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临朝理政的冯太后，面对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人心的问题。虽然，和她首次临朝的时间，已经过了将近十年时间了。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时间内，掌管朝政的献文帝，并不是一个无道的君主。他延续了冯太后在首次临朝时，所施行的许多政策理念。同时，献文帝也算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掌权期间，对外扩张，对内加强管理。整个北魏的朝堂，还是属于发展向上的趋势。
正因为，献文帝算得上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所以，在他的身边还是有着很多的拥簇者。对于他的暴毙，朝廷上下也是议论纷纷。此时，再次掌权的冯太后。首先要做的，自然就是稳住人心。获得大多数朝臣的支持，这样她的位置才能坐稳，北魏才能安稳。
为了北魏的长治久安，巩固自身的权力地位，冯氏巧妙地运用恩威并施的策略。首先，就是打击那些自己的政敌，以及威胁到朝堂的潜在威胁。
上位后，冯太后对当初诬陷并害死李弈的李欣，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不仅，为她曾经的心上人报了仇。而且，也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威慑了那些像李欣那样，随风摇摆的小人。
对于一些不法之徒，如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等，他们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直接被处以极刑。与此同时，那些为官清廉正直的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嘉奖和赏赐。
为了实现大权独揽，冯太后甚至以谋叛罪，诛杀了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为了消除潜在的隐患，她不惜大开杀戒，导致因猜忌嫌疑而遭灭门的有十余家，死者多达数百人，天下人皆为之喊冤。
然而，冯太后对于那些明显没有政治野心的人，往往能够加以安抚笼络。例如，献文帝的亲信内三郎娄提，曾因献文帝遇害，而愤然拔刀自刎，幸而未死。冯太后不仅没有怪罪他，反而下诏嘉奖他的节义。冯太后的这一举动，使得一些心怀不满的大臣为之感动，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这种决断的恩威并施的手段，很快就让人心稳了下来。冯太后不仅迅速清算了政治对手，而且，还很快笼络了人心。当然，也体现了冯太后作为女权人的杀伐决断。其中，也有不少人冤死在冯太后集权的路上。可是，这个就是权力，这就是政治。
解决和威慑了，对于自己有威胁和不满的人。接下来，冯太后要做的，就是培育属于自己的亲信和政治核心班底。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冯太后注重培养和扶植贤能之士，组成一个对她忠诚的领导核心班底。这个领导集团成员背景多样，来自各个不同的势力代表。包括拓跋氏贵族、汉族名士、朝廷大臣和内廷宦官。其中的汉族名士，不少还是她的内宫宠臣。
李弈被杀后，冯太后在个人生活上依然毫无顾忌，许多健壮英俊的男子，成为她的新宠。这个时候，没有了束缚的冯太后，对于私生活放的更开了。几乎就是明牌，为自己挑选后宫的男宠。
对于这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冯太后委以重任，视为心腹。他们成为她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和股肱之臣。比如自称太原人的王睿，自幼继承父业，精通天文卜策之术。当然，王睿还因为自己的容貌俊美，得到冯太后的宠幸，被越级提拔为给事中。不久，又被拜为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借助于冯太后的宠爱，王睿经常在晚上出入冯太后宫中，得到了冯太后赏赐的大量珍宝和绫罗绸缎。
另一个男宠是陇西的李冲，他因才能出众而受到重用。但其风度翩翩、容貌俊美，也逐渐被冯太后看中，成为她的情人。冯太后常将珍贵的御物赐予他，原本清贫的李冲因此变得富有。冯太后临朝期间，李冲以心腹之职尽心尽力，太和年间的许多改革措施都有他的参与策划。
冯太后去世后，李冲对孝文帝忠心耿耿，处事明断谨慎，孝文帝对他也“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君臣之间情义深厚，史称“君臣之间，情义莫二”。
除了这些宠臣外，拓跋丕、游明根、高闾等当时的名士，也都得到了重用。每次赏赐王睿等人时，冯太后必定将拓跋丕等人一同列入，以表明她没有私心。这些人，构成了冯氏临朝时期的核心心腹集团。
从后来的记载来看，冯太后虽然因为个人的生活所需，大肆宠幸男宠。不过，能够成为她的男宠。除了长相俊美之外，还得自身有所才。当然，最最核心的就是忠心，忠心于冯太后，忠心于北魏。没有争权夺利的小九九，这样才能在冯太后的身边得到重用。
除了这些前朝的俊才，冯太后还培育了一班特殊的宦官队伍。冯太后对于一些有能力的宦官，委任力度很大。
宦官通常在宫中供职，时常在帝妃身边生活。冯太后临朝听政后，对其中有才能的人也视为亲信。因此，像抱嶷、王遇、张佑、苻承祖等，原本处于底层的小宦官得到了提拔，在一年内就晋升至王公之位。冯太后利用他们，出入宫廷禁地，预先得知机要之事，形成了“中官用事”的局面。
然而，在冯太后临朝听政的时期，并没有出现宦官专权、胁迫朝廷的现象。这是因为冯太后虽然利用宦官处理事务，但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据《魏书》记载，冯氏为人严厉精明，即使是对自己所宠爱的人，也不会放纵他们。她身边的侍从，即使只是犯了很小的过错，也会被她下令鞭打。但她生性宽厚仁慈，豁达大度，不会记仇，事后仍然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甚至，有人因为被责打而变得更加富贵。因此，“人人怀于利欲”，始终都忠诚地效忠于冯氏。大意就是，人人都因为自己的私利，而有所求。能满足他们这个私利的，只有冯太后。因此，他们都忠诚的效忠于冯太后。
由于成功地培育了一个忠心耿耿的政治集团，冯氏的临朝专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朝廷中大大小小的事，都要向太后禀报，由太后定夺。太后聪明，能忍，做事果断，能成就大事。该赏赐的赏赐，该惩罚的惩罚，决定很快，很多时候都不用皇帝插手。因此，她的威望和权力兼而有之，震动了朝廷内外。
前朝，有一些有学有识的治国理政之仕。后宫，有能接通前朝和宫闱的宦官。这样，冯太后就给自己搭建了一套很稳固的施政班底。这些人，全部都有所用。而且，只被冯太后所用。因而，在稳定朝堂人心，搭建核心政治班底之后。冯太后的那些施政理念，就可以很快很顺利的向下推行了。
公元477 年，也就是冯太后二次临朝的第二年。她开始有意识地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并致力于推行汉化。
北魏孝武帝的汉化改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和作用。历代许多学者，都充分肯定了这一个时期的汉化改革。这次改革，不仅促进了北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为后来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然而，孝武帝改革的理念和萌芽，确是他的奶奶冯太后给他种下的。
作为一个拥有超前政治视野的女权人，结合历史和当下实情。可能，在冯太后的心中，很早就有了汉化的想法。不过，北魏毕竟是鲜卑族建立的王朝。这种少数游牧民族，更加推崇的是用武力征服，而不是思想的引导。这种理念，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强如冯太后，她想要扭转鲜卑人的理念。还是需要长时间的铺垫，和一系列改革的推动的。
公元483 年十二月，冯太后果断下令，严禁“一族之婚，同姓之娶”。需要说明的是：“一族之婚，同姓之娶”，是古代中国的一种婚姻习俗。它指的是同一族姓之间的男女，可以相互通婚。这种习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非常普遍，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习俗逐渐被禁止，因为它会导致近亲结婚，增加遗传疾病的风险。
冯太后为了北魏长久的的发展，以坚定的决心，对鲜卑的旧俗进行婚姻制度上的改革。这一举措，旨在打破血缘婚姻的限制，推动鲜卑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
公元484 年六月，冯太后下诏颁布俸禄制度，为官员们制定明确的薪俸标准。在北魏早期，统治者们热衷于发动掠夺战争，官吏们也积极参与掳掠行动，并通过接受赏赐来获取财富，而没有固定的俸禄。这种原始而落后的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导致了贪官成群结队地出现，贪污之风盛行，吏治一片败坏。
尽管后来的统治者多次试图整顿吏治，但效果却微乎其微。然而，公元485 年，冯太后决心改变这一局面，制定了俸禄制度。她明确规定，自实行俸禄制度以后，凡是贪赃达到一匹布的官员，都将被处以死罪。
这一举措，无疑是对贪污腐败行为的严厉打击，显示了冯太后整顿吏治的决心。俸禄制度的实施，为官员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减少了他们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财富的动机。同时，对贪赃行为的严惩也起到了警示作用，有助于树立官场的清风正气。
冯太后的改革举措，对于改善北魏的吏治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范例，也为北魏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建立合理的俸禄制度和严格的法律制裁，冯太后力图打破以往的陋习，塑造一个更加公正、廉洁的政治环境。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有助于规范官场秩序，还为国家财政管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接着，公元485 年开始，冯太后亲自出马，主持推行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均田制和三长制。均田制是一种土地制度，它规定了每个成年男子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田地用于耕种，并要求他们向国家缴纳赋税。这种制度有助于确保农民有足够的土地来维持生计，并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均田制也对土地的分配和使用进行了规范，防止了土地兼并和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三长制则是一种基层社会组织制度，它以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分别设立邻长、里长和党长。这些地方官员负责管理户口、征发赋役等事务，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通过三长制，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人口信息，便于征税和征兵，同时也能有效地解决土地纠纷和治安问题。
均田制与三长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北魏时期的重要政治制度。它们不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还提高了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增强了国家的实力。此外，这两种制度，也为后来的隋唐时期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之一。
均田制的实施，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分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为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三长制的建立，则完善了基层管理体系，加强了国家对地方的控制，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这些改革措施给北魏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它们不仅改变了鲜卑族的传统习俗，促进了民族融合，还规范了官员的俸禄制度，提高了政府的治理效能。均田制和三长制的推行更是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北魏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冯氏的改革举措展现了她的智慧和果断，也为后世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她的改革精神和政策措施，对北魏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时间段，冯太后还主导制定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她高度重视儒家教育，率先在地方设立乡学，每一个郡都设置博士两人，助教两人，学生六十人。在此之后，大郡额外增设助教两人，学生人数增加到一百人；小郡的学生也增加到八十人。
她对孔子极为尊崇，下诏祭祀孔庙，并封孔子的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同时，她废止了鲜卑族的原始巫术，严厉禁止鲜卑同姓通婚这一落后习俗。
这些举措，可以说是孝文帝后来推行汉化政策的先兆和铺垫，为北魏的汉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冯氏的汉化政策有助于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文化交流，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可以说，冯太后的二次临朝，虽然是踩着献文帝离奇死亡的流言上位的。但是，这一次的临朝，让冯太后的所有施政理念都得到实行。不论冯太后的政治手腕是否毒辣，当下她对于北魏政策的改革和推进。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是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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