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中下旬，伦敦
法国投降的消息，就像丧钟，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浓雾，重重敲打在伦敦每一个尚且清醒的人心上。
它带来的不是军事上的震撼，而是心理防线的彻底坍塌和地缘政治现实的冰冷呈现。
最后一个欧陆主要盟友的倒下，意味着不列颠群岛在物理和意识形态上，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岛，赤裸裸地暴露在德意志帝国那令人窒息的军事力量与核威慑的绝对阴影之下。
莫斯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窗帘紧闭，仿佛这样就能隔绝外界那令人绝望的现实。
他眼窝深陷，瞳孔深处燃烧的不再是革命的火焰，而是挣扎与深入骨髓的恐惧。
法国的崩溃尤其是柏林在占领过程中展现出的那种混合着“人道主义”表演与绝对力量掌控的娴熟手法，让他的所有幻想彻底破灭。
他内心那架天平，无可避免地沉重地倒向了“必须谈和”的一端，尽管这念头让他感到无比恶心和屈辱。
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美国驻英大使几乎是不顾礼节地闯了进来。
这位大使脸上带着急切而诚挚的表情，言辞恳切：“莫斯利先生！请务必保持信心！美利坚联合工团绝不会抛弃我们在大西洋对岸的同志和朋友！总统先生已经授权我向您保证，我们将竭尽全力，加速物资运输，提供一切可能的技术和情报支持，请不要被暂时的挫折动摇！”
莫斯利听着这些话语，脸上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他何尝不知道美国的价值？但法国的例子血淋淋地摆在眼前。
柏林用一枚从未在法国本土投下的核弹，就彻底压垮了巴黎的意志。
美国人的“全力支持”隔着浩瀚的大西洋，而德国的毁灭性武器，理论上随时可以降临到伦敦、利物浦、伯明翰的头顶。
这种“存在的威胁”与“承诺的支持”之间，存在着致命的时间差和可靠性鸿沟。
他含糊地应付着大使，心中却已明白，远水难救近火，华盛顿的保证在柏林的终极威慑面前，显得苍白而空洞。
然而，没等莫斯利从内心的剧烈斗争和与美国大使的虚与委蛇中理出头绪，一场来自内部的“逼宫”已然上演。
就在法国投降的消息被确认后的第四十八小时内，一群曾经被他压制、边缘化，或只是沉默遵从的党内与政府内的温和派、务实派罕见地集体出现在他的办公室。
为首的是前工团派元老，以及几位德高望重但一直被排斥在核心决策圈外的议员和文官。
他们的脸上没有往日的恭顺或回避，取而代之的是决绝和最后通牒的强硬。
“奥斯瓦尔德，法兰西的结局，你已经看到了，那不是战败，那是为了避免民族灭绝而做出的最后选择，伦敦还有整个不列颠，现在正站在同样的悬崖边上。”
莫斯利试图反驳，试图用他惯常的激情演说稳住局面，但对方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人民在挨饿，在恐惧，苏格兰和威尔士的骚乱只是开始！军队的士气……你自己清楚，德国人的条件苛刻，这我们都知道，但继续拒绝谈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把选择权完全交给柏林，交给他们决定何时按下那个按钮！”
另一位议员上前一步，语气更加咄咄逼人：“我们来的目的很简单：你必须立刻授权启动与德国的正式和谈接触，没有条件，立刻开始！如果你拒绝……”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锐利：“那我们这些人，就将以‘拯救不列颠人民免于毁灭’的名义，自行采取行动，寻求与柏林接触，到那时，你将不再是谈判的代表，而是……阻碍和平的障碍。”
“自行采取行动”——这无异于政变的委婉说法。
他们手里或许没有枪杆子，但他们代表着议会内残存的合法性和庞大的渴望生存的官僚体系与地方势力。
一旦他们公开分裂，莫斯利政权的最后一点凝聚力将瞬间瓦解，他本人也可能被当作“和平的绊脚石”而抛弃。
莫斯利感到一阵眩晕。
外有核弹悬顶，内有党众逼宫，美国的承诺遥不可及。
所有的路都堵死了，除了那条他极度抗拒，但似乎唯一能保全些东西的路。
一个疯狂而自私的计划，在他绝望的脑海中迅速成形。
几天后，一次高度机密的会议在海军部地下掩体内举行。
莫斯利召集了他最信任的或者说，和他一样清楚局势无望的少数海军将领和贴身幕僚。
“和谈不可避免。”
莫斯利的声音低沉急促：“但德国人的条件，你们想必能猜到，我们的舰队……不列颠红海军的精华，绝不能在谈判桌上被白白勒令解散或移交！”
他“我要你们立刻准备，‘本土舰队’剩余的所有还能远航的主力舰只，集结最可靠的官兵，储备足够的燃料和补给。”
幕僚们震惊地看着他。
“您这是要……”
“前往美国。”
莫斯利斩钉截铁：“这是……‘转移’、‘保存实力’。我将亲自随舰队出发，这既能保住不列颠联盟海军的最后骨血，避免它们落入德国人之手或在本土被拆解，也能为我个人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他最后一句说得直白，在生存面前，他已顾不得太多粉饰。
这个决定卑鄙，既抛弃了即将签署屈辱和约的国家与人民，又为自己留下了后路和讨价还价的一点资本，至于留下的烂摊子，自然由那些逼宫的“温和派”去收拾。
1944年3月底，一个浓雾弥漫的夜晚，不列颠海军最后一支编制完整尚有余力的舰队从英国西部港口出发，驶入北大西洋的茫茫雾霭与波涛之中，航向西方。
船上载着失魂落魄的莫斯利及其少数死忠，以及一支被蒙在鼓里或选择跟随的官兵。
1944年4月初，伦敦
当温和派终于艰难地与德国搭上线，并拿到柏林方面早已拟定好、纹丝未改的那份《汉堡条款》详细文本时，他们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双手颤抖。
六百亿马克赔款、彻底裁军、经济殖民、外交孤立……每一条都如预想般苛刻，甚至更加具体和屈辱。
“难怪……难怪他死也不肯谈……”
一位议员喃喃道，声音中充满了苦涩。
他们此刻才完全理解莫斯利最后的顽固从何而来，这根本不是和约，是奴役契约。
但事已至此，他们已无路可退。
莫斯利跑了，把最后的烂摊子和签字的“荣耀”留给了他们。
拒绝？伦敦可能真的会从地图上消失。
接受？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没有选择，在生存与毁灭之间，没有中间道路。
1944年4月5日，德国汉堡市政厅
同样的地点，不同的心境。
以温和派为首的英国“临时管理委员会”代表们，面色灰败，如同行尸走肉般，在无数照相机的闪光灯和德国军官冷峻的注视下，走到了铺着绒布的长桌前。
对面，路易斯依旧表情平静。
没有冗长的谈判，没有最后的争辩。
文本早已确定，温和派领袖用颤抖的手，拿起沉重的钢笔，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然后在那份注定遗臭万年的《英德和平条约》（汉堡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随着交换文本，仪式完成。
窗外，港口的德国军舰鸣响了汽笛，并非庆祝，更像是一种宣告。
莫斯利带着舰队逃向了美国，而留在本土的英国人，则不得不开始学习在胜利者的苛刻条款下，艰难生存。
战争结束了.....如果大洋彼岸的美国选择与德国停战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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