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一章 制度代价与外部形势
【计划经济是靠国家力量整合的经济体制，虽然这种制度可以调控国家的发展重心，优先侧重发展工业化。
这对那时需要追赶世界的新中国来说，当然是有很高的适应性，是需要的。
但它毕竟是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
比如强行适应分配制度，抑制物价，导致很多国营企业贴本经营，年年亏损是常态。
轻工业品短缺与重工业产能过剩并存。
还有缺失了激励机制，生产积极性不如自由市场。
以及计划调节能力达不到预期。
自由市场经济是会自适应供需关系的，有需求，企业才会去生产，如果产出大于市场需求，就会导致花成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形成库存和亏损。
而计划经济想要实现自由市场那样恰到好处地分配好所有商品的供需关系，需要统计数量庞大的商品种类、各工厂的生产能力、人口需求、制造成本、物价可承受能力等等浩如烟海般的数据，最后再进行一次数据同样多到浩如烟海般的分配计算。
这里面所需的计算能力是极其恐怖的，哪怕有计算机算力辅助，但光是收集和统计数据这一步骤，就不是单纯依靠计算机就能做到的。
何况那时的新中国还根本没有像后世一样先进的计算机，计算工作还是得靠大量专业人员去承担。
就比如苏联计委在1980年代需处理两万五千种物资、一亿五千个数据项，仅莫斯科市的物资平衡表就需三千名专业人员耗时三个月编制。
这样的统计和计算工作再放大到全中国，可像这里面有多么地困难，又多么难以避免出错。
最重要的是，就算耗费巨大努力完成了第一次供需平衡的分配统计，可各项数据是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
比如技术发展提高了生产力、经营不善降低了生产力、自然因素影响了生产力、人口增长增加了分配需求等等。
这些信息需要收集起来之后才能进行新的统计和计算，这就形成了无法避免的滞后性。
往往需要问题已经发生了以后才能去着手解决，无疑会影响发展速度。
这就是计划经济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地方之一，但上述这些还远远不是全部。
但这就是那时的新中国必须面临的抉择。
要么忍受下这一系列制度必然带来的代价，去艰难完成工业化道路。
要么就折返重走新民主主义道路，选择可以更好平衡国计民生，但工业化进程必定不如集中力量办大事，会更慢一些。
历史的进程已经告诉了世人新中国的选择。
而这一系列不合理因素，最终一定会成为这一选择背后注定要承受的不利后果。
陈述时间已经来到了1956年。
随着时间的继续推进，很快这些恶果就会以惨痛一一体现出来。
先说激化这些恶果集中爆发的外部影响。
1953年，带领苏联从落后农业国到工业和军事强国，与苏联一同走过了二十九年的斯大林去世了。
接替斯大林成为新一任苏联领导人的，是赫鲁晓夫。
为巩固权力和打压党内存在的大量斯大林崇拜者，赫鲁晓夫上台后就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并揭露他生前犯下的错误。
不仅要求全国范围内不准悬挂斯大林的照片，甚至对新中国也做出要求。
虽然斯大林执政期间在国家层面对中国存在博弈与利用，但教员仍然认为斯大林对推动社会主义有着巨大贡献，批判斯大林会损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象。
再者，中国挂不挂斯大林的照片那是中国的主权，赫鲁晓夫站在命令者的角度要求中国怎么做，完全可以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
所以对于这个要求，教员直接回绝了。
这只是中苏两国诸多意见不统一的其中一次，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还有很多，而赫鲁晓夫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将导致中苏两国彻底决裂。
其中很重要的一次变故是1956年的波匈事件。
先说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对这起事件的影响。
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自利主义。
具体来说就是老百姓们辛勤劳动，却吃糠咽菜。
腐败官僚却可以通过外贸商店和特权，大肆享受西方资本主义制造的丰富商品和国内物产。
对内如此，对外他们则是不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反而搞起了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
干涉操控他国的内政，觊觎掠夺他国的资源，而这就是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
对于这个时期苏联的所作所为，教员概括批评苏联走上了修正主义。
波兰和匈牙利就是很好的例子。
当初二战时期因为德国的入侵，很多波兰知识分子逃难去了苏联，战后这些人又回到了苏联。
苏联为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在波兰等国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曾经那些流亡苏联的波兰人就是最好的扶持对象。
这些人成为了波兰的领导人后，事事优先考虑苏联，却忽略本国的利益，甚至牺牲本国的利益讨好苏联，以确保政权受苏联认可。
这就让波兰的老百姓被迫起来抗争了，于是在1956年自发进行了一个区别于苏联替他们内定领导人的选举，希望选举出真正考虑波兰本国利益的领导人。
这让赫鲁晓夫十分气愤，于是亲自坐飞机飞抵波兰，要求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试图阻止哥穆尔卡这一波兰人自己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上台。
在会议中直接大骂波兰领导人“背叛社会主义”，并威胁将调动苏联军队干预。
但是波兰这个被二战摧残过的国家反而被激起了怒火，全国军民动员起来，一副不怕与苏联对峙的剑拔弩张态势。
教员得知该事件后，在1956年10月21日的会议上明确指出，赫鲁晓夫这种行为是完全的霸权行为。
并强调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这样做，如果不听劝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
此刻不仅是中国这么想，很多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在此事件上与波兰产生共鸣，但迫于苏联的强权，中国是唯一一个公开支持波兰的社会主义国家。
尤其在同年，匈牙利效仿波兰爆发了更激烈的起义，不过同样遭到了苏联镇压。
在中国发表公开声明的同时，还派遣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通过外交渠道向苏联施压，要求其尊重波兰主权。
这场会议中，中国的代表周总理对赫鲁晓夫进行了严肃批判，痛斥赫鲁晓夫是帝国主义。
而赫鲁晓夫则事后称周总理是来“上大课”的。
事件最后苏联骑虎难下，最终选择放弃了干涉波兰的选举。
从这个事件之后，在红色阵营中教员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了，中国也得到了共产国际更多的尊重和重视。
这一时期，教员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甚至一度超过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但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地位的动摇让赫鲁晓夫大为恼火。
也就此拉开了中苏彻底交恶的序幕。
不久后的这场巨变，将会给新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打击。
但是从苏联决定大规模援助新中国，而新中国维护主权的决心又绝不会动摇来说，这个结果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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