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用了三天时间新调阅了卷宗，核查了一遍证据，完全没有找出任何疑点。
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将涉案人重新带回来调查。
周子安还是原身的那一番说词，自己把老板送回家之后，就将车停在了单元门口的空地，钥匙放在鞋柜上就回房休息了。
再一次醒来就是凌晨被警察入门吵醒并带走。
当时出警的人也记得，他们确实不是在周子安房间找到的钥匙。因为当时周子安的口供，这也是记录在案的。
专案组又把黄伟民父子和吕芬丽以及齐媛媛也带过来重新问话。
彼时因为热度围在黄家院子门口的人群，迟迟见不到里面的人出门，已经散去了大半，只有零星的几个人还继续拿着手机在门口蹲守。
带人回警局的过程很顺利，并没有引起什么骚动。
但黄家人这几天根本就不敢入睡。只要一闭上眼，不是化身成为被害人，就是遭到面目全非的被害人质问。
他们原以为经历过几次后心理上就能适应，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那种恐惧一点都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
一开始他们还通过找些家务来做，抵抗来袭的困意。可人又不能不睡觉，后来困得坐着都能睡着。但一进入梦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被折磨。
在警察上门的时候，他们早已疲惫不堪，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警察也不关心他们的精神状态，依旧将当年的问题重新又提问了一遍。甚至因为存疑，问的比当年还细致。
事情已经过去了五年，且黄家人当时并没有说出实情，都是编出来的谎话。撒谎的记忆并不如真实情况那么记忆深刻。他们都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说的。
在警察问到黄小龙是几点到家并入睡的时候，黄小龙给出的回答是和女朋友吃完饭散了会步，八点多就到家了。和家人看了一会电视，大概九点就回房休息。那时候周子安还没有回来。
可黄伟民和吕芬丽给出的答案却是儿子大约是九点多到家，在客厅闲聊了一会，快十一点才各自回房。回房之前，周子安已经进了门。
齐媛媛的口供倒是和几年前能对得上，自己大概是九点多回家，到家躺下后，又接到了一个电话，大约十一点再次离开家。
不过她还是一口咬定，电话是周子安打来的，再次出门是应周子安的邀约。
专案组的人员还又询问了齐媛媛的父母，他们还是一样的说辞，女儿确实到家睡下后又离开。只是那时候他们老两口已经在自己屋里，记不得具体时间。至于后面女儿是和谁一起外出他们也不清楚。
这在时间上就产生了矛盾。和当年的记录也有出入。
当年的来电显示需要收费，齐媛媛的手机并没有开通这项功能。警察办案的时候也没有揪着是谁给她打来电话这个点不放。
毕竟有作为母亲的吕芬丽给出的供词，大家一致觉得这份证词的可信性很高。
但现在，专案组从移动公司调出了几年前的通话清单，齐媛媛确实在十一点多接到了电话，却是从黄小龙的手机拨打出去的。
警察将这个疑问提了出来。
齐媛媛已经几天没有好好休息，精神一直紧绷。此刻哪还能好好思考。听见这样问题明显愣了一下。
然后才支支吾吾的说道：“我，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听出对面是周子安的声音，就以为电话是他打来的。可能是他用小龙的电话打给我的吧。”
警察接着问：“你那时候还没有和黄小龙结婚，对于周子安很熟悉吗？为什么一听到声音就知道是周子安？”
齐媛媛更慌了。
“我，和周子安不熟悉。也不是不熟悉，他对我有意思，明知道我是小龙的女朋友，还和我表白过几次。所以我对他的声音很熟悉。”
“是刚接通电话，他就说自己是周子安，我才知道是他的。”
这番解释乱七八糟，明显没有逻辑。两个问话的警察对视了一眼。
其中一个接着问道：“可我们走访了周子安小区的邻居，他们都说没有见你们接触过。甚至有几次你和周子安在小区碰见，他都是绕着你走，连招呼都不打。”
齐媛媛支吾了半天，才小声道：“他对我抱着那样的心思，而且我还是他哥哥的女朋友，他肯定想要掩人耳目。他都是背着人才和我说话的。当着人前都是保持距离。”
“我也不想被人发现小叔子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也不会主动和他打招呼。”
这一次的询问，黄家几人虽然都极力按照当时的供词来说，但前言不搭后语，供词漏洞百出。
一是因为时间过去很久，他们这些年都尽量不回忆当初的事情，所以有些记不清当时具体是怎么说的。
二是他们这几天都疲累不堪，脑子根本就不够用。
审讯完，警察没有放几人回去，而是分开将他们单独看管起来。然后专案组开了个碰头会。
所有人的意见都是，这几人的供词确实存在疑点。那么，说明周子安说的很有可能才是事实。
他们还去了周子安服刑的监狱了解情况。
蒋录作为周子安服刑期间的管教，当然也出来谈话了。
他也看了媒体的采访，心中很不是滋味。
他之前真的以为是周子安不知悔改才一遍遍的喊冤，没想到中间确有内情。他有些后悔，其实从周子安母亲对他的态度上，就应该多想一些的。
此刻，他有些同情周子安，所以并没有隐瞒一丝一毫。
“当初周子安从入狱就说人不是他害死的，哪怕坐了几年的牢也还是这套说辞。他的家人也从来没有探望过，对他根本就是不闻不问。我们做了好几次思想工作，对他家人也没有起到一点效果。”
“周子安在监狱表现还不错，只是人很颓废，可以说是逆来顺受，似乎对未来根本没有抱着什么期望。”
“直到最后的半年，可能是刑期快要满了，他不再说自己被陷害的事情。也可能是被欺负的狠了，突然爆发，将欺负过他的犯人都狠狠收拾了一顿。”
“这些事情，值班记录上都有登记。我还因为这个被记过了一次。”
“我认为，他是想通了一些事情，对亲情不再抱有期待，这才放开了自我，准备重新振作，好好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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