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上午，祖泽润在辽阳城上帝庙内与杨振聊了很久，聊了很多。
一开始还是反复试探，一再引导，但是到了后来，干脆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杨振也知道，祖泽润所说的不一定完全是祖大寿的想法，但却肯定是祖家军的头头脑脑们的主流想法。
比如关于最后合兵攻占盛京后的问题。
祖泽润除了代表祖家军方面再次感谢了杨振的仗义之外，也再次明确提出，希望杨振遵守约定，务必等到辽西各路兵马攻下广宁城后前来会师，然后一起进兵。
当然，除了共享攻占盛京，收复辽沈的“复辽”功劳之外，祖泽润还建议双方在攻占盛京之前，商议好占领盛京后的战利品分配等问题。
而杨振给他的答复是，先破城者先入，后破城者后入，入城之后，各凭本事。
总而言之，捷足者先登，先到者先得。
杨振最反感那种在团队行动中搭便车的行为，该你出力的时候你什么也不干，到了该分配胜利成果的时候你要求平均分配，那肯定是不行的。
面对杨振干脆利落的回答，祖泽润想了想，他的确是想按照金海镇、辽东镇、蓟辽督师府三家平均分配的。
但是话还没说出来，就被杨振堵了回去。
不过除此之外，杨振与祖泽润代表的辽西方面则达成了一些共识。
其一，占领盛京城后，双方共同驻兵盛京，届时若蓟辽督师府不撤销，则蓟辽督师府继续驻节宁远城。
其二，辽东镇镇城可以移回广宁城，也可以继续停留在锦州，但不得回迁辽阳，辽东镇、金海镇的辖区、防地以辽河为界，辽河以西地区，直至边外，归祖家为首的辽西各路人马驻防，辽河以东地区，直到高丽，归杨振征东军和金海镇各路人马驻防。
其三，攻占盛京后，联手推动朝廷赏功封爵，祖大寿与杨振平分秋色，双方不得争功诿过，互相攻讦。
为此，祖泽润还举了万历年间朝廷平定“播州之乱”，以及十几年前朝廷平定“奢安之乱”的例子。
当时的平乱功臣们为了封爵而争功诿过，甚至为了朝廷封赏职位的高低大小而互相攻击对方，有的直接发动朝中力量弹劾对方。
结果许多该封爵的功臣没有封爵，该厚赏的人物没有得到厚赏，反而不该治罪的一些人，因为在平乱过程中的一些过失而被追究罪责。
原本好端端的应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最后弄了个一地鸡毛。
对此，杨振也很担心，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算是一拍即合。
从杨振的较大来说，当然是金海镇这边出力大，当然是他自己出力多。
但是，如果他非要在这方面分个高低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为了避免被周延儒之类的朝堂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杨振不仅做好了准备要跟辽西方面做交易，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要跟洪承畴做交易。
自从出关以来，洪承畴对于收复辽沈到底有过哪些功劳，杨振也说不出来多少。
要说他有功劳，或许其功劳就是稳住了辽西兵马和关内支援过来的各路总兵，没有在冲动之下在辽西与清虏发起决战吧。
除此之外，就打了北虏几个部落。
当然了，这个所谓的功劳，在杨振这里就是个笑话。
但是你要说他没功劳，那肯定是不行的，也是说不通的，毕竟他是蓟辽督师，是名义上的关外兵马最高统帅。
而且他是文官。
在祖大寿、杨振都是有爵位在身的情况下，想要进爵一等，或者再给其他出力较多的镇守总兵一级的人物封爵，那就必须支持他也封爵，才能获得朝中文官的支持。
否则以祖大寿留给崇祯皇帝的印象，或者以杨振在朝廷文官心目中的名声，遇到的阻力必定小不了。
杨振心里很清楚，那些文官，齐心协力干好一件事可能很难，但是乱搞一通搅和黄一件事却很容易。
当然，在杨振与祖泽润的“谈判”，杨振也做了一些明显的“让步”。
事实上，他完全可以独占盛京城，但他选择了与辽西兵马共同占领。
一来是为了打消朝中大臣们甚至是崇祯皇帝对自己的猜疑之心。
二来也是为了换取以祖大寿为首的辽西各路人马在接下来许多事情上的合作。
洪承畴麾下蓟辽督师府直属的人马，在战后大概率是要被撤回关内的。
包括宣府镇杨国柱的兵马，在占领盛京，将其名字改回沈阳以后，也没有继续留在关外的理由，如无意外，大概率要撤回关内。
唯有原来的辽西各路兵马和杨振麾下的金海镇各路人马，如果操作得当，是有很大概率分驻关外的。
那么双方的主力兵马最终能不能如愿留在关外，关键就在于双方能不能打好配合，不要互相拆台。
如果杨振与辽西方面起冲突，辽西方面只需要一招，就能让金海镇有苦说不出。
比如说辽东镇镇城所在地的问题。
要知道辽阳城可是最早的辽东镇镇城所在地。
现在辽阳城已经收复了，将来拿下盛京后，整个辽东都收复了，那么辽东镇镇城要不要回到了辽阳城呢？
辽西方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杨振就会很被动。
虽然他相信辽西方面不会这么做，因为将其镇城搬回辽阳城也未必符合现在辽西各路人马的利益，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所以在谈判中，杨振与祖泽润直接明确了，战后辽东镇镇城的所在地只能在锦州城和广宁城之间选择，如果战后辽西各路兵马还叫“辽东镇”的话。
当然，在辽阳城上帝庙的这场“谈判”，只是明确了辽东与辽西以后合作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敲定更进一步的细节问题。
毕竟，盛京城仍然在清虏的手里。
眼下的“大清国”除了在广宁城内至少有两三万的两红旗主力之外，盛京城内还有两黄旗和正蓝旗的主力以及其他盛京八旗的部分主力，盛京城内可用之兵马至少当在五万人以上。
如果算上可以随时征召的盛京八旗满蒙余丁，多尔衮在盛京城内外可用之人力，有可能在八、九万左右。
如果再算上城内的八旗汉军人丁，以及城内八旗王公贵族们庞大的包衣奴才数量，多尔衮他们可以征用的人力，甚至也能在短时间内膨胀到十五万以上。
这是杨振之前与“大清国”的户部右参政邓常春谈话之后大致计算出来的数字。
这次辽阳城之后结束以后，杨振收降了南褚、杨文魁、白尔赫图、毕力克图、全节等人，对盛京城以及盛京八旗数量也有进一步的了解。
盘踞辽沈一带的所谓“大清国”，其国内最多的人口并非满蒙人丁，反而是他们历次入关劫掠带回的汉族人口。
这些汉族人口被带回以后，有的编入八旗汉军各个牛录，这就算是入了旗，有了一定身份地位，会被计入八旗人丁户籍当中。
但是这是极少数，大多数被掳掠而来的关内人口都被分给了八旗螨洲、八旗蒙古的王公贵族、达官贵人之家做了奴隶，也叫包衣人。
而包衣人又分很多种，数量最大的是在旗人田庄劳作，被包衣群体里的上等人庄头阶层看管劳作的包衣家奴。
他们数量最多，但是没有户籍，完全依附于旗下包衣里的庄头人为生，专门负责种地耕作等各种苦口累活，完全是农奴性质的一个群体。
但是也正是这个群体，在几百年后得了解放，却不以其祖先的包衣家奴地位为耻，反以为荣，最爱说自己是某某旗出身，常常引以为傲说自己有什么通天纹。
其实，他们是八旗包衣奴才下面的包衣，是八旗奴婢们的奴婢，在“大清国”内根本没有身份，论地位最是卑贱。
根据邓常春之前的报告和分析，这部分不在“大清国”满、蒙、汉八旗户籍之上的旗下庄户包衣家奴人口，可能多达数十万。
但是庆幸的是，这些人里面的大多数属于包衣奴婢里的“奴一代”，虽然不少人已被掳掠到关外十几年了，但是并未忘记自己汉人身份，许多人表面驯服，但实际上对清虏恨之入骨。
比起原时空三百年后他们那些已经做惯了八旗下人包衣奴婢的子孙们来说，他们的奴性现在还没那么强。
根据邓常春之前的分析，去年底以来，清虏八旗大后方出现的大批庄田逃奴，就是这些人。
只是这些人不在八旗户籍之上，哪怕是身为“大清国”户部右参政的邓常春，也无从掌握这些庄田逃奴到底有多少，还剩下多少。
至于南褚、全节、杨文魁等等这些新附之人，他们也只知道“大清国”的后方地区饥荒严重，但严重到何等程度，他们也无从得知。
不过，现在杨振的心里还是大概有点数的。
因为，就在洪承撰、祖泽润他们到来的前几天，从安东方向传令回来的祖克祥，已经向杨振报告了宽奠堡、通远堡、玄菟城等处的情况。
同时，祖克祥也给杨振带回了征东军中后军总兵李禄的信。
截止到祖克祥前去传令的时候，前后小半年的时间，仅仇震海安东西路辖内，经新奠堡、宽奠堡，越界逃荒过来的清虏庄田逃奴，人口数就累计达到了惊人的五千四百七十一口。
而且其中多是青壮丁口，妇孺只占极少，老弱几乎没有。
此外，通远铺、玄菟城方向，也各自捕获了大量来自清虏境内的越界逃奴。
来自草河堡、连山关方向，涌入金海东路的清虏越界逃奴，小半年下来，也累计有三千余人。
同时，来自富尔江方向、董鄂江方向，涌入玄菟城附近乞食投诚的越界逃奴，累计也有两千余口。
这还不算征东右翼军和金海镇各路人马在辽南这一路打下来的城池及其周边的户下包衣和庄田奴婢呢。
耀州城、牛庄城、海州城、辽阳城，仅仅俘获的八旗人丁生口，包括驻防八旗的家眷及其包衣奴婢，累计已超过七万口。
如果算上战场上被打死的，包括被南褚、白尔赫图、毕力克图、全节他们屠了的满城鞍山驿城内的那些，那就更多了。
可以说，光是今春以来杨振所率人马在辽南地区发起的一连串北伐作战之中，先后斩杀的，俘虏的，投诚的清虏人口，包括各种旗下的包衣奴婢人口，累计就已经超过了十万之数。
如果辽西各路人马顺利拿下广宁城及其周边地区，全歼其所属的披甲、旗丁、眷属与奴婢数万人，那么身在盛京的多尔衮，将来实际可用的人力，满蒙汉八旗全算上，即使把潜力挖尽，满打满算也就是十几万而已。
当然了，如果其外藩蒙古部落来援，或者更北方归附的那些生女真部落来援，那就另说了。
但是即便如此，对比起来，其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因为杨振这边，这几年来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大力引入关内人口，单是金海镇辖内，不仅现有人口已经突破百万大关，而且新的关内人口还在源源不断从海路涌入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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