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办公厅北楼，夜色中依旧灯火通明。
一份来自省委组织部的信息汇总报告正在通读会上传阅，页码编号高达74页，数据密密麻麻。文件封面上印着四个字：
“趋势性分析。”
报告没有一处出现“李一凡”的名字，但整份内容指向分明：干部系统正呈现出一种结构性适配潮。
赵建国靠在会议椅背上，眉头紧锁。他的目光，落在摘要页最后一段：
“机制化适配，不等于组织忠诚转移。但干部系统的路径依赖正在悄然重构。”
“未来组织系统的‘管理重心’，可能不再是干部，而是制度。”
许久，他低声问：“如果干部系统认的是制度，而不是组织，那我们组织还有什么用？”
没人回答。
组织部副部长李永中语气谨慎地说：“李一凡的机制，并未脱离组织轨道，反而将纪检、人社、组织三套系统捆绑为机制运行保障。这也是为什么干部系统会有安全感。”
赵建国没说话，指尖轻轻敲着桌面，像是在思考。
半分钟后，他开口：
“安全感，来源于习惯。”
“但这个习惯，如果不由省委控制，是不是迟早会长出自己的意识？”
这句话，在场几人都听明白了。
不是担心“李一凡”，而是担心**“机制自我生成”**。
那将意味着——省委不再拥有“意识源代码”的控制权。
……
三天后，省委召开一场题为“基层治理适配与组织机制匹配性调研成果通报会”。
会议形式看似常规，实则释放了一个极强信号：省委要对机制“建立归口管理预案”。
陈松年在会上提出：“建议将全省机制试点平台，统一纳入省级机制成果协调办公室，归口至省委政策研究室牵头，确保机制不形成自主治理单元。”
这等于是试图将“机制成果”从李一凡构建的操作系统中分离出来，重新纳入省委主导权结构。
许宏志没有明确反对，只提出：“机制成果归口管理，可以考虑。但制度结构本身不应被政治操作侵蚀，应由标准体系主导。”
一句话，堵死了“变相权力夺位”的路径。
赵建国望着满桌材料，忽然沉声道：
“机制，是我们应对不确定的武器。”
“但如果它本身变成了不确定，那怎么办？”
没人回答这个问题。
……
星城市委制度研究组内部，一份代号为“镜像计划”的制度文件正在秘密讨论。
这是一套干部系统学习平台与机制评估模型，本质是：构建一个自动训练机制认知路径、制度习惯与绩效回环的闭环模型。
——系统不再依赖主观指令，而是将“制度适应力”变成干部考评标准的核心权重之一。
在模拟测试中，这套模型已经完成了对247名中层干部的“制度熟练度评分”，将制度适配行为标准化，并与组织系统兼容。
这一切，李一凡没有一句公开表态，但他背后的制度团队，正在完成一场组织秩序的深度重构。
方卓看完模型后喃喃一句：
“这是一个新系统的种子……而且已经有了根。”
……
同一时间，浏阳市委组织部内，三名中青年干部在茶歇间悄悄议论：
“你们单位也上了制度对接表？”
“上了，听说是三类岗位必须绑定机制评价。”
“我这边的副职都开始主动跑去上培训了……”
“这不就对了？以后考核用机制适配度——组织部不是看材料，而是看系统得分。”
他们没有说李一凡的名字，却用身体语言传达了一个清晰事实：
他们已经不再依赖“关系”和“人情”，而是在适配机制。
这种变化，比任何改革更深。
……
省委组织部政治组办公室，一封加密内部建议书正在起草：
“建议逐步建立干部制度适配评估机制，作为省委组织系统对新型治理干部培养体系的预研路径之一。”
这是省委组织系统第一次，从制度角度而非政治路径，评估干部升迁模型的可能性。
落款人：许宏志。
赵建国看到那封建议书时，沉默了很久。
他终于意识到：
“组织，正在从‘控制干部’，变成‘追赶干部系统重塑节奏’。”
这是一次静悄悄却不可逆的权力转向。
……
夜色下，星城市高新区智慧调度中心灯光通明。
李一凡站在制度平台的主屏前，望着不断更新的数据曲线，语气沉稳：
“干部系统不是被我带动的。”
“而是他们自己，在寻找下一种能让他们感到确定性的秩序。”
“组织控制不了他们的选择，那就让我，给他们一个可以自主适配的系统。”
陈晓峰低声问：“省委真的会放手吗？”
李一凡淡淡一笑：
“不放也没用。”
“机制一旦成为共识，就没人能再拿走它了。”
他缓步走向那组“机制适配率日波动曲线图”，手指轻点屏幕上一个数字。
“这是体制最深的海——它不吼，不跑，但会慢慢把你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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