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一个新物种，并不是轻松的工作，首先就得查询有没有前人的重复发现，仅此一项，有没有电脑的时代都能累死人。
如果翻开植物分类学的书来看的话，一大堆的动植物后面，都有数量不菲的“异名”，拥有三五个异名，或者更多种异名的动植物不胜枚举，而“异名”的意思，基本就可以说是“矮油，认错了”的意思。
即使分类学家们再认真，鉴于地球上的物种如此繁多，出现异名依旧是不可避免的事，为了不成为异名组的一员，谢教授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辛劳。
不过，有离子通道实验室的电镜使用，又有离子通道实验室的科研狗可供驱使，谢教授倒是很愿意帮忙。
光是能用一下新款的电镜就不容易了。
不像是杨锐，动辄百万的购买设备，谢教授虽然也是北大的教授了，一年的经费却只有10万元不到。
这其实才是正常的经费分配模式，做植物分类学的，一年能有几万元的经费，已经很不少了。
这些钱，自然也不是让谢教授来添置设备的，要用设备，他就去公共实验室里，其经费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交到公共实验室里，用来给大家一起购买设备了。
这自然是不太爽的，可也是没办法的事。
杨锐的离子通道实验室，前年刚组建的时候，还是一台仪器一台仪器的攒机模式，谁都没料到，他竟是攒的如此之快，一两个月就一台的速度，让他的实验室已然成为国内顶级的生物学实验室。
比他的实验室好的也有不少，但要说全面超越就不太可能了，再怎么说，杨锐的实验室里的仪器都是新采购的。
身为研究者来说，仪器的所有权固然是个好概念，但偶尔能够用用，也是很开心的事。这就像是小孩子去迪斯尼乐园玩，他当然想要迪斯尼乐园是自己家的，奈何投胎的时候不努力，后天再怎么督促老爹也没用了，但是，就算排队玩游乐设备，也还是很乐意的。
此外，谢教授还从杨锐这里，学到了pcr的基础使用让pcr的发明人当面教导pcr的使用，这种机会自然是不常有的。
因此，到了“张飞蓝刺头”的新物种发现的论文出栏，负责执笔的谢教授，竟是干净利落的将第一作者让给了杨锐。
杨锐也没什么犹豫的就笑纳了。虽然民间对于新物种的发现很感兴趣，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一篇新物种的论文就很普通了，要是鉴定出来一个新类群倒是有点厉害，仅仅是蓝刺头属的新种，也就只能发表到中文期刊上过过瘾了，谢教授用鉴定工作兑换杨锐的pcr教学，也算是公平交易。
另一方面，凭着杨锐在生物学界的声望，他发表一篇新物种的中文论文，更是一路绿灯。
往常需要两三个月，甚至四五个月时间的审稿，只要九块八……不是，只要八九天，竟就给审结了。
不用说，《植物分类学报》的编辑，肯定是没遵守双向匿名的标准，而向审稿人透漏了杨锐的身份。
在国内，或者说，在全球范围内，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尤其是大人物发表论文，更是几多欢喜几多愁的故事。
如果严格遵守双向匿名的标准，谁知道负责审稿的学者，会不会脑子一抽，就给拒稿了？说不定还会写上一封言辞激烈的评语。
像是杨锐这样的学者，在中国生物学界，已经是顶级水平了。cns都发表了一遍，又是gmp委员会的委员，还有不俗的战绩，声望刷的几乎破顶，再加上名下拥有两间实验室的管理权，可以说，他的动向完全有可能改变中国生物学的走向了。
这样的学者，要是被一家中文期刊拒稿，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中文期刊的拒稿理由充沛，那自然不用说了，期刊和拒稿人都能刷出大大的名声，但是，就中文期刊目下的成色来说，他们想找一位能与杨锐对等的生物学家审稿，都不太可能，又有何资格拒稿？
这就好像是达尔贝科投稿到美国的普通期刊上，结果被科罗拉多大学不知名教授给拒稿了一样。
学术界内的轰动效果一定会有，但绝对不是期刊社想要的。
从期刊社的角度来说，高声望的顶级学者的论文是多多益善的，而高声望的顶级学者的论文也不是不能拒稿，可要是拒稿的话，他们希望审稿人最好是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
要是遇到那种审稿人正好太忙或者太懒，结果将审稿交给了手底下的学生来做的坑爹事此类坑爹事实在平常那拒稿事件可就有意思了，等于说，顶级学者的论文被狗给拒了，就算圣诞节过的不好，狗也没理由这么爽来着。
也是因为期刊社、审稿人甚至论文发表人有种种顾虑，双向匿名的标准，在学术界向来只是普通学者的专利。
杨锐在世界顶级的期刊社或许还没有特权，但偶尔涉足一下植物学界，得到特权却是自然而然的。
没几天的功夫，竟而有社会媒体，将“张飞蓝刺头”给报道了出来。
于是，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想要采访杨锐，问问他与诺贝尔奖的事情的媒体，才猛然发现，好家伙，怪不得找不到杨锐，这厮原来跑到野外去了。
要说跑到野外也就跑到野外去了，逃避媒体的事，普通人见的少，媒体记者见的还少吗？
但是，正常人跑路，怎么想也不会发现一个新物种吧。
而且，还给新物种起名“张飞”？
你究竟是想隐姓埋名逃避媒体呢？还是勾引媒体去采访呢？
记者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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