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光琛在信中，向杨振通报了一系列由他多方打听得来的重要消息。
其中，被方光琛排在首位的，乃是六月底七月初的朱仙镇之役官军的溃败。
杨振预料的没错，屯兵南阳一带的李自成、罗汝才等大贼头，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再次裹挟流民聚众北上，第三次向开封城发动进攻。
五月中旬抵达城下，几次试探性进攻都被城中守军打退，一再损兵折将之后，李自成拥众数十万，屯兵在开封城外。
与众流贼头目，分布在城东、西、南三面，并立大营十余座，将整个开封城围了个严严实实。
同时派人北巡黄河堤岸，查勘薄弱之处，并一再投书城中，以决堤水淹开封城相要挟，要求城中军民开城投降。
守在城中的总督杨文岳、巡抚高名衡以及河南总兵陈永福、保定总兵虎大威、辽东援剿总兵刘肇基、吴三桂等人，各部合兵约两万余人，皆一时精锐，加上开城城池高固，自然不可能轻易投降。
但是面对城外一眼望不到头的数十万围城大军，城中官绅百姓同样心惊胆战，杨文岳等守城官将，也只能一再派兵出城，北上告急求援。
不料，他们这么做，正中李自成、罗汝才等大贼头们算计。
崇祯十五年六月中旬，朝廷旨意下达，崇祯皇帝急令屯兵淮阳的督师丁启睿汇合山西总兵许定国、“平贼将军”左良玉、“平蛮将军”方国安、山东总兵刘泽清，还有驻扎在归德一带的方一藻，从东西南北并进，为开封解围。
旨意下达后，丁启睿先是合兵方一藻、左良玉、方国安四部兵马，约十余万，号称二十万，于六月下旬，进兵至开封城南朱仙镇。
他们一边与李自成大军对垒，一边等待山西总兵许定国与山东总兵刘泽清渡河南下，从流贼背后发起攻击。
然而到了六月二十八日，事先约定好的日子，许、刘二部人马的攻击并未发生。
随后派去联络许刘二部的使者，连许、刘二部人马的影子都没看到。
不论是山西总兵许定国所部，还是山东总兵刘泽清所部，不仅根本没有按照约定过河发起进攻，甚至根本没有如约前来。
得知这一消息后，丁启睿解围开封的决心动摇，于六月二十九日召集各路大将商议进兵事宜，左良玉反对主动发起决战，方国安游移不定。
但最终在方一藻父子一力主张之下，丁启睿终于决定不再等待许、刘二部兵马齐聚，同意以“登莱兵”为先锋，联络城中守军，在七月初一清晨进兵，里应外合，发起决战。
然而就在决战发起的前夜，六月二十九日夜里，左良玉突然率部向南移营，脱离了与贼军营寨的对峙。
消息传开，方国安率部迅速南撤，追随左良玉脚步而走。
丁启睿阻拦不及，同样被麾下兵马裹挟南下。
方一藻、方光琛闻讯，不得已迅速拔营东走。
与此相应的是，七月初一凌晨，李自成闻讯亲率老营骑兵追击南下，并于当日中午追上南撤的官军。
一番衔尾追击之下，南撤官军大部溃散，小部被俘，丁启睿仅以身免，狼狈逃回淮阳，督师大纛、敕书、印、剑俱失。
平蛮将军方国安所部步卒尽失，带领千余骑兵逃回汝宁府。
“平贼将军”左良玉更是辎重粮草尽弃，率部下亲信兵马直接逃往襄阳方向去了。
方一藻父子虽然基本保全了以忠义归明军为主的“登莱兵”，但在仓促撤军之际，随军粮草辎重尽失。
一场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开封解围之战，还没开打就以失败告终了。
一时风头无二的湖广、四川、河南督师丁启睿，甚至沦落到了必须与方一藻联名上书才能自证身份的地步。
对此，不仅方光琛在写给杨振的书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百思不得其解，就连早已了解明末各种乱象的杨振本人，得知其前后经过，也忍不住在心中感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实际上，若按照方氏父子的主张，云集朱仙镇的十几万官军，如果主动联络开封城内守军，一番里应外合之下，拼死一战，未必没有解围的可能。
毕竟李自成等人麾下的所谓大军，多半都是被裹挟过来就食的流民，根本没有多少战斗力可言。
但是，丁启睿威望不足，信心不足，能力也不足，约束不住各部官军，而左良玉、方国安部又不愿意拼死一战，最终便只能是这个结果了。
不过，真正让杨振不寒而栗的，既不是李自成的三打开封城，也不是丁启睿指挥的十几万官军在朱仙镇的不战自溃。
甚至连方光琛在信中提到的张献忠率部于五月下旬攻占庐州城，声势复振，也只是让杨振皱了皱眉头而已。
真正让杨振一下子感到如坠冰窟的事情，是方光琛在信末提到的另外一件事情。
方光琛在信中提到：“另有传言，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孙公已诛秦军前援剿总兵贺人龙，概因孙公为人龙请封荡寇将军未果，而人龙跋扈，心怀怨恨，多有大不敬之言故也。此亦见弟前番奉命亲赴孙公行辕谒见进言之失败也。”
方光琛认为，这是他谒见进言的失败，字里行间颇有一些自责与灰心丧气，但杨振当然不会归咎于他。
因为这是历史本来的面貌，在原时空之中，贺人龙就是这样的结局。
这一世，虽然有杨振在其中横插了一杠子，又是写信，又是派人，而且给了方法，企图说服孙传庭以更有利于大局的方式解决贺人龙的问题，但是历史的惯性依然强大。
或者说性格决定命运的铁律，仍然毫不留情。
但是，经此一事，杨振却也验证了一点，不是孙传庭非要除掉贺人龙。
而是崇祯皇帝或者朝堂上的大臣们要除掉贺人龙。
若非如此，孙传庭恐怕也不会节外生枝，硬着头皮上书朝廷，为贺人龙请封“荡寇将军”的敕书印绶与封号了。
因为在原本的历史上，并没有出现孙传庭为贺人龙请封“荡寇将军”的事情。
但是也正因此，杨振才对中州战场的局势深感无奈与无力。
一个人如何对抗宿命？
站在他的立场上，他能做的，他该做的，他都做了，但是结果并未改变。
眼下关内局势糜烂至此，整个长江以北被一波接一波流贼流民反复蹂躏，就算他在辽东取得胜利最后又能真正改变些什么呢？
就好比说，一座大楼的承重柱都断了，你还在奋力维修这座大楼东北角上的窗户，就算修好了窗户，对于这座大楼来说还有意义吗？
杨振第一次对自己当初的战略抉择产生了疑问。
但是站在秀岩城外的山上，看着源源不断进入山下营地的移民，他又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至少他把闯关东这件大事的开启，提前了两百年。
只要打垮了盘踞辽沈的清虏，他就能将这个事情持续稳定更大规模的推行下去。
这样一来，至少外东北丢不了，甚至外东北以外的更加辽阔的土地也能纳入版图，华夏人的生存空间也将更为广袤。
真到了那一天，关内战场结局如何，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方光琛的书信只有寥寥数页纸张而已，但是拿在手中，却让杨振感到无比沉重。
字字句句看下来，所花费的时间，远比拆看张得贵篇幅更长页数更多的报告多得多。
当然，其中有相当多的时间，杨振是处在凝望远方默然无语的状态之中。
随从们自觉散布在附近不远处，没人敢于打扰他。
包括为他送来这些书信的安庆后，也不自觉地退到了几步开外的地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杨振的情绪。
杨振是他们所有人的主心骨，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军心士气。
也因此，杨振并没有将后方来信内容告知部下们的打算。
正所谓，欲戴其冠，必承其重，这也是上位者的责任和宿命。
方光琛在书信最后，请求杨振为进入中州剿匪战场的“登莱兵”继续增加饷额、钱粮和军械数量。
方光琛给出的理由，让杨振根本无法拒绝。
其一是以忠义归明军为主的登莱兵，进入中州战场后，在一次次作战中耗费和损失了不少兵员、钱粮和军械，亟待补充。
其二是鲁豫淮北一带有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民，只要给一口吃食，就能将其中青壮收编为营兵。
其三是中州战乱频仍，官府已完全失管失控，结寨自保的地方民团蜂拥而起，只要有粮饷，哪怕只给部分军械和一纸委任状，就能将他们纳入麾下。
最重要的是，面对这样的局面，你不出手收编，他们就可能被左良玉、方国安这样的人收编，甚至走投无路之下投入流贼的怀抱。
所以，对于方光琛的这些请求，杨振当然不可能予以拒绝。
虽然金海镇大后方的钱粮军械供应的压力也很大，但是相对于地狱一般的中州战场来说，却是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所以，当日下午回到秀岩城内的驻地之后，杨振立刻叫人准备笔墨纸砚，亲自给张得贵、方光琛写了回信。
一方面叫张得贵不必顾虑钱粮支出，该采买的物资再贵也要采买，该开工的战船必须尽快开工，同时应当救济和接收的灾民难民，也决不能将他们拒之门外。
实在不行，就尽快派人前往瀛洲岛去，命令瀛洲、对马、平户驻军向德川幕府施压，叫他们提前支付崇祯十五年的钱粮物资，不给就出兵船夺取石见银山。
另一方面，杨振也直接下令给方光琛、张得贵以及忠义归明军中州前线诸将领，将他们麾下现有人马按团营例补充满员后，整体改编为忠义军第一团营。
与此同时，杨振新增了一个忠义军第二团营的番号，以及大量加盖征东将军印的委任状，专门给方氏父子收编中州及淮北地方民团。
虽然征东将军主要是用来“征辽平虏”的，可是谁也没说不能用来收编关内地方民团。
再说现在天下大乱，也没人来管这个事情，到时候再加盖上登莱巡抚方一藻的官印背书，也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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