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迎接他的却是马建伟无情的一枪，子弹瞬间击中其身体，看门人痛苦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与此同时，四周响起阵阵警笛声和呼喊声，大批军警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将整个院子团团围住。
面对如此严密的包围网，马建伟感到一阵绝望，但求生的本能驱使着他继续逃窜。
最终，他一头钻进了当地教育局的一栋办公房内，并迅速躲藏起来。
这座房子随即成为了众矢之的，无数双眼睛紧紧盯着它，仿佛要将其看穿。由于此时正值深夜，光线昏暗，给抓捕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看清屋内情况，公安部门紧急调来数辆汽车探照灯，强烈的光束直直地照射在房子上，将其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明亮。
尽管如此，众人心中对于马建伟精准的枪法仍存有深深的忌惮，谁也不敢贸然冲进屋子，生怕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经过漫长而紧张的僵持之后，时间仿佛凝固在了那一刻。警察们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首先放出一只训练有素的警犬进入屋内展开搜索。
这只勇敢的狗狗迅速冲进屋子，然而没过多久，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紧接着，那只受伤的狗发出痛苦的嗷叫声，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
见到此景，警察们毫不犹豫地朝着屋内开枪示警，以威慑可能藏匿其中的犯罪嫌疑人。就在这时，一直躲在屋子里的马建伟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逃。
于是，他心生一计，先将手中的枪支从窗户里用力扔了出去，希望以此吸引警方的注意。
果然，警方的目光瞬间被那支飞射而出的手枪所吸引。趁着这个短暂的间隙，狡猾的马建伟却像一道闪电般，快速从另一个隐蔽的小门猛地冲了出来。
可惜的是，此时此刻，这间房屋的所有出入口早已被严阵以待的警察用枪牢牢封锁住。
马建伟刚踏出门口一步，密集的子弹便如雨点般朝他倾泻而来。刹那间，他被强大的火力击倒在地。只见他重重地摔落在地面上，身体抽搐了几下之后，便一动不动了。
尽管如此，谨慎的警察们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担心他会装死或者还有反击之力。
于是，几名警察小心翼翼地靠近倒在血泊中的马建伟，确认他确实失去了反抗能力之后，又接连补上了几枪，确保万无一失。
随着最后几声沉闷的枪声响起，这场惊心动魄的追捕终于画上了句号，加格达奇历史上这起令人震惊的特大恶性案件至此才算是彻底终结。
事后，法医对马建伟的尸体进行了详细的检验。结果令人瞠目结舌，他的身躯竟然中了二十多颗子弹，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
在搜查他的随身物品时，警方发现了一本陈旧的日记本。翻开这本日记，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一份复仇名单以及他对于杀害无辜小孩深深的忏悔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案发之时正值 1979 年。尽管那一年我国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但这部法律直到 1980 年才正式开始施行。
所以，针对马建伟的犯罪行为，最终只能依据之前的相关条例和法规来进行准确的定性与裁决。
经过深入调查与严谨分析，最终有关部门将马建伟杀人案明确地定性为“报复杀人”，而非最初所猜测的“反革命杀人”。
这样一来，马建伟的家人们所承受的负面影响相对而言就小了许多。
当时围坐在会议桌旁参与讨论的人员当中，除了刘也、张福田以及董超之外，其余大部分都是经验丰富的资深刑侦人员，他们对于当年发生的那起惨绝人寰的案件自然也是心知肚明。
就在此刻，刘也忽然提及这桩旧案，其用意不言而喻——他想要借此表明，近期发生的“6.6”警察张福贵全家惨遭灭口一案，极有可能跟马建伟案属于同一类型，皆是因仇恨而起的报复性杀人案件。
要知道，马建伟在首次行凶之后，并未选择逃离案发当地，反而继续向其他所谓的“仇家”痛下杀手。如此一来，张福贵同志的二女儿张玉珠目前的处境可谓是岌岌可危。
所以，当务之急便是想办法让那些穷凶极恶的歹徒误以为张玉珠已然遭遇不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她的人身安全万无一失！
紧接着，刘也迅速地将侦查工作的方向及目标确定为“三个立足于”：其一，要立足于本地展开全面搜索；其二，重点排查与张福贵相熟之人；其三，则需聚焦于那些跟张福贵存在仇怨瓜葛的可疑对象。
刘也所提出的“三个立足于”，其权威性毋庸置疑。这并不仅仅源于他此时乃是在场人员中级别最高的领导，更是由于他的论断条理清晰且极富逻辑性，与当前案情的实际情况高度契合，以至于在座的绝大多数人皆对此表示认同。
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并非与张福贵存在着刻骨铭心之仇怨者，怎会如此心狠手辣，就连无辜的孩子亦不肯放过呢？
毕竟，张福贵的执法权限仅仅局限于本地范围之内，从未有过他前往外地处理事务或者与人结下仇怨的相关记载。
那么，若不是本地的熟稔之人，又怎能与张福贵结下这般深厚的仇恨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议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接下来，轮到诸位专家以及权威人士纷纷发表各自的见解。他们针对案发现场所呈现出的众多细微之处逐一展开了详尽而周密的剖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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