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聂建华一门心思地做他的汽车专卖店。他也时常往外跑，但都是去看车展，去其他区的汽车专卖店、4S店闲逛，“讨着儿”。尽管他想尽办法，店里的生意仍然是不温不火地。房租、水电、人员工资，这只出不进的态势令他脊梁骨发凉。
他想到吕一鸣，可人家刚当了爸爸，还在成都逍遥呢，他知道自己不方便打扰。他清楚，再这么下去，自己恐怕撑不了多久。他想起吕一鸣说的那个越野俱乐部，那不是可以先收些会员费吗？想到这儿，他来了精神。
他开店这里的确偏僻，天一黑街上就没什么人了。
他想起在黄村时，挺晚回家都能吃上口热乎的。想想老妈说的不无道理，灶间那么大，灶里的火常年不灭，大铁锅上高高的笼屉里总留着饭菜。不管是刮风下雨、冰天雪地，一进门，就能从里到外地暖和起来，尤其是胃。
自打那一片拆了，聂建华感觉吃饭都不香了。开始他以为是自己天天泡面，把胃口吃得寡淡了，就找了个羊蝎子火锅。进门时浓浓的香料味冲进鼻腔，他浑身一震。但当那些化过冻的肉放进嘴里时，他却有一种味同嚼蜡的感觉。
嗯，应该是一个人吃火锅太寂寞了。他看看这饭馆里，一团团热气笼罩下，是一桌桌推杯换盏的人们。吆喝声，上菜、点菜的声音；有客人走了，伙计收拾桌子的声音，混杂在一起。能在这样的环境里聊天，那人得多有热情啊。唉，自己真是糟践东西，他都想拉伙计过来一起吃，但看伙计忙得脚不沾地，自嘲地笑笑。他起身要去结账，伙计却过来问他要不要打包。
“怎么打？连锅端啊？” 他没喝多少，却满嘴酒话。
“嗨，您看我怎么这么没眼力见啊，您这么大的老板，哪能在乎这点儿东西，下回来给您打个折。常来，您馁。” 伙计的嘴都是这么油滑的吗？聂建华琢磨着，这伙计跟着我做销售倒挺合适。
从热气腾腾的火锅店里出来，他的脸被冻得发痒。两只手不住地搓着，还哈着气，依然很冷。他想起自己从开了这家汽车专卖店，一直偷偷住在店里，要不仗着这里是远郊区，他怕早就被罚款了。
唉，也不知道老妈住哪，她难不成一直住在医院里？这个年纪应该是更年期吧？现在闹得，大哥自从拿了拆迁款就一直没露面。大嫂那人也真可以，都不知道上医院去看看老妈。老妈总催我相亲，估计是想抱孙子。大哥是给她生了孙子，可那孙子跟老妈不亲。
他胡思乱想地走在街上，路灯间距很大，很多地方黑洞洞地。他想：自己住在店里也有一个好处，自己就是保安了。不过，这是北京，哪有什么治安案件呐。他想抽烟，却舍不得挨冻，两手揣进袖口里，急急地往回走，心想到店里怎么也比站街上暖和。
电话响了，是黄坎。
“呦，妹夫，这大老晚的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别跟我说你欺负我妹妹了哈，小心我揍你。你也是，怎么不早点打电话，刚刚那一锅肉算是白瞎了。” 聂建华的话里酒精浓度依然挺高。
“你这是又喝了不少吧？在店里呢？我找你去，还是你过来？咱妈不见了。” 黄坎说道。
他的口气里没有一丝慌乱，这种平静让聂建华心头划过一丝不悦。
“不见了？你什么意思？” 聂建华的酒醒了大半。
”你在哪儿？我过去找你吧。“聂建华慌了，这大老晚的，天又这么冷？一个老太太能上哪儿去？忽然间一个可怕的念头从脑子里冒出来，但他觉得自己多虑了，老妈都一个人过了这么些年了。她怎么会突然就想不开了，难不成病不是装的，是真的？
汉人的传统，死亡是一个被避讳的话题。人们往往不愿意谈论死亡，甚至避免使用与死亡相关的词汇，他们会用“去世”、“逝世”、“过世”等词汇来代替“死亡”。
死亡会令亲朋好友非常悲伤，因为意味着生命的结束，也意味着诀别。这种态度反映了汉人对生命的珍视和对死亡的恐惧。
聂建华没有亲眼目睹老爸的死亡，在他心里死亡就像一团雾，飘来飘去，让人揪心随时会下一场大雨。没亲历过老爸的死，不意味着他的心里的悲痛就比亲眼见过老爸去世的小聂和大哥聂建国少。因为他总想一个问题，老爸去世时，如果自己在场会怎么样？
听小聂说：老妈当时的样子可吓人了，开始一声不吭，脸色煞白，嘴唇都发紫。等外人都走了，”哇“地一声就哭开了，像火车拉着长鸣。眼泪流到脖子都不擦一下，嘴里一直叨念着：”他爸，你不管我了呀，让我和你一起走吧。“
小聂的老妈和很多普普通通的北京老太太一样，总把一句话挂在嘴上：“我一辈子伺候你们老老小小一大家子，我算是活够了，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你们看着办。”
开始她这么说，家里人都哄着她：“妈，您快别这么说，您一点儿也不老。”
说得多了，家里人好像都有了免疫力一样，装作没听见，对她置之不理。她住院这么久，老大聂建国的媳妇只去医院看了一次，用老妈的话说：“屁股都没坐热就颠了。”
拆迁的政策是离百姓最近的政策，关注度极高，“研究者”众多。之前拆迁按人头算，后来一听说按占地算，很多家就开始加高房子。
那时候进村的施工队，都是居民自己从劳务市场找来的，也有的为省钱从街边等活的人里划拉几个就开干。找来的施工队一般都七拼八凑，建房质量当然麻绳拎豆腐提不起来。好在就是装装样子，那时候在村里能垒鸡窝的人就能盖房。可毕竟是加盖一层，人还在楼下住着，这些人也真够胆大。施工队的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干着，邻居则在一旁监工，还一边发布着拆迁的实时报道。心里想着自己家的占地面积增加了不少，拆迁的时候就能多拿一些补偿款。
那时候，老大聂建国也带着媳妇回到黄村住，一来凑人数，二来，老大媳妇总说帮老妈把平房加高，但老妈就是不吐口。
这期间盖房子的都是悄没声地，不像之前村里有人家盖房，那都鞭炮齐鸣，还要办酒席，请大家去暖房。这次盖房都不敢出声，说是要给拆迁办一个感觉，房子本来就是两层，不是新加高的。
老妈说：“要盖你们自己掏钱买材料、请人，我不拦着。搁我这提心吊胆的事，不掺和。反正将来分再多房子我也住不上了，我还能活几天啊。”
听了这话，老大媳妇直翻白眼，心想：老妈真够不给面儿的，还说这么不吉利的话。眼瞅着赚钱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她一劲儿地埋怨老大聂建国。
后来，邻居们的计划落空了。就在他们房子快要封顶的时候，拆迁办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村里。说他们正在施工的属于违规建筑，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拆除加盖的部分。
邻居们虽然心里很不服气，也只得按照政策办事。这时候老大媳妇蔫了，不吱声了。不久又传出村里死人的消息，说是一个被请来加高房子的人，拆除时被上面掉下来的砖砸破头，当时就咽气了。这下事情闹大了，拆迁办把房屋分配的计划提前了，让分到新房的住户限期搬走，还可以追加奖励，他们集中精力解决私自雇用工人，和被雇人身亡的事情。
聂建国和聂建华提前拿到了新房钥匙，从北京南城直撩到了北城。
开始，聂建国抱怨：“撩出这么远，还不是远郊。”
可二弟聂建华的一句话让他心里好受多了。
“大哥，这不一样的。咱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区，号称住了三十万人呢。再说离亚运村不远，黄村跟这里比，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再说，让咱自己掏钱买这里的房子，你也掏不起那钱不是吗？”聂建华说道。
大哥想想也对。这小区大的公交车都在小区通过，正门、东门都有一站，你就知道这里够多大了。
本来，老妈一直说和老大聂建国一家住一起，他们分到的是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有一百四十平。可一直没听说大哥去医院接老妈，二哥聂建华猜想一定是大嫂想变卦，不想让老妈去他们那里住了，想着要不就接老妈来自己这里住，自己分的是一套两居室，只是一直忙店里的事，还没来得及收拾。偏巧这时候老妈就“不见了”。
老妈的病是真的，她得的是肝癌，最近开始疼得出汗，没人的时候，她在床上哼哼。医生开出了治疗方案，说是要花不少钱，她只是笑笑。提前搬家给了三万块，她自己留起来了，现在刚好派上用场。她把黄坎叫到医院，口述了遗嘱，说黄坎以后就是小聂他们兄妹三人的家长，黄坎受宠若惊。
老妈去了老爸的坟上，就坐在老伴的墓碑前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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