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大脑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恐惧让我本能地双手抱头，伏在方向盘上，不敢有丝毫的动弹。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稍稍回过神来。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观察了一下路面的情况。见周围暂时没有其他危险，我赶紧挂上挡，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子像离弦的箭一样朝西边疾驰而去。
由于太过慌乱，我甚至都来不及关上后面的车门。车子一路狂奔，驶出了开发区，然后径直开进了郎川村。我顺着河西的土路一路朝前开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
我小心翼翼地竖起耳朵，仔细聆听着后方的动静，直到确认没有任何声响后，才敢慢慢地转过头去。就在这时，我的目光突然被后车厢里的一块毛毡吸引住了。
那块毛毡显然是那个乘车人留下的，它静静地躺在车厢的角落里，仿佛在诉说着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将它抓起来，然后像扔垃圾一样，随手把它扔到了车外。
车子继续向前行驶，我开了一段路后，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可能有些不妥，于是赶紧拐了个弯，沿着311路朝南驶去。
就在我开到一个路口时，意外地遇到了警察在查车。我心里不由得一紧，但还是故作镇定地将车停了下来。警察走过来，查看了我的驾驶证和行驶证，又朝车里看了看，发现没有人后，便挥挥手让我离开了。
回到家后，我依然心有余悸。我想起了那个可怕的歹徒，他只身一人，身材高大，大约有1.78米。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不禁感到一阵后怕。
司机向警方证实了歹徒的特征，并解释说他之所以逃跑，完全是因为内心的恐惧。在逃跑之前，他看到地上躺着三名警察，这让他吓坏了。而没有及时报案，也是出于对歹徒的畏惧心理。
石景山分局刑警大队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根据面包车司机提供的线索展开了深入的调查访问。他们的目标是找到那块红色旧毛毡提兜，因为它很可能是破案的关键线索。
为了尽快找到提兜，警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印发了大量的寻物启事，分发到了郎川村的每一户人家。同时，他们还在丢弃地点附近拦截访问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希望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
此外，警方还在村里张贴了告示，承诺对提供线索者给予重奖，以鼓励村民们积极协助破案。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这些努力都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那块毛毡就像是消失在了地底下一样，无论怎样寻找，始终都未能发现它的踪迹。
“4·08”现场虽然没有给我们带来关于毛毡的线索，但至少让我们对犯罪分子有了一些更深入的了解。从现场情况来看，这名犯罪分子显然具备非常出色的心理素质。
在面对危险时，他能够保持冷静，毫不慌乱，并且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当与我方巡警遭遇时，他毫不犹豫地首先开枪，在以一敌六的不利局面下，竟然成功地压制住了我方的火力，最终顺利地逃离了我方的控制。
不仅如此，从他持枪和跳跃的姿势可以判断出，他的射击技术相当高超，而且非常稳定。这表明他对军用武器非常熟悉，很有可能接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
基于以上种种迹象，专案组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这名犯罪分子极有可能是一名曾经遭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他或许有过服刑的经历，或者接受过军事训练，从而拥有接触军用武器的机会。
而“4·22”现场的情况再次印证了我们的推断，嫌疑人的枪法异常精准，而且作案手段极其残忍。这四起案件中，犯罪分子的侵犯对象无一例外都是现役军人，而他的作案目标显然就是为了抢夺武器。
那么，问题来了，他为什么要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作案呢？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究竟是什么呢？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呢？亦或是为了报复社会，制造混乱，又或者是另有其他不可告人的企图呢？
这一切都如同迷雾一般，让人摸不着头脑，完全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犯罪分子在 3 月 31 日于高井电厂抢到的竟然只是一支空枪！然而，在此之后，却突然涌现出了大量弹底标识均为 75—81 的子弹。
那么，他的这些子弹究竟是从何处得来的呢？这无疑给整个案件蒙上了一层更为神秘的面纱。
众所周知，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与其所处的大环境和小环境息息相关，都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
而“3·31”系列袭军袭警案之所以会成为 96—97 年全国第一要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与当时全国的治安形势，尤其是北京的治安形势紧密相连，密不可分。
1996 年的春天，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来说，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在这一年里，北京所发生的刑事案件数量之多、情况之复杂、影响之大，都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
2月8日，京城惊现首例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之案，犯罪嫌疑人鹿宪州及其同伙，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拦截运钞车，残忍枪杀两名武装押运员，劫掠人民币数百万元后，驾车仓皇逃逸，此等行径，于社会影响甚巨
3月31日，北京市石景山区高井电厂遭袭，武警遇袭，枪支被抢，随后“四·零七”、“四零八”、“四·二二”持枪袭军袭警案连发。
此年，残害男童案、“飞贼”入户抢劫案、残杀二十一名进京女青年案等相继发生……
北京社会治安向来稳定，此乃全国政治安定之象征，亦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之保障。然于1996年，恶性暴力案件骤升，政府机构、人民军队、金融部门，乃至人民群众之生命财产，皆受严重威胁，此严峻形势，引党和政府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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