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衙门、各官员在非朝会日，可以依据既定的法律、政策和自身职权，独立处理事务。这既是效率的提升，也是对专业分工的尊重，是现代官僚制度的雏形。
其二，是体恤臣工，保障其休息与处理私人事务的时间。 连续的每日朝会，尤其是在凌晨时分便要起床准备，对官员的身心是极大的消耗。高要规定的五日一朝，实际上是为官员们提供了制度化的“休沐”时间。
这能让官员得以从繁重的朝政中暂时抽身，处理家事、休养身体、读书思考，从而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一个精力充沛、生活稳定的官僚集团，其行政效率与忠诚度自然会更高。
其三，是“广开言路”的配套措施。 高要鼓励臣子在有不同意见时随时可以说明，这并非一句空话。减少了固定朝会的压力，官员们反而有更充裕的时间去调研、思考和完善自己的奏议。他们可以在非朝会日，通过规范的奏疏渠道，或者请求单独召见的方式，从容不迫地陈述己见。这种环境，比在每日朝会的紧张气氛中仓促发言，更有利于产生真知灼见。
当百官还在座椅上，一边记录一边消化着高要关于内阁、六部、三司的新制度构想时，高要已然进入了这次朝会的核心环节——宣布内阁人选。此前虽有零星的册封，但那更多是迁都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和过渡安排。此刻，才是真正奠定新朝权力格局的历史性时刻。
“好了，既然大家都已经清楚了内阁的位置，那么接下来要宣布的便是进入内阁的人选。”高要的声音平静而有力，瞬间将所有人的思绪拉回，整个大殿鸦雀无声，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期待。
“萧何，辅佐孤建立基业，功劳甚大，加封内阁首辅，大学士，一品护国公，另外赏赐咸阳住宅一处，奴仆三百，三万金！”
这道旨意，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萧何作为从龙元勋，其卓越的行政才能、稳定的后勤保障以及对全局的掌控能力，早已是政权运转不可或缺的基石。内阁首辅之位，非他莫属。群臣对此并无异议，只是静静地等待着程序性的谢恩。
然而，“一品护国公”这个封号，却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萧何本人和群臣心中激起了涟漪。萧何立刻出列，跪地谢恩，但内心却瞬间闪过无数念头：“王上素来反对爵位世袭，认为其是前朝积弊之源，为何今日突然自破其例？此举意欲何为？”
高要似乎早已预料到众人的疑惑。他不等窃窃私语声响起，便清晰地阐释了“护国公”的性质：“一品护国公，属于名誉职位，本身并不拥有任何权利，但却可以享受一品护国公的特殊待遇，死后能够葬入皇帝陵寝附近，同时每年都能够领取特殊的俸禄，并且所言可直接到达朝堂。
就算护国公身死，百年内，其子嗣依旧享受同等待遇。”他进一步强调，“此称号唯有对朝廷有过巨大贡献者方能获得，并非独立的世袭爵位，只是一个能够获得奖赏的封号。”
这番解释，让在场众人，尤其是萧何，恍然大悟，继而心生叹服。高要此举，可谓一石三鸟：
荣誉激励，超越物质： 高要敏锐地抓住了古代士大夫最高的人生追求——“青史留名”。能够葬入君主陵寝附近，是与君主共享宗庙祭祀的至高荣誉，象征着其功绩与忠诚得到了最高认可，足以光耀门楣，流芳百世。这种精神层面的激励，其效果远胜于单纯的土地和金银赏赐。
化解矛盾，坚守原则： 通过明确“名誉职位，并无实权”，高要巧妙地安抚了那些反对恢复爵位制的官员。他并未推翻自己过去废除世袭爵位的政策核心，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更高级的荣誉体系。这既酬谢了功勋卓着的元老，又没有开历史的倒车，避免了形成新的特权阶级，维护了政治改革的纯洁性。
稳固核心，施加笼络： 给予萧何如此殊荣，并将其家族与王室在象征意义上紧密绑定，极大地巩固了萧何及其政治派系对高要的忠诚。这等于向天下宣告，萧何是其最信任、最倚重的臂膀，任何对萧何地位的挑战，都可能被视为对王权本身的不敬。
紧接着，高要抛出了第二个，也是更具争议的任命：“张良，功劳甚大，加封内阁次辅，大学士，二品护国公，赏赐咸阳住宅一处，奴仆三百，两万金，另兼任军机处参谋总长！”
此言一出，殿中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无数道目光，或惊诧，或疑惑，或嫉妒，齐刷刷地投向了出列谢恩的张良。按照传统的“论功行赏”序列，紧随萧何之后的，理应是战功彪炳的曹参，或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韩信。张良虽智计百出，但更多是战略层面的贡献，且在政权中的资历与根基，似乎并不如前二者深厚。
张良本人也感受到了这“如芒在背”的压力，他恭敬地领旨，心中却飞速盘算着高要的深意：“王上此举，是将我置于炉火之上啊。是真心倚重，还是以此敲打，平衡各方势力？”
高要的这项任命，绝非一时兴起，而是基于对未来的长远布局，当然了，曹参也会是次辅，只是放在后面宣布而已，
高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制衡朝局，引入活水： 优先将曹参或韩信置于次辅，容易形成以军功集团为主导的内阁，可能导致文武失衡。
擢升张良，这位更多以谋士身份出现、与各方势力瓜葛较少的局外人，可以有效制衡萧何可能过于庞大的行政权力，防止内阁铁板一块。张良的超然地位和智慧，使他能够成为各方利益的协调者。
发挥所长，构建智库： 让张良兼任新设立的“军机处参谋总长”，是真正的知人善任。高要宣布建立军机处，意在将军事决策专业化、制度化。他明确表示要“彻底放弃参与了”，这标志着其统治风格从“事必躬亲”向“总揽大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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