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皇太后在关贝子的房中呆了许久许久，不知道到底说了多少军国大事？
房门终于开了，关卓凡出来，传太后的口谕，叫了玉儿进去，自个在门口候着。
又过了许久，房门再次打开，玉儿搀着，圣母皇太后仪容端庄，一步一摇地走了出来。
关卓凡乃恭请圣母皇太后移驾正厅，然后传膳。
进完了膳，放赏。
贝子府的“回赏”很重，太监一千两，宫女一千两。
銮驾回宫，贝子府阖府跪送。
到这儿，关卓凡“前扈大臣”的差使就算是办完了，圣母皇太后的仪从出了柳条胡同口后，他回到府内。
院子里一株腊梅冒寒怒放，夭夭灼灼。
慈禧和自己最后说的一番话，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那个姓吕的姨太太，生得到底有多美呢？”
关卓凡万料不到她会问这个，脑子里面飞快地打了几个转，居然是这么回答的：“比不得太后国色。”
慈禧扑哧一声笑了：“你滑头！”
叹了一口气，柔声说道：“这个女人，你最好不要招惹。”
我，好像和她还什么都没有啊？
慈禧自管自地说下去：“这个女人命硬，克男人。你想一想，陈玉成、胜保、德兴阿，哪一个有好下场？”
圣母皇太后的声音愈发温柔：“我不是吃干醋。你要女人，多少没有？可不要误了自个儿。这个吕氏，离她远点，给她一个衣食无忧就是了。”
雪花飘了下来，暗香浮动，红蕊斜枝，那个明艳不可方物的形象袅袅地出现在眼前，关卓凡浑身一阵燥热。
胜保死后被抄了家，关卓凡求情，朝廷“发还家产”。关卓凡对“胜四婶”的义务算是尽了。
还有一位“婶子”，该拿她怎么办呢？
不知道，忍一忍，从上海回来再说吧。
第二天，关卓凡便动身赴沪，用的名义是“奉旨观风巡阅”，还是钦差大臣一枚。
计划是先到天津，对轩军驻地情况做一番考察，然后在大沽口上船，浮海而下。
算算日子。到底也没在北京呆多久。
白氏、明氏忍泪相送。关卓凡心中老大过意不去。岔开话题，嘱咐她们可以开始筹备图林和小福的婚事。先选定日子，自己从上海回来之后，差不多就是年底了。年关一过，就给他们两个成亲。
关卓凡离京的第二天，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了一道折子，题目叫做“劾议政王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事”。
蔡寿祺的劾折和关卓凡的离京前后脚，关连痕迹明显。但关卓凡以为，现在还“避嫌”，纯属脱裤子放屁。现在必须效率第一；而且，摆明军马，有立威和逼人站队的作用。以免接下来有过多的人首鼠两端，把这场仗打成个不胜不败、不死不活的局面。
蔡寿祺的这份折子洋洋洒洒数千言，头是这么开的，“为时政偏私，天象示异。人心惶惑，物议沸腾，请旨饬议政王实力奉公，虚衷省过”。
然后就开始长篇大论“天象示异”。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天人感应”是核心之一。“天象示异”代表老天爷对地面上的政治不满意，以“异象”做出警告。下面为政的不改正，老天爷就要发飙了，最严重就是换人来干，“王朝轮替”。
日蚀、月蚀、地震这种高级别的“异象”不用说了，洪水、暴雨、暴雪、大旱、大风、大雾、冰雹、蝗灾、瘟疫、泥石流、沙尘暴等等也在此列，就是“天光晦暗”，即后世之“雾霾”也可以算进去。
总之，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可以归拢进“天象示异”。
还有，冬天打雷、夏天下雪、花花们反季节开放，也算。
还有，河水变颜色、泉水从地下冒出，也算。
还有，哪儿生了个“双头人”，即后世所谓“连体婴儿”，也算。
这种神经兮兮的理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居然也有它的效验。
比如王朝后期，财政枯竭，政治*，行政能力愈发低下，防灾、抗灾的能力就跟着降低，包括无力进行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中国最主要的两种自然灾害——一个涝、一个旱，便愈发频繁。
王朝后期，动乱增加，战争进一步破坏了防灾、抗灾的能力，自然灾害随之大幅度增加，“大战之后有大灾”不是虚言。
现在的清朝正是已进入“后期模式”，甚至有开启“末世模式”的迹象。
其实，就算太平盛世，中国这么大，又有哪年没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
所以，只要有“政治需要”，这种所谓“天象示警”，什么时候都是一抓一大把。
蔡寿祺建议以此为突破口，关卓凡以为很有道理。
因为在“天人感应”的理论中，宰相“燮理阴阳”，所以，既然“天象示异”，那么就是“宰相之责”了。
当朝“宰相”是谁？可不是什么“大学士”。清朝后期的“大学士”，基本上就仅仅是个荣誉衔头了，有位置，没实权。
实际的“宰相”，是“军机处领班”，就是恭王了。
嗯，奕先生，你要为所有的自然灾害、包括洛阳李某家里的那个“双头人”负责任啊。
那么，宰相出了什么问题叫老天爷这么不高兴呢？
这就是折子的题目里的那四件事了，“贪墨、骄盈、揽权、徇私”。
这套逻辑，非常完美，关卓凡想，以后最好不要有人往我身上用。
当然是搞封建迷信，可在封建王朝不搞封建迷信搞啥呀？等我真上了位再推动科学昌明吧。
蔡寿祺罗列了一大堆“天象示异”，看的慈禧和慈安心惊胆战——两位御姐可是信这个的。
赶快往下看，老六都做了些啥呀，整得“上面”发那么大的火？
“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事”中的重点是“贪墨”。
劾人“贪墨”要有证据，不然就没有什么杀伤力了。
有没有呢？有，就是恭王府的“门包”制度。
其实哪个王公重臣的门房都是收“门包”的，但别人的“门包”是落在“门房”个人腰包里的；而恭王府的“门包”，王府要从中“分成”。
这个主意是恭王的老丈人桂良替他想出来的。恭王府开支浩繁，入不敷出，恭王颇以为苦，于是桂良献计，派“账房”到“门房”坐着，客人给“门房”的“红包”，一律先收上来，然后再将其中部分返还“门房”，其余的，留在账房。
以前给五两的，现在就得给十两。因为如果还给五两，落到门房自个手中，就只有二两、三两，这个门，你还想进去吗？
给十两门房也不会有更好的脸色，因为落到他手里的还是五两。
大伙儿既知道恭王府有这么个规矩，给门房红包等于“孝敬”恭王，还能落下个名字，自然而然，恭王府的“门包”的“行情”就愈涨愈高，有的人甚至一掏就是一张一百两的票子。
这种情况下，返还给门房的，就不止五两了，会多一些，大概十两八两的样子。
于是，真正把“小额纳贿”变成了公开的“制度”。
恭王每天接见的客人是有数的，且都是高级官员。大多数低级的官员是由王府的长史接待的。很多时候根本无人接待，纯粹过来打个花呼哨，就为了给门房送个“红包”，在恭王府账房那儿留个名字。
到了后来，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该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的事，也先来恭王府“报到”，给了“门包”，再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这个“制度”确实解决了恭王的开支问题，但却给不少清苦的中下级官员造成了不小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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