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完文彦博的过往，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在宋朝重新改组两府班底的这年十一月所发生的“贝州王则兵变”。
先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宗教的出现以及其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但邪教却没有这么深奥，邪教的教主无一不是以宗教的名义为自己或所属团体谋私，或钱财，或名利，或兽欲，野心和贪欲更大的人则是要封疆裂土自成一国之尊。人类自认为是自然界智商最高的物种，可时至今日为何仍然有那么多人会被邪教人士以宗教的名义成功洗脑呢？别说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就连很多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也照例甘为邪教的教主当牛做马听其差遣，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请注意，这些人的脑子绝对没有坏掉，其智商和逻辑思维能力甚至比我们这些“正常人”还要正常。如果我说这些人也是有信仰的，那么这会不会涉嫌侮辱了信仰这个词呢？但是，客观地说，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把邪教的教主和教义当成了自己的信仰——精神和人生的双重信仰。信仰的力量是伟大的，但同时这股力量也是可怕的，因为对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来说，信仰是高于生命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它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之后便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贝州兵变正是一起典型的邪教危害人间的案例。
这起兵变的领头人名叫王则， 河北涿州人，早年因为逃荒而流落到了贝州(今河北清河县)，最后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便主动卖身为人放牧。成年以后，王则又觉得放牧这种事没前途，于是又去投军，在军队里他倒是混出了点出息，成为了驻守贝州的宣毅军里的一名小校。也就是从这时候起，王则的人身自由度提高了，其生活的圈子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他接触并最终加入了一个名叫弥勒教的宗教组织。
就像晁盖鸠占鹊巢抢了王伦的头把交椅，王则因为其禁军军官的身份很快就在这个团体里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并最终夺权成功，而他的身边这时候也聚集了一群奉他为尊的死忠。在这之后，这帮人开始大力在社会层面发展教徒，而且还鼓吹佛教的释迦牟尼佛现在已经不顶用了，人间真正的大神正是弥勒教的弥勒佛，而他王则正是弥勒佛在这世间的唯一代理人。总之就是一句话：信王则，得永生。
为了迷惑群众并吸纳更多的人加入弥勒教，王则还搞起了神鬼之说。当年逃难之时，王则的母亲为了让他能够活下来便在他的后背刺了一个字，但王则对他的信徒和死党宣称这个字是弥勒佛刺在他背上的。他以此试图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相信他是真正的天选之子，只要跟着他干，那便是顺应天意，反之则是在逆天而为。别说是古代，就算是现在这种伎俩和说辞也是相当能蛊惑人心。在众人的交口相传中，王则变得神圣起来，他的教徒也是与日俱增。
在王则的手里，弥勒教不断地发展壮大。除了大本营贝州外，他们在附近的德州和齐州甚至是北京大名府等地都建立了分支机构，而这其中他们还吸纳了许多当地的政府官员加入。不但如此，王则利用他的禁军军官的身份在军队内部也吸纳了许多的职业军人成为该组织的信徒。
随着势力的增长，王则的个人野心也开始急剧膨胀。在身边一些不轨之徒的怂恿下，曾经的逃荒娃子此时竟做起了皇帝梦，而弥勒教也由此从一个民间的非法宗教组织变成了一个以谋求建立政权为行动纲领的邪教组织，他们的愿景就是占据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从而与宋朝划黄河而治。
看上去是不是觉得很可笑很幼稚？甚至这简直就像是一种天方夜谭，可正如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当一个人一旦被人以宗教的方式成功洗脑，那这人就会把这视为一种信仰——可以为之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信仰。此外，王则的手下可不止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这无异于就是成千上万个死士。邪教的危害以及它所蕴藏的巨大破坏力我们无需在此多说，当这类组织一旦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甚至是准备通过武力建立自己的政权，那这必然导致生灵涂炭之灾。
眼见时机已经成熟，王则便开始谋划举兵起事。经过与其手下各位狗头军师的一阵合计，众人最后商定于公元1048年元旦节这天正式起事。他们的计划是在这一天多地同时举事，而澶州的教徒任务最为关键，他们要在举事之初就迅速地毁掉黄河上的浮桥，从而将整个黄河以北与宋朝就此割裂成两半。
此计划通过秘密渠道下发到各地之后，有人却很不高兴，准确说是有人想要抢戏，此人便是大名府里的一个名叫潘方净的邪教头目。他对这份计划嗤之以鼻，而且他自己还有更高明的想法：多地同时行动有什么了不起？毁澶州浮桥更是多此一举，直接拿下大名府岂不是更省事？只要拿下了宋朝的北京，整个河北就可传檄而定！
这个潘方净不但敢想更敢做，他直接怀藏利刃去请见大名府的留守，也就是刚刚从宰相位置上退下来的贾昌朝。他的计划是“劝降”贾昌朝，如果不行就用刀逼着贾昌朝就范。
各位，一个人得有多么愚蠢和狂妄才会产生这种荒谬至极的想法？
不出意料的是，潘方净还没见到贾昌朝就被大门口的护卫给搜出了暗藏的短刀，而且他的怀里还有一份他准备拿给贾昌朝阅览的造反行动计划书。这一下可就捅了马蜂窝，贾昌朝下令在河北境内搜捕乱党，誓要将这些人一网打尽。
于是乎，河北各州的邪教组织相继被捣毁，其大小头目也随即被下狱接受审讯，但邪教的大本营贝州却不见有什么动静，原因就在于贝州这个地方有好多官员都是邪教组织的头目。但是，如果继续这么忍下去，贝州的邪教组织迟早也会被端掉。
形势紧迫且危急，王则等人也不想坐以待毙，他们决定提前起事。公元1047年冬至节这天，宋朝在京师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郊祀大礼，而全国各个州府的官员在这一天也要去当地的宗教场所进行祈福仪式，贝州的兵变就发生在这一天。
趁着贝州知州张得一（前枢密使张耆的儿子）率领大小官员前去天庆观祈福，王则率领城中的叛军首先攻下了贝州的军械库，然后取出了里面的各类军械分发给教众。为了扩大队伍的规模，他们还打开了监狱的牢门将里面的犯人全部招募为士兵。在这之后，王则又派人将正在天庆观祈福的贝州大小官员全部控制了起来。知州张得一自然没能跑掉，在威逼之下，这位堂堂大宋朝的知州大人成了王则的一名“书吏”。
提前剧透一下：兵败之后，张得一被宋军俘获，赵祯本想赦免他，但站着说话不腰疼且一身忠肝义胆的言官集团集体上疏要求赵祯杀了张得一以谢天下。最终，张得一被斩首示众。
面对兵变，贝州城里的宋朝官员和军队也不是毫无反抗，但在这群被信仰加持的邪教徒的猛烈进攻下，这些人都被打了个灰头土脸甚至因此而命丧黄泉：兵马都监田斌率众反击，但最后却大败而逃，提点刑狱田京和任黄裳带着官印连老婆孩子都没顾得上就逃离出了贝州，贝州通判董元亨被杀，司理参军王銟（chā）被杀，节度判官李浩被杀，清河令齐开被杀。
就此，贝州城被叛军轻易地拿下。然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关上了贝州的城门后，王则立马就在城里建国称王。他被众人推举为东平郡王，建国号为“安阳”，年号“得圣”，然后他又封张峦为宰相，封卜吉为枢密使，这两人都是贝州当地的朝廷官员，也是王则在邪教组织里的左膀右臂，其他各级官员他也都按照宋朝的官制全部逐一封赏。麻雀虽小但却五脏俱全，贝州俨然在顷刻间就变成了一个微缩版的开封城。
要不怎么说王则也是个蠢人呢？拿下贝州之后他竟然就此满足了，他没想着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力，而是就打算在这个小小的贝州城里占城为王。也就是说，他开始等着必然会到来的大宋平乱大军前来剿灭他。
为了充实自己的队伍，王则下令贝州城里年满十二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丁全部充军，并且还在他们的脸上刺上了“义军破赵得胜”六个字。那些没有被邪教蛊惑的普通百姓当然是不愿意跟着王则造反的，他们很清楚这样下去迟早会是一个死无葬身之地，为了逃离这个魔窟，他们当中便经常有人在夜间从城墙上顺着绳子逃离出城。眼看逃离的人越来越多，王则下令将每五人编为一伍，只要少了一个人就将这一小队的人全部处死。
邪教之毒，此可见也！
贝州兵变之后，贾昌朝火速命令大名府钤辖郝质率兵进逼贝州，同时将此事飞传京师。赵祯第一时间命令西京作坊使王凯（就是那位在鄜州击退西夏的大哥）率领一部京城的禁军前往平叛，而前些年在陕西与西夏军队作战的高阳关都部署王信在闻讯贝州兵变后也发兵贝州，赵祯就此任命他为贝州城下招捉都部署负责统领贝州城下的宋朝平叛大军。然而，在度过了最初的慌乱后，稍微冷静下来的赵祯突然发现自己好像犯了个大错。
他怎么可以让一个武将成为前方的战事统帅呢？这可是坏了他们老赵家的祖宗家法，王则不就是个武将吗？这不正是再一次地证明不能对武将委以重任和信任吗？于是，赵祯再又紧急命令权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兼左谏议大夫明镐这个标准的文官为“体量安抚使”。这个名字很新颖，但通俗地说，这也就是前方战事总司令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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