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4月。
奉天城，联合国际总部大厦前的广场上，那面巨大的山海青鸾旗在春风中猎猎作响。
大厦本身已成为这座星球上新兴的外交权力中心，庄严肃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一种冷静的、近乎超然的影响力。
《奉天公约》的墨迹已干，并于去年十月正式生效。
它所构建的规则框架，如同一张无形却坚韧的网，开始缓慢而坚定地缠绕在仍在血火中厮杀的欧陆巨兽们身上。
而手握这张网缆绳的，正是东道主炎国。
首席办公室内，张扬站在窗前，望着楼下广场上那些穿着各异、行色匆匆的外交官们，他们的脸上写着焦虑、计算以及一丝对这座大厦主人不由自主的敬畏。
“首席。”
内政总长赵铭的声音在一旁响起。
“《奉天公约》的约束力正在显现。
根据国际救援会的报告，西线双方交换重伤战俘的频率有所增加，对明显标识的医疗站的攻击事件下降了约百分之十五。
至少表面上，他们开始注意‘吃相’了。”
军事总长张毅冷哼一声：
“吃相？那是因为我们都清楚，谁先越界，谁就可能给首席一个名正言顺进行‘武装调停’甚至经济制裁的借口。
他们怕的不是公约，是公约背后我们的舰队和工厂。”
财政总长王永江笑眯眯地补充：
“更重要的是，公约里的人道主义救援、中立医院、战俘管理……哪一项不需要庞大的物资和资金？
而这些，现在几乎都由我们主导的委员会在协调。
这又给我们开辟了新的、利润丰厚的贸易渠道和政治影响力触角。”
情报总长张作相一如既往地冷静：
“德士兰方面抱怨公约限制了其潜艇战的效能，特别是对疑似运送军火的中立国船只的临检和击沉程序变得复杂。
英法美则指责德士兰利用公约条款，假借医疗船名义进行侦察和运输。
双方都在试图利用公约，同时指责对方违反公约。争吵声不绝于耳。”
张扬转过身，脸上带着一种精心调试过的、悲天悯人又沉稳可靠的表情——这正是他想要展示给世界的“调停者面具”。
“争吵是好事。”
他缓缓道。
“争吵，就意味着他们还在规则的框架内博弈，而不是完全撕破脸皮用毒气互相毁灭。
这意味着，他们潜意识里已经承认了奉天作为仲裁地的权威。
而我们，就是要巩固这种权威。”
他下达指令：
“以联合国际秘书长和《奉天公约》保障国的名义，分别向柏林、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发出照会。
对西线近期战事中出现的、可能涉及违反公约条款的指控（比如德军可能使用窒息性毒气，协约国可能攻击跳伞飞行员等）表示‘严重关切’和‘深切忧虑’。”
“提出我方愿意派出由我国、北欧中立国和南美国家专家组成的‘联合调查团’，前往相关区域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以‘澄清误会，维护公约神圣性’。”
“同时，‘敦促’交战双方保持最大克制，立即在凡尔登、索姆河等‘人道主义灾难重点区域’实行为期72小时的停火，以便国际救援会开展伤员搜救和平民撤离工作。”
“首席，他们恐怕不会轻易同意停火，更不会让我们的调查团进入前线。”
赵铭提醒道。
“他们当然不会完全同意。”
张扬嘴角露出一丝算计的弧度。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提出了‘调停’的姿态。
他们若拒绝，就在国际舆论面前输了道义，显得他们心虚、野蛮，不顾及士兵和平民的生命。
他们若部分同意，比如允许在某个小区域短暂停火，那就等于变相承认了我们有权介入欧陆事务，开了先例。”
“我们要的，不是立刻止战，而是不断强化我们作为唯一有资格、有能力、且‘公正’的调停者的形象。
要让全世界都觉得，一旦他们打不下去想谈判时，唯一的桌子，只能摆在奉天。”
命令迅速被执行。
几天后，炎国的外交照会和相关提议被全球各大报纸刊载。
奉天发出的声音，第一次如此清晰而有力地被解读为“和平的呼声”，尽管这呼声背后是冰冷的战略计算。
伦敦和巴黎私下暴跳如雷，痛斥炎国“伪善”、“多管闲事”，但公开回应却不得不表示“重视炎国的关切”，并“愿意就人道主义停火进行讨论”，同时反过来指控德士兰才是公约的破坏者。
柏林方面同样恼怒，认为炎国偏袒协约国，但也不敢直接拒绝，反而趁机宣传自己“严格遵守公约”，并欢迎调查团来证明协约国的“战争罪行”。
双方在外交辞令上大打口水仗，互相推诿扯皮。
然而，在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和下层士兵、民众厌战情绪的共同作用下，西线某些地段的指挥官们，竟然真的心照不宣地、局部地、短暂地实行了非正式的停火，以便让双方都能拖回阵地前的尸体和重伤员——这在《奉天公约》出现前，是难以想象的。
一队悬挂着山海青鸾旗和白底红十标志的炎国国际救援会车队，在获得极其有限的安全通道许可后，成功进入法士兰后方，建立了第一所“公约框架下的中立有偿医院”，接收来自双方的重伤员。
虽然规模不大，但却被炎国的宣传机器放大成了“人道主义的伟大胜利”。
奉天，似乎正成功地戴上那副“和平调停者”的面具，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最中央。
而面具之下，那双冷静的眼睛，依旧清晰地计算着如何让欧洲的鲜血，流得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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