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凡正式成为“政务院特区治理协调机制办公室”成员的通稿，在体制内部如同一枚钉子，钉进了整个南方政治地形图。
从名义上看，这是一个虚职，但真正清楚内部格局的人都明白：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调研挂职，而是“实质性参与”国家治理战略核心机制的起点。
协调机制的成员名单悄然传至潇湘省委秘书处，在省委书记赵建国面前摊开。
赵建国静静看着文件，眼神幽深。他的身边，是刚从京回潇的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许宏志。
“大夏中央这是铁了心，要把李一凡推出来。”
赵建国语气中没有怒意，反而带着几分耐人寻味的欣赏。
许宏志轻声道：“从星城市主政到省长，短短六年不到，又步入南部协调组。这种节奏……全国产线中也极为罕见。”
赵建国放下文件，端起茶杯，语调不疾不徐：“林家这是打算让他进中枢系统了。咱们要习惯，省政府的大势，已经逐渐转由他把控。”
他望向窗外：“我们要做的，不是压制，而是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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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李一凡，并没有沉浸在晋升的余热中。
相反，在香江局势依旧错综复杂、区域协调障碍频出的关键节点，他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挂职通知下达后的第三天，他即乘机飞抵南策，正式参加协调组首次封闭会议。
南策，作为大南部战略经济与治理试点城市，其政治属性、经济模式与特区极为相近，是“复制机制”与“政策适配”的天然试验田。
会议地点设在南策市郊一处不对外开放的“南部区域治理研究基地”。
参与会议的，不仅有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央政法委、网信办、财政部、教育部的官员，还有多位院士级专家学者，甚至包括数名拥有驻港履历的前任中联办幕僚。
李一凡的座位，被安排在第一排左侧。
他不动声色，却心知肚明：这是信任的象征，也是责任的信号。
会议由协调组组长亲自主持，开场并未大张旗鼓，而是直接抛出一道“核心命题”：
“如何在不打破‘一地两制’框架的前提下，实现法律治理、财政规范、舆论生态的有效统一？”
整个会场陷入短暂沉默。
这不是一道政策选择题，而是一道国家战略层级的系统工程题。
轮到李一凡发言时，他缓缓起身，开门见山：
“首先，从现有特区治理的经验看，核心障碍在于制度与治理行为之间的错位。地方行政部门既想落实中央意志，又怕触及本地敏感结构。”
“我们星城市改革经验表明：必须以财政机制为杠杆，撬动区域治理模式。”
“比如我们设立的‘财政风险评估模型’，通过分析某类公共事件的隐性成本，反向调动公安、教育、城管等系统的响应机制。这套模型，是用‘账本’去对接‘治理’，效果立竿见影。”
“我建议，在特区试点‘财政—社会—法治’三合一模型，通过财政拨款权与社会维稳绩效挂钩，形成制度内的硬约束。”
会场中，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副司长率先点头：“财政控制确实是突破口。”
司法部的代表却提出疑问：“这一方案是否会在法治层面上被曲解为‘财政管控维权’？”
李一凡应声：“不。我们只负责提出机制建议，具体执行仍由属地与中央监管联合推进。治理的本质，是让权力不再裸奔，而是穿上制度的盔甲。”
全场一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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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协调组核心成员集体前往南策市域的“青年法治实践基地”考察。
这座基地，是南策市委专为治理转型设立的青年教育工程，旨在从青少年阶段引导公民意识与国家认同。
基地负责人，是一位在京多年、后返家乡主政的副厅级女干部，名叫梁慧文。
她是李一凡在政法系统挂职时认识的旧识。
见面时，梁慧文微笑：“一凡同志，没想到我们在这种地方再见。”
李一凡也笑：“你这几年沉得住气，干得扎实。”
考察结束后，梁慧文特意请李一凡喝茶。
“你知道吗？现在南策不少高校在讨论你星城市的‘统筹型治安模型’，很多教授私下都说，你这是在做‘制度整合实验’。”
“但你也知道，有些人不希望你这种模式推广出去。”
李一凡淡然道：“改革，本就意味着有人得失。只要制度上站得住，政治上守得稳，他们就奈何不了我。”
梁慧文点头，神情复杂：“你知道吗，协调组现在的副组长席位，原本有三套人选，林家是力推你上去的。”
李一凡平静回答：“林家有林家的打算，我有我的目标。”
他说完这句话，沉默片刻，眼神望向窗外苍茫夜色。
“如果有朝一日，香江能重新找回理性与秩序，我希望它不是被拉回来，而是自己走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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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协调组临时驻地灯火通明。
李一凡伏案疾书，起草一份长达28页的“特区治理制度融合建议报告”。
标题很简洁：
《三层治理框架下的财政约束模型与舆情协同机制建议稿》。
他知道，这份报告不会以他的名字发表，甚至可能会被“上层润色”，冠以协调组名义公开。
但那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的每一条机制，每一个参数，都是他重生以来用时间和经验锻造的成果。
而这一次，它将从星城市走向南策，从南策走向特区，再从特区，走向整个大夏的制度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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