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恩科是沈一贯亲自主持，对这个杨守勤大加赞赏。还把杨守勤的文章拿给王鼎看，洋洋洒洒数千字结果王鼎基本没看懂。
沈一贯心中鄙视了一下王鼎，这一点王鼎就远远不如万历皇帝。
然后沈一贯不得不给王鼎一一解释。
状元卷中谈到了治理国家的十条建议——
1、严格选拔和考核各级官吏。
2、不让耻辱的言行招摇过市。
3、广开言路，严格官吏的举荐条件。
4、培养教育官吏，抓好教育。
5、加重对贪官污吏的惩罚。
6、加强军队建设，严格军人的遴选条件。
7、消除积冤，安定民心。
8、提倡节约，反对浪费。
9、明辨功过，奖罚分明。
10、大小官吏，都要自觉。
文章写的文绉绉，引经据典，没有沈一贯的解说，王鼎根本不明白说了什么。
这次参加恩科的四百多名举子，全部被王鼎取中了为进士。
一时间不知道多少收到消息的举子捶胸顿足，就算是王鼎的进士也是进士啊！
进士多难得啊，每三年取中三百人，每次考试都是六七千举子参加考试。多少举子终其一生也考不上进士？
这次取中的进士不管成绩好坏全部留在六部学习，不过王鼎给沈一贯的意见是，等着度过这段时间，六部人手充足了，这些新的进士们全部都要到地方基层历练，以后没有从地方逐级历练过的官员一律不得进入阁和担任六部主官。
而且王鼎提出了官员进修学校的概念，官员的每一次晋升，调整新的工作岗位，都需要到进修学校学习一段时间，进修学校主要是教授数学，管理学，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样既可以快速提高官员水平，也可以淡化万历皇帝在国家的影响力。
这让沈一贯对王鼎刮目相看，真想不到王鼎会提出这样的意见。
现在大明中央的很多官员确实缺少地方历练，对下面的很多具体工作都不是很了解。
很多进士从来没有过地方管理经验，一下子担任一地主官，很多时候不得不依靠师爷和地方胥吏才行，导致地方官府黑暗，世家大族横行。
在古代，限于落后的通讯手段和交通条件，皇权要想深入基层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正所谓“皇权不下乡”。
又因为官员的任职基本是回避自己家乡，新选派到一个地区任职的官员往往因为初来乍到，不熟悉自己的业务，朝廷就会为他们选一些助手辅佐他们处理该地区的政务，这些人就被称之为“吏”。
我们常说“官吏”，严格意义上并不能混为一谈，官是官，吏是吏。
在元朝以前，官和吏区别不大的，胥吏升职成为高官者不在少数。
大明建国以来，官员的铨选范围基本上局限于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士子，官和吏逐渐演化出了严格的阶层区分和巨大的鸿沟。
秦汉时期官吏之间区分尚不明显，到了隋唐时期随着官僚制度的成熟，政府更加重视胥吏再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宋代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抑制地方官员的权力，无形中使得胥吏的权力扩大。
元朝时期由于政权性质的特殊性，使得元朝在胥吏方面的设置和唐宋时期的胥吏亦是差别不多，但区别在于元朝比唐宋更加的倚重胥吏，因为元代以异族入主中原，因此地方主官大多是蒙古、色目人，而这些人比前朝的官员更加缺乏治理中原地区的行政管理经验，所以更加倚重胥吏，并且“以吏为师”，使得胥吏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正因为元朝统治者对胥吏这样的重视，促使大量的胥吏被提拔为官，为官僚队伍扩大了群体。
“胥”原来是古代国家的基层办事人员，政府为了更好的控制平民，便在平民中选出那些比较有才干的人来加以管理，“吏”在汉代以后是专指小吏和差役。
他们其实就是一群没有官位的官府工作人员，由于“胥”和“吏”都是替官府办事的差役，说白了就是打杂了，到后来便直接合起来称为“胥吏”。
到了明朝时期，明初因为国家百废待兴，官吏数量极其不够，因此不少胥吏还可以通过自身过硬的业务水平得到主官的赏识提拔当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吏员的地位愈发的低下，再加上明朝规定胥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胥吏上升的渠道被人为的断绝了。
官吏逐渐分化，随着基层吏员的增加以及吏员地位的逐步低下，基层杂役和胥吏合流形成了大明时期基层的利益共同体，即吏役团体。
大明的统治虽然长达两百多年，但其内部已经是危机四伏、积弱积贫，大明社会发生的民变、械斗、秘密宗教、兵变等诸多事件都与胥吏腐败有着很大的关系。
胥吏作为政府基层人员会产生腐败，这就与大明的官僚体制弊端、法律缺陷以及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带来的文化冲击，有着很大的关系。正是这三个问题，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胥吏腐败的产生。
那么胥吏主要是由哪些人组成呢？
明代基层的吏员组成效仿中央的六部机构，设置了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六房吏员管理着州县的基层民政。
除此之外还有皂隶、捕快、壮班三类吏员，所谓皂隶就是我们在电视剧中常见的在衙门堂上高喝“威武”的那些人，这群人负责执行堂上的判决命令以及充当礼仪队，捕快不用多说，就是负责缉捕罪犯的基层民警，壮班则是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人。
此外州县衙门还可以雇佣差役，比如马夫、门口的保安这类的杂役也是胥吏的一种，这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吏员和杂役合流的现象。
同时明朝基层胥吏中还有着世袭的“书手”、“算手”、“主文”等等，这些人依靠会识文断字游走于州县衙门和乡里之间，因为古代的识字率是很低下的，而朝廷颁布的政策文书又需要人去解读，所以就出现了这一批以“书写计算”为谋生计巧的人，有的人可能被衙门看中招募为吏员，有的可能干脆就没有编制，衙门直接雇佣他们作为一种“差役”的形式存在。
可见明朝吏员地位之低下，不仅前朝晋升高官的途径断绝了，还沦为到和杂役为伍，吏役合流。
那么明朝的胥吏又是如何选拔的呢？
明代选拔胥吏的手段多种多样，但是最主要选拔方式只有三种，分别是佥充、罚充以及告纳。
佥充是明代最为主流的选拔胥吏的方式，由政府出面挑选三十岁以下能够识文断字的农民子弟，以及一些负责养马的马户，当兵的军户等特殊户籍由于负责杂役也可以被选派为吏员，这便是佥充。
罚充就比较复杂了，在明朝选吏制度中并不占据主流，但是因为这项制度贯穿明朝始终，所以也被列入选吏方式，被罚充为吏的人员成分复杂，既有官员，也有生员以及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这些人因为都是知识分子，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因为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或者业绩、成绩考核不达标被罚充为吏。比如当年唐伯虎舞弊案之后就是被罚为小吏。
告纳相当于一种买官行为，地方上的农民家境比较殷实的就会通过告纳向政府缴纳费用购买一个吏员身份，“凡有告纳农民者，务要严审是否土着，其属军卫者亦要移文州县查勘，取具里老官旗邻佑保结，方准起送”，千万不要觉得他们花大价钱买一个不入流品的吏员很亏，这些农民本身就接触不了太高的层次，基层胥吏就是管辖他们门口一亩三分地的事情的，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所以在本地有一个吏员身份能带来的好处和收益是相当之多的。
吏员的身份地位也随着衙门级别的不同而变动，中央部门的属吏身份地位自然是远远超过基层吏员，这些吏员身份地位的高低对于他们以后在整个官僚系统中的升迁流转有着极大的作用。
明初吏员作为一种杂役存在，但是由于胥吏作为特殊的管理阶层，自然也和正常官员一样存在考核升迁制度，明初大多数的胥吏通过三年的考核业绩都达标就可以升迁为官，但是吏员的升迁不能像正常官员一样从县到省再到中央，而是统一交给吏部负责，“各衙门吏三年役满于本衙门见缺令史、书令史内升用，再历三年，给由赴京，如有余吏，送赴吏部，不许一概县升于州、州升于府、府升于布政司等衙门”。
一般三年考满之后吏员会在各个不同衙门之间相互调转，比如七品衙门调去六品衙门相当于是升职了，还有就是地方衙门升迁到京城中央的衙门，这都相当于是飞黄腾达了。
但作为胥吏前途渺茫，大多数人只是为了以权谋私，获得作为胥吏的灰色收入，这笔经济利益是十分可观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平民百姓抢破头去购买一个没有前途的吏员身份。
在明代，多数胥吏都是积年累月长期盘踞某地的经年老吏，在地方上的关系盘根错节，连主官都不敢轻易招惹，不少胥吏为了保护自己在本地的利益，每次考核都重复佥充同样的地区，同一个部门的同一个职位，长久的霸占这个职位来获取不菲的灰色收入，“阎王好惹，小鬼难缠”说的就是这些胥吏。
明代胥吏也并不是百分之百不能为官，明初时期多有胥吏升为高官者，明代中后期虽说堵死了胥吏升迁的道路，不过对于考核满三年成绩优异的吏员也可以让他们升迁为官，只不过最高也只是七品官员，并且一开始胥吏还没有俸禄，导致不少胥吏不满待遇，即便后来有了俸禄薪水也极其低微，但我们说过，胥吏的经济收入可观并不在于他的俸禄，而是他的灰色收入。
胥吏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常例钱”，所谓常例钱指的是吏员巧立名目所得的“孝敬”，百姓让胥吏帮忙办事，每做一件事，都有相应的“常例”，一般来说当上胥吏就有里甲以道贺为名送上几两到十几两不等的白银作为“常例”，仅此一项就以及远远超过了胥吏一年的俸禄，也难怪无数人打破头花钱也要买一个没什么大前途的胥吏。
明太祖朱元璋经历元末吏治的贪污腐败，因此很清楚基层盘踞的经年胥吏的危害，从源头上对胥吏成分加以限制，一开始只准家境殷实的农民担任基层吏员。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仅仅是富裕农家子弟已经不能满足基层部门的需要，所以就出现了许多经由别的途径出任吏员的人，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官僚系统的腐败，使得通过“告纳”购买胥吏身份的人逐渐成为主流，这些人为吏只为钱财，买吏花了很多钱因此贪腐就更加的厉害，使得明朝的吏治愈加的败坏，最终成为了明朝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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