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保甲法和免役法具体内容以及其历史影响，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两项新法在开始实施后的社会景象。
保甲法在施行之后不久就显现出了它的弊端，平时自由懒散惯了的普通农民突然间被各种类似于军法的规定所要求，这让很多保丁都无法接受和忍受。大户人家倒还好说，毕竟有家有业也就只能忍着受着，可那些贫苦人家以及那些本就没有土地的客户就不同了，他们是光脚的，于是这些人当中便有人因为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矛盾索性直接当起了土匪或强盗。当地官府为了免于追责则是对这些事匿而不报，这就导致情况一步步地开始恶化。
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是普遍性的，要不然宋朝这一年指定会天下大乱，可这种现象所折射出的问题和隐患却是不容忽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新党所憎恶又被旧党所不容的王拱辰站了出来。作为新法的反对派，王拱辰这时候站出来当然不是要为新法摇旗呐喊的，他针对保甲法导致某些地方盗匪滋生的问题向赵顼上疏陈述其害。
王拱辰当然是希望赵顼能够下令废除保甲法，但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知道如果提这样的要求极有可能会被赵顼直接否决，为此他转而请求赵顼能够让下等户免于执行保甲法，从而让这些人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农业生产。王拱辰这个建议无疑是正中要害，毕竟被逼为盗为匪的人多是来自于下等户。
毫无疑问，王拱辰的这份奏请遭到了新法派的攻击，他们认为王拱辰这是在公然抗法理应予以惩处，但王拱辰好歹也是曾经的科考状元，也是一名曾经经历过无数唇枪舌剑的大宋言官，对于新法派的指控，王拱辰据理力争并直言自己此举是在以身报国。这话可就重了，王拱辰这意思就是说他愿意为此而以死相争。赵顼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王拱辰的奏请，由此下等户得以免服保甲法。
说心里话，王拱辰的这一番作为真的要让人对其刮目相看，我个人甚至觉得这应该成为其官宦生涯里最为高光的时刻。别的不说，单是其奏请让下等户免服保甲法并不惜以身抗法的举动就足以看出此人身上多少还是有一点为民请命的士大夫精神。
如前所言，如果我们认为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士大夫阶层只有新旧两派之分，那么这种认知就太过肤浅和片面了。事实上，在当时有很多人都对变法保持了足够独立和冷静的思维，甚至于所谓的新旧两派有时候也是在相互转换，而他们其实并不愿意别人将他们定性为某个派别，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脑子和眼睛去思考和看待新法，比如说此时的开封知府韩维。
相信我们不会对这个人感到陌生吧？首相韩绛的弟弟、王安石的好友和推崇者、宋神宗赵顼早年的王府幕僚兼老师，可以说王安石能够入京为相乃至于历史上能够有王安石变法这么一回事，这其中韩维可谓是“功不可没”。这样的一个人看上去应该是一个铁打的新法派吧？而且，自变法以来，韩维也是一直站在王安石这边，在反对派眼里他韩维简直堪比东汉末年引董卓入京平乱的何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保甲法出台之前，韩维一直没有说过王安石和新法的半句不是，但沉默有时候并不代表着默认或赞同。对于王安石所推行的这场变革运动，韩维自有他的看法和解读，而正如王安石的那位已经被贬出京的好友吕公着一样，韩维在这个时候也发出了自己的疑问：宋朝确实需要进行改革，但真的有必要来一次将整个社会的构架全部扫荡或洗涤一遍的革新运动吗？变法之前的宋朝真的就是一无是处吗？尤其让韩维感到不解的是，你王安石想要通过变法让国家走向富强，可类似于保甲法这种法令与国家富强又有什么关联？
相较于王安石近乎理想主义地认为可以通过保甲法让宋朝的广大农民兄弟形成一种全民尚军尚武的精神继而强化宋朝的国防和武装力量，韩维却对保甲法另有一番认识和解读。很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他和王安石的所思所想以及所见所闻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在韩维看来，保甲法非但不能实现王安石的那一番意图和宏愿，反而是在祸害百姓进而搞得民间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拥有保丁的家庭怨声四起。
此话又是从何说起呢？原来，在保甲法开始实施后，韩维很快就得知和发现了保甲法在推行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困扰。
说到这里我们先按一下暂停键，这里有一个问题：农民到底有没有战斗力？
这个问题或许问得有些愚蠢，自陈胜吴广起义开始，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往往都是拜农民起义军所赐，所以说爆发的农民无疑是具有极强的战斗力，但事实上纯粹的农民起义军都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乌合之众。在很多的历史战例里，政府的官军在与农民军作战时经常能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做到以一敌十，原因何在？答案是农民军普遍没有什么纪律性，而且他们只能打顺风仗，而不能打恶仗，在这种情况下人数越多反而越是能坏事，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只要前面一倒，那么后面就是跟着躺倒一大片。但是，如果他们能在数年时间里大旗不倒且开始吸纳进一些职业军人做将领并施行精中选精，那么他们的战斗力就会猛然暴涨。反之，他们就会一直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比如说东汉末年把各路大小军阀养得肥肥胖胖的黄巾军。
王安石和赵顼之所以要推行保甲法显然是因为他们太过相信农民的战斗力了，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农民只有在吃不饱饭甚至是眼看就快要被饿死的情况下才能爆发内心的小宇宙，生活在和平年代里的农民哪会轻易地就变身为战场上的勇士？这就像我们生活中经常看到的那些所谓的老实人，除非你把他逼入绝境，否则他无论如何都放不出一个屁来。况且，即使是职业军人在初上战场的时候也会在尸山血海面前颤栗，保丁们平时只是巡逻或抓贼，这种环境和历练又岂能与战场上的厮杀相提并论？
所谓的通过保甲法为国培养和输送优质兵源的想法实属天真至极，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被派往边关和战场上的保丁根本就不堪大用，反而白白葬送了卿卿性命。当然，说这些并不是要否定保甲法，保甲法至少对于宋朝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也就是巩固宋朝政府对农村的统治和控制起了很重大且积极的作用，但它的正面意义也仅此而已。
说了这么多，但这时候的王安石和赵顼却无法预见未来，他们正被自己所描绘和臆想出来的壮美画卷所迷醉，那就是前面所提到过的：通过保甲法达到变相裁军的目的，进而可以为宋朝提供强大的国防储备力量，如此便可解决冗兵这一困扰和阻碍宋朝发展的最大顽疾和毒瘤。
韩维就是在这个时候给王安石和赵顼的头上淋下了一盆凉水，他结合自己所收到的奏报以及其在保甲法开始实施后的所见所闻给赵顼上了一道奏疏。在这份奏疏里，韩维说自保甲法开始推行之后，开封府下辖的各县农民莫不惊扰，尤其是那些需要出人充当保丁的家庭更是一片惊恐，更有人为了不去当保丁而痛下狠手将自己的手指给砍了，更极端和更暴力的做法则是从手腕处把自己的一只手爪给砍了！
以韩维的为人和他之前与王安石的关系来看，韩维的这份奏疏不会是在捏造事实并夸大其词，而作为一个讲究仁爱的孔孟弟子和士大夫，身为一方父母官的韩维无疑也对这类现象感到痛心疾首，如此一来他也就进入了一个思想隘地：保甲法不但于国无利反而还祸害百姓，把本来属于军队的事强行塞给以种地为生的农民，这纯属没事找事瞎折腾。
韩维这样想对不对？其实没错，如果你是一方的县令或知府，甚至于如果你就是保丁中的一员，那么你很容易就会有这种想法以至于恨不得把王安石给拖出来狠狠地痛扁一顿。但是，如果你是宋朝的皇帝或宰相，那么身处另一个角度的你一定会对保甲法有另一番认识和解读。可是，皇帝难道就不是百姓的父母官吗？所谓君父，一个人如果是皇帝那就意味着他是全天下所有人的父亲，他又岂能对天下子民们的痛苦无动于衷呢？
在看了韩维的这道奏疏后，这一年不过才二十二岁的赵顼立马生出了恻隐之心，他紧急把王安石找来叙话。当王安石弄清楚赵顼如此急切找他过来的原委后，他突然发现赵顼这年轻的脸庞满是愁容和忧虑。赵顼这个样子明显是被韩维的这份奏疏给深深地震撼到了，由此也顺带着让他对保甲法产生了质疑。王安石一看这架势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赵顼要是这时候打起了退堂鼓，那他王安石在保甲法上面花费的心血可就白费了。
王安石上前对赵顼说道：“陛下，这事没什么好奇怪的。你可是当今天子，如果一个君王因为此事而烦忧，那又何必设置官吏去管束民众？保甲法可不单是为了除盗，更是为了储备兵源且节省军费，还望陛下能够果决，更无需去可怜那些个害怕吃苦的懦弱之辈。”
王安石这话听起来显得很是绝情，但正所谓慈不掌兵，他这话其实也没什么错。这就如同募兵制和义务兵役制，前者是自愿参军，后者是强行征兵，为了逃避兵役而自残这事就算是放在当今社会的某些因为人口相对稀少而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的国家也是屡见不鲜，可这些国家难道要因此而废除全民义务兵役制吗？
在王安石的这一番劝说下，赵顼这边算是被稳住了，可转过头王安石却对韩维的这番举动感到有些不满。正如吕公着的突然“反水”，王安石觉得自己又一次被人从背后给捅了刀子。旧党的史官在记述这段历史时甚至写出了王安石“由此益恶维”这样的字眼，似乎王安石因此而对韩维恨得是咬牙切齿，但这可能吗？或许他确实因此而对韩维有些失望，但要说他从此对韩维更加厌恶和憎恨却无从谈起，倘若真的如此，那么王安石的心胸可谓是渺如针眼。
不过，有一点确实无可否认，那就是韩维和王安石之间因为保甲法而在变法之路上渐行渐离。直白一点说，韩维这时候也认为王安石在变法之事上用力过猛了，国家确实缺钱且积弊甚深，可你介甫兄有必要如此张牙舞爪地大动干戈吗？咱们就不能缓步而行吗？
缓步而行？此时正值年轻气盛的赵顼可不是从小就被训练得端庄持重的赵祯，而王安石也不是什么一切以稳字当头的所谓老成谋国之人，他们都恨不得下一秒就能让宋朝国库充盈并让军队的战斗力重回赵匡胤时代的巅峰状态，然后就让这些大兵们去拳打西夏脚踢辽国从此让华夏中兴重现汉唐雄风。这样说不是在暗讽赵顼和王安石都是急功近利的毛躁之辈，况且新法的每一个法案从构思到出台都绝非朝夕而成，这里面倾注了赵顼和王安石以及那些负责调查民情和制定细则的官员们大量的心血。
当然，我们无可否认，这场变法运动确实存在步子过急的倾向，这就类似于往炉子里面塞柴禾，上一根刚燃起来下一根紧接着又被塞了进去，直到最后把口子给塞得满满当当，这样搞炉子肯定受不了。
那么，作为新法的领导者，学贯古今的王安石难道不知道自己这样搞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吗？我相信他是知道的，可一系列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存在让他被迫如此。一来就是国家确实缺钱，穷得都没法给故去的先帝办一场风光的葬礼，二来就是边关形势严峻，西夏那边屡屡犯境滋事，可宋朝却因为拿不出打仗的军费而被迫隐忍。
身为一国的皇帝，身为执掌国政大权的宰辅重臣，而且又都是无比强烈地热爱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这种境况对于赵顼和王安石来说是怎样的一种屈辱和痛苦？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变法的过程会如此激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地整合内部继而快速地充实国库，然后才能谈及洗刷外辱让宋朝的边关百姓不再被人肆意杀戮和欺凌。
然而，以韩琦和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以及以吕公着和韩维为代表的中间派都不能理解这些，所谓“守旧”并不是说思想保守，而是观念固化，在他们这些人看来，太祖太宗皇帝给我们留下的土地就这么多，我们何必要去跟什么汉朝和唐朝较劲呢？大家和和气气地过日子不行吗？我们这些有钱有权的人负责管理国家，农民们老老实实地交粮交税，这样万世传承岂不美哉？至于什么财政赤字、积弊甚深、国库空虚，我们不是每年都在慢慢改吗？可你王安石如今如此大张旗鼓地搞改革无疑就是在彰显你自己比谁都能干，你非得让自己一个人显得鹤立鸡群，这叫什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关键是你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干却要侵夺我们的切身利益，而且是变本加厉地侵夺，如此一来我们岂能不跟你斗争到底？
这话又是怎么说呢？很简单，均输法和青苗法让官僚、商贾和地主阶级丧失了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从此以后他们很难再以权谋私，很难再囤积居奇，也很难再靠高利贷谋夺私财或兼并他人的土地，至于保甲法这个东西跟这些商贾权贵倒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不说也罢，但没曾想继保甲法之后你王安石又整出了一个免役法，你这简直就是在让老爷们把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又给吐出来，是在让他们把已经收入粮仓的大米往外拿，你不但断他们的财路另外还打劫他们的口袋。都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那么拦路抢财这种事就无异于是杀我父母加掠我妻儿，这简直就是不共戴天之血海深仇啊！
对此，当代历史教科书上的那句话可谓是概括得很经典甚至是很精确：王安石的变法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商人和大地主的利益故而最终遭到了失败。
再请问：有人断你财路掠你妻儿，那么你该怎么办呢？当然是拼死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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