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民新的案子，虽是南京区提供的线索，可抓到钱民新后，他又是劝降钱民新，又是让他提供最重要的情报。
钱民新记忆力确实不太好，但他能记住的，都是些重要资料。马元放一直潜伏在南京、上海一带，而李达三也一直隐蔽得很好，黄征夫是特派员，都是重量级人物，结果都因为他而暴露。
隐蔽得再好的特工，如果身份信息的保密工作没做好，也是白费工夫。
这让胡孝民更坚定了自己之前的想法，自己的身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现在的身份，知道的只有上海区的区长李公树，就算是书计齐兵，也只知道他的代号，却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
胡孝民笑吟吟地问：“钱先生，南京区的名单，你应该记得吧？”
钱民新说道：“记得是记得，但有些人的地址，我是真不知道。”
胡孝民说道：“记得多少说多少，既然大家成了兄弟，你从军统那边拉过来的人越多，在这边就越受重视。你看万千良，现在是大队长，江之林是总队长，你如果过来，如果没几个得力的手下，也是不好安排的。”
钱民新决意投敌，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都不能给他任何暗示，更不能让他看出自己的身份。
这个时候，必须公事公办。既要树立自己情报处长的形象，也要让钱民新发现不了自己的破绽。
钱民新明亮的眼睛望着胡孝民，似笑非笑地说：“郑士松呢？他好像也带了不少人过来，现在可没好下场。”
胡孝民郑重其事地说：“那是因为他不跟赵部长一条心，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在特工总部，如果不跟赵部长一条心，都不会有好下场！”
钱民新沉默不语，他在考虑，如果自己把部下都招出来，他们是会被处决，还是会同流合污？
钱民新说道：“我考虑一下吧，能否跟赵先生说说，先去劝他们，愿意过来的，就一起搞和平运动。不愿意过来的，由他们去。”
胡孝民笑道：“当然可以。”
他的笑很勉强，可以说是酸楚。看样子，钱民新是真的要投靠特工总部。
钱民新很快招供，同时被捕的上海区助理书计乔春桃，却表现得很顽强。他到特工总部后，大骂这帮汉奸特务，说他们以后不会有好下场，子子孙孙都要被人唾弃。
这些话，正中特工总部这些人的痛处，乔春桃骂得越痛快，他们下手就越狠。这个32岁的汉子，在特工总部惨遭非刑殉难。
胡孝民听到消息后，当时愣了一下。如果钱民新有乔春桃一半优秀，哪怕只推迟几天投敌，再把通讯录在路上处理掉，也不至于连累其他人。
钱民新问：“胡处长，我的家人，能接来上海吗？”
他投了敌，最担心的莫过于家人的安全了。以戴立的手段，如果知道他投敌，恐怕会把他的家人控制起来。
胡孝民安慰道：“当然没有问题，我们会安排人，钱先生如果有可靠的人，也可以让他们去接。”
钱民新投敌的情报，当天下午就传到了上海区，齐兵马上让电台发报，抢在特工总部前面，尽力通知那些人转移。
然而，南京区的动作更快，他们派到上海的人，拿到通讯录后，一个电话就打到了马英良那里，将最重要的情报传了过去。
幸好，通讯录里只记了最重要的信息，比如说马元放、李达三、黄征夫等人，但南京区的人员，却还没有暴露。
等重庆转过来的情报发到南京时，南京区书计魏颂平看到电报，惊得目瞪口呆。昨天还在问起南京谁去了上海，今天就抓到了人。最让他吃惊的是，钱民新竟然投敌了，他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也被敌人搜去。
魏颂平经常与钱民新在一起，他知道通讯录上的内容。作了马元放和李达三、黄征夫之外，还有两个打入汪伪，并且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黄逸光和邵明贤。
黄逸光是一位华侨出身的爱国青年，原籍广东省赤溪县，自幼即侨居于墨西哥。由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就算是在墨西哥这个饱受美国欺凌和内乱的国家，中国“东亚病夫”的恶名也不胫而走。
黄逸光深以为耻，因此他自小就锻炼身体，同时在当地的学校努力学习。在墨西哥的国立师范大学后，他认为当时兴起不久的航空业是一个强国的途径，于是又在当地的航空学校就学，希望自己能够学成报效祖国。
1935年，为了增加自己的经历和见闻，黄逸光和好友开始了环球旅行。在旅行至法国巴黎时，和当时在法国的汪即卿相识。
1937年抗战爆发，黄逸光毅然回国。先去了汉口，在那里，他和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即卿再度会面，汪不仅写了介绍信让他参加空军，还请他在私人寓所住下，意图拉拢
1940年3月，汪即卿还都后，开始了对黄逸光这位他眼中的故交的诱降。黄逸光不为所动，并将此时汇报了上级。这时，戴笠得知这个消息后觉得是个刺杀汪精卫的好机会，于是，空军方面顺水推舟将黄逸光调至军统，准备利用黄逸光和汪即卿的关系伺机刺杀汪精卫。
于是，黄逸光按照指示，假意投靠汪伪前往南京，并住在中央饭店的304号房间。被伪政府委以伪教育部专员及伪中央宣传部编审等职，由于与汪精卫的接触机会不多，因而一时难以下手。
黄逸光徒手打死过老虎，是知名的大力士，他的暗杀手法是准备在汪即卿单独接见时，徒手将汪掐死。
可惜，到南京后，汪即卿一直没空接见他，否则中国这个最大的汉奸就会死在他上。
然而，黄逸光还没动手就已经暴露，他必须通知黄逸光迅速撤离。
除了黄逸光，还有邵明贤，他是浙江分水县百新乡人。早年在家乡教书，后毕业于浙江省警官学校。曾任国民党分水县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瑞安、嵊县公安局长。1930年后，先后任江苏省江宁县警察局局长、贵州省紫云县县长。
邵明贤任江宁县警察局长时，当时的江宁县是首都南京的“模范县”，县长就是后来在汪伪政权的首要份子梅秘书长。
正因为邵明贤与梅之间有这么一层渊源，所以在梅投伪之初，就特地写信邀请正在贵阳办理警察训练的邵明贤前往“襄助”，参加“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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