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辈子的时候，小季同志听说北美准备对那个世界第三大产油国动手的同时，是给了大洋彼岸的那个东方大国三年的窗口期的。
也就是，北美的当时的方案是用三年的时间搞定那个中东的不听话的国家，然后再回过头来，针对那个东方大国。
在当时的北美的政客眼里，那个东方大国就是个“听话的打工仔”，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能给北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没有完整工业体系，只能生产低端商品，永远成不了气候。他们算过一笔账：那个国家当时的外储才2000亿美元，还不够北美微软公司的市值，年进出口总额不足6000亿美元，连北美的零头都不到。就算让那个国家加入全球贸易体系，顶多也就是多一个“给北美供应袜子玩具的国家”，翻不起什么大浪。
只是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三年变成了又三年，然后接着又三年。北美整整花了9年的时间，死了近万人，耗费了数以万计的美元。
虽然从军事上，看样子是赢了，但是从战略全局，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道义等综合角度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了。
但那个东方大国却是抓住了这三年窗口期。当时的政府很清楚，要想在全球贸易中站稳脚跟，必须先把“成本优势”用到极致。
于是，国家采取了“锚定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1美元兑8.27元人民币，这个汇率比人民币的真实价值低了近30%。这样一来，国内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瞬间比其他国家低了一大截。
到2005年，国内的外储从2000亿冲到了6000亿美元——这是国内的“第一桶金”。也是后面翻盘的本钱。更重要的是，国内凭借着这三年，初步建立了完整的轻工业体系。
北美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还是用以前的老策略，2004年到2006年，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把基准利率从1%提到5.25%，想通过“美元加息”把国内赚的美元“逼”回北美，收割这波“胜利果实”。
按照以往的套路，新兴国家遇到这种情况，要么汇率暴跌，要么外储耗尽，最后只能被迫接受北美的“城下之盟”。
但国内偏偏不按常理出牌。
2005年7月21日，国内的中央银行突然宣布：取消本币锚定美元的固定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这一步棋，打了北美一个措手不及。
这次汇制改革的妙处，在于“既防收割，又吸外资”。一方面，浮动汇率让北美无法通过“单一美元加息”精准打击国内汇率，规避了资本外流的风险。另一方面，人民币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升值通道，从1美元兑8.27元升到1美元兑6.05元，全球外资看到了“人民币升值+国内市场增长”的双重红利，开始疯狂涌入国内。2005年到2008年，国内实际使用外资额从603亿美元涨到952亿美元，三年增长58%；外汇储备更是从6000亿飙升到1.9万亿美元，三年翻了三倍多。要知道，国内在整个90年代搞外贸，十几年才攒下2000亿外储，这三年的增长，相当于过去十几年的总和。
更关键的是，国内趁势完成了经济转型。以前国内经济“靠外贸吃饭”，外贸依存度高达60%，北美一加息，全球需求一降，国内经济就会受影响。2005年后，国内把经济重心转向“投资驱动”：修高铁，从2008年第一条京城到津门的城际铁路通车，到2023年高铁里程突破4.5万公里，国内用15年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铁网络；搞城市化，2005年城镇化率仅36%，到2023年达到64.7%，数亿农民进城，带来了巨大的消费和基建需求；建港口，上沪洋山港、鹏城盐田港等深水港陆续建成，让国内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以前西方国家用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国内用20年就搞定了——从只能生产玩具，到能造高铁、航母、大飞机，从“低端打工仔”变成了“工业强国”。
此时的北美绝不会想到，这个外汇储备仅2000亿美元、靠缝衣服做玩具赚血汗钱的国家，能借着这口气，最终长成足以撼动自己的世界级对手。
与此同时，国内的这波操作，也直接给北美的金融化捅了个大窟窿。2008年，北美爆发次贷危机，表面看是华尔街银行把“次贷”包装成金融产品引发的危机，实则是国内“吸干”了全球美元流动性——当时全球的美元，要么流进国内搞基建、办工厂，要么被国内央行买成北美国债，2008年国内持有北美国债达1.1万亿美元。这导致北美国内的流动性严重不足。华尔街靠杠杆堆起来的资产泡沫，没人接盘了，最后只能自己爆掉。
以前北美遇到经济危机，靠“印美元”就能解决——美元印出来，全球国家都得接着，通胀转嫁给别人。可2008年不一样，国内手里握着1.9万亿美元外储，相当于北美当年货币供应量的15%。北美要是敢无限制印钞，国内就可能抛售美债，导致美元贬值、美债收益率飙升。
这是北美第一次遇到“有人能制约美元”的情况，金融化的根基第一次受到威胁。
现在这个时候，恐怕全世界没人能够预料到未来8年后的剧本会是这个样子的。
也只有“两世为人”的季宇宁才能够意识到，这三年窗口期对国内有多重要。要是当时北美没分心中东，要是国内没抓住汇改的机会，未来他的国也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厉害的程度。
9月9日，周一。
“老板，今天上午的实验成功了，你说的那个逆向的思维完全实现了，我们最终的波长，已经做到134nm。”
中午的时候，林本坚特地从位于沙田的麒麟研究院，跑到了中环的麒麟大厦季宇宁的办公室，当面向他说了这样一个喜讯。
“伯恩，太好了。
这样，我们的麒麟研究院就拥有了全世界光刻机领域中最顶尖的技术了。
以后，我们的这项技术，就可以命名为浸没式光刻技术。”
随即，季宇宁赶到了沙田麒麟研究院那巨大的光刻机研发基地。
他又再一次亲眼目睹了这个划时代的芯片工业中的光刻技术。
这是他的麒麟研究院拥有的芯片产业中最顶尖的一项技术。
也是他几乎同步复制的上一世的一项关键技术。
90年代末的时候，光刻技术的极限波长为157nm，成为全球光学专家难以逾越的鸿沟。
当时，刚刚在2000年下半年加入海峡对岸的那个全世界最大的芯片代工厂的林本坚，没有气馁，他开始尝试逆向思维，探索能否在193nm波长的基础上，通过加入介质的方式实现更短的波长。
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计算，林本坚终于发现，在透镜和晶圆之间加入水，可以将193nm的波长经水折射后缩短至134nm。
这项突破性的技术，被命名为浸没式光刻技术，正是后来EUV光刻机所采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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