，规则简单，从你开始，先生，尊姓大名？”
李乐指了指手边的一个白人小哥。
“埃文斯，西蒙·埃文斯。”
“oK，埃文斯先生，请说出你左边同学的名字，以此类推，放心，说错了没关系，反正尴尬的是你，不是我。”
“啊哈哈哈~~~~”又是一阵轻笑。
点名开始，过程顺利。
学生们来自五湖四海，名字五花八门，有叫“chloe”的，有叫“muhammad”的，有叫“Santiago”的，也有叫“袁家兴”的。
当轮到袁家兴时，李乐多看了这人一眼，一个看起来二十出头的男生，长得有点像“皇阿玛”的年轻版，戴着黑框眼镜，穿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深蓝色套头毛衣，坐姿端正，眼神专注。
点完名，李乐切入正题：“好了，社交环节结束。让我们回到正题。根据课程安排，上周的Lecture上，惠灵顿教授应该已经带领大家梳理了嵌入性理论从波兰尼到格兰诺维特的发展脉络，以及它对理解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关系的核心意义。”
“今天的Seminars，我们将基于布置的阅读材料，主要是格兰诺维特1973年那篇经典的《弱关系的力量》，以及伯特1992年关于结构洞的论文，来探讨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传递、机会获取以及最终的职业成就。”
点了一下“下键”，ppt上显示出李乐临时抱佛，搞出来的今天讨论的核心问题框架，两英文长句，“弱关系”为何在信息传播中可能比“强关系”更具优势？其理论预设和现实局限是什么？”
“结构洞理论如何解释社会网络中的权力与信息控制？它与弱关系理论是互补还是冲突？”
“老规矩，”李乐说，“我们先围绕第一个问题自由发言。谁想来开个头？分享一下你对弱关系力量的理解，或者....质疑？”
短暂的沉默后，一个穿着熨帖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白人男生率先开口，带着点本地口音，“我认为格兰诺维特的洞见在于，强关系群体内部的信息同质性太高，而弱关系，作为连接不同群体的桥梁，能带来非冗余的、新颖的信息。”
“这在求职过程中至关重要，你从密友那里得到的招聘信息，很可能你自己也已经知道了，但一个泛泛之交或许能提供你完全没接触到的机会。”
“很好的总结，迈尔斯先生，”李乐点头，准确叫出了名字，“那么，这种弱关系优势的假设，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失效？”
一个叫索菲亚的棕发女生立刻接话，“我认为是文化背景。”
“哦，何以见得？”说这话是，李乐的屯部又开始朝着身前的桌面，奔放且自由的前行。
“在很多非西方社会，或者即便在西方的一些紧密社群中，强关系带来的不仅仅是信息，还有信任和义务。”女生斟酌着说道。
“一份工作机会，你可能更倾向于交给一个你信任的、有强关系连接的人，而不是一个仅仅能提供信息的弱关系者。信息的新不一定能抵消信任的缺。”
“well done。”李乐赞许道，“这正是格兰诺维特后来也强调的，经济行动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制度结构中的。不能脱离语境空谈关系强度。”
这时，李乐瞧见那个叫袁家兴的男生举起手，便下巴一扬，“袁先生，你有什么想法？”
男生推了推眼镜，“我同意索菲亚的观点。但我想补充的是，即使在强调弱关系的语境下，关系的质量也可能比单纯的迁都更关键。”
“继续，please！”
“嗯....一个高质量的弱关系，比如一个在专业领域内受人尊敬、但其与你个人交情不深的联系人，他提供的信息和推荐，其效力可能远超十个低质量的强关系。”
“格兰诺维特用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行动四个维度来定义关系强度，但或许我们还需要一个维度来衡量关系所连接个体的社会资本质量。”
“哈，有意思的延伸，”李乐手一拍，笑道，“你在试图给弱关系理论打补丁。但这会不会让模型变得过于复杂，难以操作化测量？”
袁家兴似乎没想到李乐有此问，抠着圆珠笔，琢磨了一会儿才开口道，“测量或许困难，但忽略这一点可能导致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下降。”
“比如呢？”李乐追问，对于这位气质明显的同胞，李乐不吝于给个展示的机会。
“比如，在高度专业化的行业，一个来自行业权威的、哪怕是非常疏远的弱关系推荐，其效果可能是决定性的。”
李乐刚要开口，就被袁家兴左手边上，一个叫拔默罕默德的大胡子男生提出了不同看法。
“但是袁，你这是在假设信息接收者有能力识别出哪个弱关系是高质量的。现实中，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个疏远的联系人到底有多大能量。”
“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的美感就在于它的相对普适性和可操作性，你加入质量维度，虽然更精细，但也可能让理论失去简洁性。”
袁家兴立刻反驳，“理论的简洁性不能以牺牲对关键现实维度的捕捉为代价。如果我们因为测量困难就忽略明显存在的现象，那社会科学如何进步？”
默罕默德耸耸肩，“我并非反对进步，只是认为在基础概念的讨论上，我们应该先厘清原有理论的边界和核心机制。弱关系理论解释的是信息传播的差异性问题，你引入的质量更像是后续筛选和效用评估环节的问题。”
“不，我觉得......”
就这么滴，两人语速加快，开始你来我往。
李乐终于坐在了桌子上，一脚点地，一脚悬空的听着两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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