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哥，慌什么？”周海英转过身，脸上努力维持着一种刻意的平静，声音却比平时低沉了几分，“伟正书记新官上任，总要烧几把火立威嘛。你这点事，说到底也就是个程序瑕疵、沟通不当的问题，未必就能一棒子打死。火候还没到下定论的时候。”他走到办公桌前，手指在冰冷的按键上摸索着号码，似乎在给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这样，你别急，这次我亲自出马，我给省上打个电话，这事……得自上而下才能疏通。”
听到“省上”、“自上而下”这几个字，丁刚紧绷的神经似乎松弛了那么一丝丝，是啊，市委书记已经是东原最大的干部了，能压住于伟正的，除了省里的大领导，还能有谁？市长张庆合？他丁刚心里清楚，张庆合对自己向来不感冒，这条路走不通。他满怀希冀地看着周海英：“大周，您看……这电话是打给老爷子？还是……” 他试探着，心里盘算着周鸿基秘书长的分量。
周海英的手顿了顿，脸上掠过一丝尴尬和烦躁。他当然知道找自己父亲最直接，但周鸿基对子女要求之严格在省城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在这种风口浪尖上，他周海英刚因为龙投集团的事情惹了一身骚，父亲会不会为了一个“外人”丁刚去插手一个地级市新任市委书记的“三把火”？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叹了口气，带着点无奈：“丁哥，你周叔叔……这个时候未必方便直接插手，或者说，他不会允许我插手这种事。你知道的，他一向要求严格。” 他把“不会允许我插手”几个字咬得很轻，却透露出他在父亲面前的无力感。
丁刚的心又沉了下去，脸色比刚才更难看。周海英一时也想不起更合适的人选，气氛有些凝固。旁边的商晨光小心翼翼地提醒了一句：“大周哥，要不……给赵主任打个电话问问？上次咱们的货在你东海被海关查了，还是赵主任疏通的。”
商晨光指的是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赵东，于伟正担任组织部长时的秘书，算是“自己人”。
“赵东？”丁刚摇了摇头，声音里带着失望和无力，“大周啊，赵东现在只是省委组织部的办公室主任，正处级，这个……分量怕是不够吧！他虽然是伟正书记的老部下，关系好，但这种事，找他……怕是说不上话啊！” 丁刚又颇为不满的道，“娘的，我这事真不是什么大事，可要是被这么处理了，我以后在局里还怎么立足？我还不是为了……为了咱们这边的事情方便嘛！” 他刻意模糊了“集团”二字，但意思再明白不过。
周海英心里当然愿意帮丁刚。丁刚这个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位置，是“圈子”里极为关键的一环，平日里为“集团”处理了多少棘手问题？没有丁刚的保驾护航，龙投集团的许多“业务”根本玩不转。帮丁刚，就是在维护这张利益网络的稳定。他拿起大哥大，翻找着通讯录：“丁哥，你的难处我明白。这样，我先找赵东探探口风，摸摸上面的意思。晨光，你先去忙。” 他挥手示意商晨光回避。
电话很快接通，周海英脸上瞬间堆起热情熟稔的笑容：“喂？赵大主任啊！是我，海英啊！方不方便说两句话？”
电话那头传来赵东平稳的声音：“哦，是大周哥啊。你好你好。有什么事吗？” 语调是标准的机关腔，听不出太多情绪。
“哎呀，赵主任，你这当了大官可不能忘了咱这些穷亲戚啊！”周海英打着哈哈，“怎么着？在省城乐不思蜀了？领导都回东原掌舵了，你这位老部下，真不打算考虑考虑回来发展？给新书记当个市委办主任，下一步接秘书长，那可是顺理成章啊！” 他抛出诱饵，试探赵东的口风。
赵东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回答滴水不漏：“大周哥说笑了啊。我们个人的想法不重要，一切都要服从组织安排。我刚到省委组织部工作不久，还在学习阶段，需要沉淀的地方还很多。” 这种冠冕堂皇的套话，周海英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周海英笑容不变，语气却认真了几分：“东子，我啊痴长你几岁，说句实在话。在机关里，跟对人、站准位置，比什么都重要。于部长现在回东原当书记了，正是需要贴心人帮衬的时候。你在组织部门历练过，视野开阔，回来接市委办最合适不过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副厅台阶！”
赵东心里自然清楚于伟正可能对自己的安排，但副厅级？以他现在的资历，可能性不大。他依旧打着太极：“大周哥抬举了。我的事，还得靠你多提点关照呢。” 他巧妙地把球踢了回来。
周海英知道铺垫够了，话锋一转：“提点不敢当。东子啊，今天找你呢，主要是东原这边有点小麻烦，想请你帮着参谋参谋，看能不能在合适的时候，跟书记递个话……于书记刚来，很多情况不了解，不是外人啊，丁刚，咱们丁哥，你也很熟悉了。他在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工作能力很强，就是前段时间在协调曹河县案子时，可能沟通上出了点小误会，被书记在会上点了名。这事吧……其实性质没那么严重。你看，能不能找个机会，跟书记稍微解释一下？或者……了解一下书记具体的想法？”
电话那头沉默了，丁刚紧张地盯着周海英的表情，大气不敢出。终于，赵东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大周哥，”赵东的称呼又变回了最初的疏离，“这件事，我恐怕……真的不方便直接向书记汇报。”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措辞：“首先，书记刚到东原，正在树立威信、打开局面的时候。他亲自在会上点出的问题，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作为曾经的部下，现在又是组织部的干部，于情于理，都不该去干扰书记的决策，更不该去替具体当事人说情。这不符合组织原则，也是对书记的不尊重。”
“其次，”赵东的语气更加严肃，“大周哥，恕我直言，这件事的性质，恐怕不是‘小误会’那么简单。我已经听说了，书记在会上定调是‘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领导责任不可推卸’，这个措辞的分量，你我都清楚。曹河县的事情，李显平在纪委把这个当筹码，争取宽大，现在闹的影响太坏了。这个时候去触碰这个雷区，不是明智之举。”
他话锋一转，似乎给了一丝微弱的希望，但更像是一种无奈的指点：“如果真想争取点空间，我觉得唯一可行的路径，是去找直接经办这件事的部门——市纪委。书记虽然态度强硬，但他非常尊重程序，尊重专业部门的意见。最终处理意见的形成，纪委那边的报告至关重要。如果能在纪委层面，把事情梳理得更全面一些，把丁哥的具体责任边界和过往贡献阐述清楚，让纪委拿出的初步处理意见相对……中性一些，那么最终结果或许还有转圜余地。书记一般会尊重纪委的专业判断。这比直接找书记本人……更实际，也更稳妥。”
赵东最后加重了语气：“大周哥，我真心劝你一句，这件事上，别再想着找更高层的关系去‘压’了。书记现在的位置和决心，不是靠打个招呼就能改变的。除非……是省委主要领导发话。但那可能性有多大？代价有多大？你比我更清楚。抓紧时间，找对路数吧。我这边马上要开会，先这样。”
“嘟嘟嘟……” 忙音响起，电话被挂断。
周海英慢慢放下大哥大，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阴郁的凝重。办公室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他……他怎么说？”丁刚的声音干涩沙哑，带着最后一丝侥幸。
周海英重重地将大哥大拍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他没直接回答丁刚，而是烦躁地拉开抽屉，拿出那盒精致的雪茄，抽出一支，用雪茄剪狠狠地剪掉茄帽，动作带着一股狠劲。他点燃雪茄，狠狠吸了一口，浓烈的烟雾在办公室里弥漫开来。
“听见了吧？”周海英的声音透过烟雾传来，带着一丝自嘲和无力，“赵东……他不敢，也办不了！他让我们去找市纪委，林华西不可能，找侯刚、邹新民！只有这条路可能还有点门！”
丁刚的心彻底沉到了谷底，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他失魂落魄地跌坐在旁边的真皮沙发上，双手捂住了脸：“纪委……找纪委有什么用？华西书记咱们不熟，那个邹新民又是林华西点过将的硬骨头！侯刚……侯刚能顶什么用？”
“顶什么用？死马当活马医吧！”周海英吐出一口烟圈，眼神变得凶狠起来，“赵东有句话没说错，现在只有这条路了！侯刚怎么说也是纪委副书记，冉国栋也是反贪局长，是咱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他们在拟定处理意见的时候，能不能笔下稍微留点情？能不能把‘极其恶劣’写得轻一点？把‘不可推卸’的责任写得……有点客观原因？这都看他们怎么写报告！只要报告写得‘客观’一点，给伟正书记一个台阶下，或许事情就没那么糟！”
他拿起电话，再次拨号，这次是直接打给市纪委副书记侯刚。电话接通，周海英的语气恢复了些许的强势：“侯书记吗？我，周海英！晚上有空没？出来坐坐，老地方，迎宾楼！……对，还有丁局和冉局！……没什么大事，就是哥几个好久没聚了，叙叙旧！……嗯，我知道现在风声紧，但吃个便饭总可以吧？……新民书记那边？啧，你侯大书记这点面子还没有？就说我周海英请客！……好，就这么定了，晚上七点！……什么？他不来？你告诉他，是我周海英请他！就说……朋友聚会嘛，等你消息！”
放下电话，周海英看着瘫软在沙发上的丁刚，自己也深深吸了一口雪茄，辛辣的烟雾呛得他咳嗽了几声。他望着窗外还未融化的雪花，喃喃自语，更像是在说服自己：“走一步看一步吧……这盘棋，现在是越来越难下了。连自己的路在哪儿，我都看不清了……”
丁刚抬起头，看着周海英略显萧索的背影，勉强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带着讨好的意味安慰道：“大周……你也别太担心。周叔叔毕竟还在位置上，树大根深。你……你想继续从政也好，或者找个清闲衙门过渡一下也好，路子总比我宽……”
周海英没有回头，只是夹着雪茄的手指微微抖了一下。以前总觉得于伟正来了，东原就是“自己人”的天下，一切都好办。现在他才真切感受到，权力的更迭和运作，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要冷酷。他用力摁灭了雪茄，那一点猩红的火星熄灭在昂贵的水晶烟灰缸里，如同他此刻的心情。
与此同时，东洪县政府大院，我在县政府小食堂匆匆扒了几口饭，心思却全然不在饭菜上。于伟正书记下午就要来的消息，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头。饭后，张叔应该是空，我第一时间给市长张庆合拨了电话。
“张叔，是我，朝阳。”
“朝阳啊，听说了，伟正书记下午要去你那儿？”张叔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带着长辈特有的沉稳。
“是，张叔。刚刚接到市委办通知。我这心里……有点没底。您看，书记刚到任第二天就直奔东洪，这信号……” 我斟酌着措辞。
张庆合在电话那头笑了笑：“朝阳，领导调研是好事，说明书记关注东洪，也关注你个人。沉住气，按部就班做好接待，把情况汇报清楚就行。别想太多，是好事。”
“张叔，我明白。就是……书记这次来的主题也没明确，我这汇报重点不好把握。总不能真让书记‘随便转转’吧？”我道出心中疑虑。
张庆合沉吟片刻，透露了一点信息：“上午市里开了个整治整改的专题会，书记在会上特别强调了平水河大桥和石油公司的问题，对情况他是掌握的，态度非常坚决，要求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我猜，他这趟去，很大可能是冲着平水河大桥和平稳解决石油公司划转的后续去的。这是省里都关注的重点难点，也是你们东洪绕不过去的坎。伟正书记的风格是快刀斩乱麻，你要在这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张叔的回答印证了我的猜测。挂断电话，我立刻让政府办主任韩俊把平水河大桥和平水河石油公司相关的所有材料，包括事故调查报告、责任认定、后续处理方案、工程修复进展、石油公司划转后的整合情况等等，全部整理好送过来。我没有红旗书记那种过目不忘的本事，只能临时抱佛脚，把关键数据和脉络再捋一遍，力求汇报时心中有数，言之有物。
刚翻开厚厚的卷宗，桌上的电话又响了。是晓阳。
“朝阳？听说于书记下午要去东洪？”晓阳的声音带着关切。
“你这市委大院的消息还不如我们县里快啊？通知早就到了。”我故意轻松地说，想缓解一下气氛。
“少贫！书记刚来，都是郭秘书长在直接服务，我刚在食堂吃饭听人议论才知道。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晓阳的语气认真起来。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呗。书记来是关心，不来是放心。我们做好自己该做的。”我尽量显得轻松。
晓阳却没那么乐观：“三傻子，你别不当回事！这是新书记第一次外出调研，意义不一样！出不得半点岔子！郭秘书长那边……有没有特别交代什么？”
“交代了，说不要到县界迎。不过……该去还得去，这是规矩，也是对领导的尊重。真不去，怕反倒显得我们不懂规矩。”我无奈道。
晓阳叹了口气：“唉，这分寸确实难拿。我也帮不上你什么，郭秘书长现在直接服务书记，口风紧得很。谁也不知道于书记具体什么脾性。稳妥起见，去了总比不去好，挨骂总比失礼强……你自己把握吧。”正说着，办公室门外传来敲门声。
办公室主任韩俊推门进来，脸上带着惯常的沉稳，声音不高不低：“县长，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出发去县界，时间刚好。”
“好。”我应了一声，放下电话，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了些。晓阳的提醒犹在耳边，新书记第一次调研，分量非同小可。我拿起搭在椅背上的藏青色呢子大衣穿上，对韩俊道：“走吧。”
县政府门口，两辆半新的桑塔纳已经发动。常务副县长曹伟兵、分管工业、交通和城建的副县长马立新、分管农业和水利的副县长黄修国，以及交通局局长杨凯，都已经等在车旁。看到我出来，曹伟兵脸上堆起笑容。”
我径直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了进去：“挤一挤吧，轻车简从，就两辆车，伟兵、立新、修国，你们仨坐后面。”桑塔纳的后排空间有限，三个大男人挤进去，确实有些局促。曹伟兵和马立新体型都不算瘦，黄修国稍好，但也得侧着点身子。车子启动，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驶出县委大院，拐上了通往县界的东光公路。
车内气氛有些沉闷。曹伟兵清了清嗓子，试图活跃气氛：“县长，于书记这次第一站就来咱们东洪，这可是天大的面子啊！说明书记心里装着咱们东洪，重视咱们的发展！”
我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覆盖着薄雪的田野和光秃秃的杨树，没有回头，声音平静：“伟兵啊，书记来调研，是工作，是责任。面子是虚的，把工作干扎实了才是实的。书记没明确调研主题，但咱们心里得有数，平水河大桥、石油公司划转后续，这些硬骨头，绕不过去。”
马立新坐在中间，身体微微前倾，指着窗外说道：“县长您看，接到通知后，沿线乡镇都组织清扫了，这路看着干净多了。”他指的是公路两旁，确实比平时整洁，积雪被扫到路沟里，露出黑色的柏油路面和清晰的白线。偶尔能看到穿着臃肿棉衣的群众，还在拿着扫帚在路边清理残余的雪堆和垃圾。
车子经过前营乡刘李庄村口时，我注意到村道旁堆着一大堆碎砖烂瓦和土坯块，像个小山包，旁边还散落着几块断裂的水泥预制板，显得格外扎眼。“立新同志，”我指着那堆杂物，“你看那边，是不是堆了不少垃圾？”
马立新赶紧探头往后看，脸色微微一变：“哎呀，县长，您眼尖！这……这可能是村里哪家翻盖房子拆下来的老屋废料，还没来得及清走。我马上联系前营乡，让他们立刻组织人清理干净！”说着就要掏他那个砖头似的大哥大。
“算了，”我摆摆手，“现在清理也来不及了。记下来，回头让乡里督促村里处理好，别堆在路边影响观瞻，也影响交通。”这种细节，在贫困县太常见了，仓促间难以尽善尽美。
车子很快抵达县界。拱形铁架子上挂着“东洪人民欢迎您再来”的红色横幅。宣传部部长刘志坤带着几个人正在忙碌，更换路边宣传栏的展板。看到我们的车，刘志坤快步迎上来：“县长，您来了。展板马上换好，昨天全市干部大会的照片和南巡讲话的核心精神都放上去了。”
我走近看了看，展板内容详实，排版清晰，照片也选得不错，能看出宣传部是用了心的。“志坤同志，效率很高嘛，辛苦了。”我点点头表示肯定。
刘志坤脸上露出笑容：“县长指示得快，我们就是抓紧落实。市委宣传部那边也很支持，照片是他们第一时间提供的。”
正说着，韩俊小跑过来，压低声音：“县长，市委办郭秘书长电话，书记的车还有五分钟就到。”
我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脚上的皮鞋，蹭了蹭鞋帮上的浮尘。曹伟兵、马立新他们也都不自觉地整理了一下衣领和袖口。气氛瞬间变得更加肃静，只有寒风刮过光秃秃树枝的呜呜声。
五分钟后，一辆黑色的皇冠轿车平稳地驶来，在拱门前稳稳停下。车门打开，市委书记于伟正身着深灰色呢子大衣，围着一条深色围巾，面带温和的笑容走下车。市委秘书长郭志远紧随其后。
我连忙带着众人迎上前去：“于书记，欢迎您到东洪检查指导工作！”
于伟正目光扫过我们一行人，最后落在我脸上，笑容依旧，语气却带着提醒：“朝阳同志，不是说了不用到县界来迎吗？秘书长没传达清楚？”
我立刻解释道：“书记，这里是东光公路的起点，也是我们县交通建设的一个重要汇报点位。我们想请书记从这里开始，看看我们东洪交通的变化。”这个理由虽然有点牵强，但也算站得住脚。
于伟正笑了笑，没再深究，目光转向旁边的展板：“哦？宣传工作抓得很紧嘛，昨天大会的精神今天就上墙了。很好，贯彻市委部署就是要这样雷厉风行。”他走到展板前，仔细看着上面的内容和照片。
马立新立刻上前一步，开始汇报东洪县交通建设的总体情况，数据流利，重点突出。于伟正听得很专注，双手自然地垂在身前，不时微微点头。
“朝阳啊，”于伟正忽然转过头问我，“东洪现在的高标准公路里程有多少公里了？”
我立刻回答：“报告书记，目前建成并通车的高标准公路是171公里。”
于伟正点点头，语气平缓却带着分量：“171公里……这个数字，放在全市来看，是偏低的啊。我记得全市平均水平接近230公里了吧？特别是平水河大桥断了之后，等于东洪的交通主动脉被掐断了，影响太大了。”
“书记说得对，”我接口道，“平水河1-4号桥成为危桥后，我们东西向的主通道基本瘫痪。现在能正常使用的，主要是连接市区的这50多公里东光公路。交通瓶颈，确实是制约东洪发展的最大短板。”
“大桥修复进度怎么样？”于伟正追问，目光锐利。
“1号桥和2号桥主要是加固，工程相对简单，我们争取在今年汛期前完成主体工程。3号桥和4号桥损毁严重，需要重建，工程量更大，预计要到92年底才能完工。”我如实汇报，不敢有丝毫夸大。
于伟正听完，沉默了几秒，看着远方灰蒙蒙的天空，缓缓说道：“朝阳，工程建设有它的客观规律，不能盲目追求速度，安全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行政命令代替不了科学施工。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加重，“你们要深刻认识到，这座桥早一天通车，东洪的发展就早一天摆脱束缚，全县的交通网络就能早一天盘活！这是关系到几十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要有紧迫感，要千方百计往前赶！”
“是，书记！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我郑重表态。
介绍完东光公路的情况，于伟正说道：“走吧，去平水河大桥现场看看。听说旁边还有个平水河水库？顺路也去看看。”
我心里松了口气，明确了调研地点就好办。刚准备招呼大家上车，于伟正却对我招招手：“朝阳，你上我的车吧。路上再聊聊。”
郭志远秘书长立刻会意，对我使了个眼色：“朝阳县长，你陪书记坐后面，好好汇报工作。”说着，他主动拉开了皇冠轿车的后座车门。
我赶紧应了一声，在于伟正上车后，也弯腰坐进了后排。郭志远则坐进了副驾驶。车内空间宽敞，但气氛却因书记的存在而显得格外凝重。
车子启动，沿着东光公路向平水河方向驶去。于伟正的目光一直投向窗外，看着公路两旁稀疏的行道树和远处萧瑟的田野。我注意到路边每隔一段距离就竖着一根水泥电线杆，上面架设着线路。
“书记，您看这些电线杆，”我主动介绍道，“是我们提前规划预埋的。县里和曹河县正在合建一个热电厂，建成后会有部分富余电力需要输送到光明区。为了节约耕地，减少重复建设，我们规划电网时就沿着公路走线。”
于伟正点点头，目光中露出一丝赞许：“嗯，这个思路对头。电力是工业的血液，能源是发展的基础。中央现在高度重视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你们有前瞻性，很好。不过，”他话锋一转，“东洪目前的电力供应，能满足发展需求吗？特别是乡镇企业这块？”
“压力很大，”我坦诚回答，“现有电网负荷接近极限，尤其是用电高峰时段，拉闸限电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也是我们下决心要建电厂的原因之一。”
“能源问题不解决，工业化就是空谈啊。”于伟正总结道，语气带着理论高度，“马克思讲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能源就是驱动劳动资料的核心动力。没有稳定充足的能源保障，再好的项目也落不了地，落地的也转不起来。你们抓电厂建设，是抓住了关键。”
在车上，于伟正又问了不少关于东洪产业结构、农业基础、乡镇企业发展的问题。他问得很细，也很专业，从农业种植结构、亩产效益，到乡镇企业产值、利润、吸纳就业情况，再到市场销路、面临的困难，都一一问及。这让我有些意外，他展现出的对经济工作的熟悉程度，远超我对一位“政工干部”的预期。看来这位新书记，绝非只会讲原则的“空头理论家”。
车子颠簸着驶近平水河。远远望去，曾经横跨两岸的大桥只剩下几根孤零零的桥墩矗立在冰冷的河水中，像几根巨大的断指，诉说着曾经的灾难。桥的两头，碗口粗的圆木横亘在路中央，上面挂着醒目的木牌：“危桥改造，施工重地，禁止通行！”
车子在警戒线外停下。众人下车，寒风裹挟着河水的湿冷扑面而来。于伟正站在断桥边，面色凝重，久久不语。我上前一步，详细汇报了大桥损毁的原因、程度以及目前的修复方案和进度。
听完汇报，于伟正缓缓转过身，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声音低沉而有力：“触目惊心啊！怪不得省委领导震怒！这哪里是桥断了？这是民心断了！是发展的希望断了！沈鹏之流，为了一己私利，置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于不顾，死不足惜！处理他，不是重了，我看是依法依规，罚当其罪！”他顿了顿，语气带着深深的痛惜，“一座桥的损失，何止是几百万的钢筋水泥？它耽误的是东洪几十万群众脱贫致富的时间！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离开断桥，车队转向平水河水库工地。水库大坝已见雏形，但寒冬腊月，工地上冷冷清清，只有几个看守工棚的工人裹着棉大衣在远处张望。我们站在高高的河堤上，俯瞰着已初具规模的水库库区。
这时，一个戴着破旧棉帽、穿着臃肿棉袄的老汉，牵着四大两小六只山羊，慢悠悠地从堤下走来，羊儿低头啃着堤坡上枯黄的草根。
于伟正目光被吸引，抬手指了指：“走，过去看看。”说完，便率先迈步向老汉走去。曹伟兵下意识地想喊老汉过来，被于伟正抬手制止了：“别喊，我们过去。”
一行人走到老汉跟前。老汉约莫六十多岁，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饱经风霜。看到我们这群干部模样的人走近，他停下脚步，不慌不忙地拍了拍沾在棉裤上的草屑，眼神里带着农民特有的朴实和一丝警惕。
于伟正蹲下身，尽量与老汉平视，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老哥，放羊呢？这几只羊，长得不错啊，过年能卖个好价钱吧？”
老汉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被旱烟熏黄的牙齿：“托政策的福，今年光景比往年强点。公粮交得少了嘛！以前要交三成，现在顶多交两成。一亩地少交几十斤，俺家五亩地，一年能多落下一二百斤粮食呢！”他语气里带着满足。
我适时补充道：“书记，之前东洪的提留统筹比例偏高，去年我们按省里要求，统一调整到了20%以内，和全省基本持平了。”
于伟正点点头，又问老汉：“老哥，你觉得现在日子咋样？有啥难处没？”
老汉搓了搓粗糙的手，憨厚地说：“日子嘛，只要人不懒，肯下力气，饿是饿不着。有地种，有粮吃，闲了喂几只羊，年底卖了换点零花钱。家里再喂头猪，过年杀了吃肉，手头就宽裕些。”他顿了顿，似乎想起什么，又说道，“就是……就是这‘摊派’还是有点多啊。挖河要钱，修路要钱，像俺这岁数大、出不了力的，只能交钱。这也要捐，那也要捐，一年下来，也得几十上百块，负担也不轻哩。”
老汉的话很朴实，却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知道他说的是实情。农村“三提五统”和各种公益事业集资摊派，在90年代初的贫困地区是普遍现象，也是农民负担的重要来源。
我立刻解释道：“书记，按照政策，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制度是并行的。能够出工的，可以顶替部分集资任务。像这位大爷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我们也在想办法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来逐步减轻负担。”
于伟正听完，没有立刻说话。他站起身，目光投向远处苍茫的田野和尚未完工的水库大坝，神情凝重。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农民负担问题啊，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我们发展经济，搞建设，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我们的发展，是以加重农民负担为代价，那就背离了初衷，走偏了方向！朝阳同志，”他转向我，语气严肃，“东洪是农业大县，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是稳定农村、发展农业的头等大事！这方面，你们县委县政府要深入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既要保障必要的公益事业投入，更要坚决把不合理的负担减下来！要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而不是负担！”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县乡干部，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我们下来调研，不是来听歌功颂德的，就是要听真话，看实情，解难题。这位老哥的话，很朴实，也很真实。这就是我们工作的镜子。大家都要好好想想，我们制定的政策，推进的工作，是不是真正符合群众的利益？是不是真正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党的根本宗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
凛冽的寒风中，于伟正的话语掷地有声，带着深刻的理论思考和沉甸甸的责任感。在场的干部们，包括我在内，都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更是一种鞭策。
离开水库，车队驶向东洪县城。最后一站是划转后新成立的县石油生产公司。公司党委书记、厂长田利民早已带着班子成员在厂门口等候。厂区里，巨大的储油罐和锈迹斑斑的炼化设备无声矗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石油味。
田利民是个精干的中年人，汇报起来条理清晰：“……报告于书记、李县长，按照市里部署，原石油公司销售业务和部分人员已整体划转省石油公司。我们保留了钻探大队和炼化厂，成立了新的东洪县石油生产公司。目前……公司经营比较困难。”他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苦涩，“主要是国际油价波动大，国内成品油价格偏低，而我们开采和炼化成本高，加上设备老化……去年一年，账面亏损……四十三万元。”
“四十三万？”于伟正眉头微蹙，目光锐利地看向田利民，又转向我，“朝阳，我记得胡玉生案，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查实的是多少？”
我心中一凛，知道关键问题来了，沉声回答：“报告书记，经公安机关查证和审计确认，胡玉生利用职务之便，在设备采购、原油盗窃等方面，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五百五十万元以上。这还不包括因管理混乱、设备损坏导致的间接损失和国有资产流失。”
于伟正的目光扫过那些略显陈旧的设备，最终停留在远处高耸的烟囱上，沉默良久。寒风吹动他大衣的下摆，他的身影在空旷的厂区里显得格外挺拔。
“五百五十万……”于伟正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在寂静的厂区里回荡，“同志们，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这是一笔沾着国家鲜血、浸透人民汗水的巨额财富啊！它足够我们建多少所学校？修多少公里路？解决多少贫困户的温饱？”
他猛地转过身，目光如电，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语气陡然变得无比沉痛和严厉：
“一个人！一个利欲熏心的腐败分子！就这么毁了一个厂！毁了一个产业！毁了我们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毁了一个地方的发展根基和声誉啊！这能只算经济账吗？我看不能啊！”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积蓄力量：“看来是处理轻了啊，这样的败类，这样的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党纪国法！不杀，不足以震慑后来者！”
我听完之后，心里暗道：“看来，胡玉生死罪难逃!”
“杀一儆百，除恶务尽啊！同志们，我来东洪，就是定调子，就是递刀子，就是得罪人的。东洪的教训，必须成为全市党员干部特别是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一面镜子！谁敢把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谁敢再把手伸向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党纪国法的铁拳，就一定会让他身败名裂、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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