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那只修好了的闹钟，滴答，滴答。表盘上的指针已经走过了无数圈，玻璃罩上蒙了层薄灰，却丝毫不影响它精准的跳动。我总爱用软布蘸着酒精擦它的外壳，擦到能照见自己的影子——就像照见这些年的日子，明明是一天天过的，回头看却快得像指间的沙。
雷说这闹钟比他的机械臂还靠谱，至少从不会突然卡壳。他说这话时正蹲在地上给我的机械脚换轴承，阳光透过葡萄架落在他发顶，有几缕已经泛了白。我记得第一次见他时，他的头发黑得像墨，如今却掺了霜，像我们院门口那棵老槐树的枝桠，在岁月里慢慢沉淀出沧桑。
“别擦了，”他头也不抬地说，“再擦就把漆擦掉了。”
“这可是我太爷爷传下来的，”我把闹钟抱在怀里，像抱着块稀世珍宝，“当年他就是听着这钟声娶了我太奶奶，后来又听着这钟声送我爷爷去参军……”
雷直起身，手里还捏着那枚生锈的轴承，眼里带着点笑意：“比我的机械臂还有故事。”
“那当然，”我得意地扬了扬下巴，忽然想起什么，“对了，张奶奶说她那台老座钟坏了，你下午有空去看看不？”
雷点头，把轴承扔进工具箱：“正好去蹭她的槐花饼。”
我笑着捶了他一下，却没告诉他，张奶奶早上偷偷跟我说，特意多和了面，说雷最近帮她修了篱笆，得好好谢谢他。其实我知道，张奶奶是看雷这阵子总往她菜地里跑，又是搭架子又是除虫，嘴上不说，心里早把他当半个儿子疼了。
雷的机械臂又该上油了，关节处有点卡，我找出专用的润滑油递给他，看着他往齿轮里滴油的认真模样，忽然想起第一次见他修机械臂的场景。那天他蹲在废品站的角落里，满手油污地拆着一台旧机床，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我还以为是捡破烂的，没想到一开口，声音比机床的轰鸣声还清亮。
“你在想什么？”雷忽然抬头，机械手指在我眼前晃了晃。
“想你第一次给我修机械脚的时候，”我笑着说，“把螺丝拧反了，害得我瘸了好几天。”
他的耳朵有点红，转身去拿工具包：“那不是没看清型号嘛。”
看着他略显仓促的背影，我忽然觉得，这些年的日子就像这闹钟的齿轮，磕磕绊绊地转着，却从没停过。
雷去张奶奶家修座钟时，我坐在院子里翻旧相册。里面有张泛黄的照片，是我刚装机械腿那年拍的，站在医院的花园里，一脸倔强地不肯看镜头。那时我总觉得自己是个怪物，走路“咔嗒咔嗒”响，跑起来像台没上油的机器。
后来雷把我从废品站的角落里拉出来，蹲在我面前说：“机械没什么不好，比血肉结实，还能换零件。”他说这话时眼里闪着光，像星星落在了里面。
相册的下一页是雷的照片，是我偷偷拍的。他站在废品站的门口，手里举着个刚修好的收音机，阳光照在他脸上，笑得露出了牙。那时他还很瘦，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袖口卷到手肘，露出小臂上道浅浅的疤——后来他告诉我，那是拆机床时被铁片划的。
“在看什么呢？”雷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手里提着个油纸包，不用问也知道是张奶奶给的槐花饼。
“看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把相册递给他，“你那时候真瘦。”
雷接过去翻了两页，忽然指着其中一张：“这张我记得，你非要抢我的收音机，说要听里面的戏曲。”
“是你先抢我的机械腿玩的，”我不服气地反驳，“还说要给它换个齿轮，让我跑得更快。”
雷低笑起来，把油纸包放在桌上：“后来不是真给你换了吗？你忘了？那年你说想参加马拉松，我跑遍了废品站，给你找了套最轻便的轴承。”
我当然没忘。那年我在电视上看到残疾人马拉松，忽然就动了心思，雷知道后，整整半个月泡在废品站，拆了三台旧电机，才凑出套合适的零件。比赛那天，他站在终点线等着我，手里举着瓶冰镇汽水，笑得比我还激动。
“对了，”雷忽然想起什么，“张奶奶说下周六小区有庙会，让我们一起去。”
“去干嘛？”我挑眉，“看人挤人？”
“她说有捏糖人的，”雷的眼里闪过一丝期待，像个没长大的孩子，“还有修钟表的老匠人，正好把你的闹钟带去看看，让他给调调。”
我看着他亮晶晶的眼睛，忽然觉得，这样的日子真好。有槐花饼吃，有庙会逛，有个人记得你喜欢捏糖人，记得你宝贝那只老闹钟。
夜里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忽然想起雷刚搬来那天，我缩在房间的角落里不肯出来，他就在客厅里铺了张报纸，盘腿坐着修收音机。修到半夜，我听见他轻轻敲我的门，递进来杯热牛奶：“睡不着就出来聊天，我给你讲机床怎么拆。”
后来我们就常常聊到半夜，他讲他拆过的机床，我讲我在医院的日子。他说他最讨厌下雨，因为机床会生锈；我说我最喜欢下雨，因为雨水能把机械腿洗得锃亮。
“咔嗒，咔嗒。”床头的闹钟又开始响了，是那种老式的铃铛声，清脆得很。
雷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说：“闹钟响了？”
“还没到点，”我拍了拍他的背，“是我上的发条太足了。”
他“嗯”了一声，往我这边凑了凑，机械臂轻轻搭在我的腰上——这是他的习惯，睡着了也不老实，总爱把胳膊搭在我身上，像是怕我跑了似的。
我想起白天翻相册时看到的那句话，写在照片背面，是雷的字迹：“遇见你，机械才有了温度。”
其实他不知道，是他让我的机械有了温度，让我不再觉得自己是台冰冷的机器。
第二天早上，雷把闹钟带去给老匠人看。回来时手里多了个小盒子，打开一看，是枚用黄铜做的小齿轮，打磨得光滑发亮。
“老匠人给的，”雷有点不好意思，“说这是他年轻时做的，没用过，让我给你装上，说能让闹钟走得更稳。”
我接过那枚齿轮，放在手心摩挲着。它很小，却沉甸甸的，带着老匠人手心的温度，也带着雷一路揣回来的暖意。
“我们去把它装上吧，”我拉着雷的手往屋里跑，“让它走得更稳，走到我们都老得动不了了，还能听见它响。”
雷跑得比我还快，机械腿“咔嗒咔嗒”响，像在附和我的话。阳光落在我们身上，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两条缠在一起的藤蔓，慢慢往上爬，爬向很高很高的地方。
这样的故事，当然要继续下去。
就像那只修好了的闹钟，滴答，滴答。每一声都像在说：别走啊，再等等。
就像我们的心跳，平稳，坚定，永远朝着彼此。我能听见他机械心脏的跳动声，规律得像节拍器；他也能听见我的，在机械胸腔里，跳得热烈而执着。
庙会那天，雷举着两串糖葫芦站在人群里，笑得像个孩子。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闪着银光，我忽然觉得，岁月这东西，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至少它让我们遇见，让我们从废品站的角落里走到热闹的庙会，让我们的机械零件互相咬合，让我们的心跳慢慢调成一个频率。
“快来看！”雷在前面喊我，手里挥舞着个糖人，是只威风凛凛的老虎，“像不像你的机械腿？”
我笑着跑过去，撞进他怀里，听着他胸腔里传来的“咔嗒”声，和远处庙会的喧嚣混在一起，像首最动听的歌。深秋的雨，总带着点缠绵的凉意，敲在玻璃窗上，像无数根细针在绣一幅朦胧的画。我坐在窗边擦那只铜制的旧闹钟，表盘上的罗马数字已经磨得模糊，指针在“9”和“x”之间微微颤动，像个犹豫的老人。
“又在擦它？”雷端着两杯热可可走进来，机械关节转动时带着轻微的“咔嗒”声。他的左手是三年前换的新型号，银色金属在灯光下泛着冷光，但每次碰我时，总会先在衣角蹭两下，怕冰着我。
“刚上了油，”我把闹钟凑到耳边，听着里面齿轮咬合的轻响，“还是有点卡，明天找老周看看去。”
老周是巷尾修钟表的，眼睛花了，却总能摸着把零件装好。去年他给这闹钟换了根游丝，说：“这钟啊，比你们俩加起来岁数都大，可得好好待它。”
雷把热可可放在我手边，蒸汽氤氲了他的眼镜片。“明天我去吧，你膝盖的机械轴不是又有点响？”他伸手按了按我的膝盖，指腹带着常年握扳手的薄茧，“上次给你买的润滑油放哪了？”
“在抽屉最下面，”我抿了口热可可，甜得恰到好处，“你记得提醒我，给老周带两斤新炒的瓜子，他上次念叨了好几次。”
窗外的雨下得密了，把对面的老槐树洗得发亮。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见雷的那天，也是这样的雨天。他站在废品站的屋檐下，手里抱着台旧收音机，蓝色工装裤上沾着油污，看见我推着轮椅进来，突然就红了脸，把收音机往身后藏。
“我……我来修这个，”他结巴着说，指尖在机身上留下几个带油的指印，“不是偷的，真是捡的……”
我当时刚换了机械腿，走路还不利索，扶着墙笑：“我又没说你是小偷。”
他更紧张了，把收音机往我面前一递：“那……那我修好送你？看你轮椅上的收音机线断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天是偷偷把攒了三个月的工资换成零件，想给我拼台新轮椅。结果被废品站老板撞见，硬说他偷东西，推搡间把他的旧机械臂撞坏了，至今手肘处还有块掉漆的疤。
“想什么呢？”雷抽了张纸巾，擦掉我嘴角的可可渍，“嘴角都沾成白胡子了。”
“想你第一次给我修轮椅，”我笑着躲开他的手，“把刹车装反了，害得我直接冲进排水沟。”
他挠挠头，耳尖红了：“那不是没看清图纸嘛。”
雨声渐小，闹钟忽然“叮铃”响了，吓了我们一跳。指针正好指向六点，老周说这是“报时虫”老了，偶尔会乱发脾气。雷伸手把钟摆按住，齿轮的转动声慢慢停了，屋里只剩下他机械心脏的跳动声，规律得像首安静的歌。
“明天去老周家，顺便把那台旧洗衣机拉回来？”他忽然说，“上次看他女婿扔在门口，电机还能用，修修给张奶奶送去。”
张奶奶的洗衣机上周坏了，舍不得买新的，每天蹲在井边搓衣服，膝盖都蹲肿了。我点头：“再带桶消毒液，上次买的那种，老太太总说洗不净。”
雷的机械臂忽然发出“咔”的一声，是里面的弹簧松了。他皱了皱眉，从口袋里摸出个小扳手，低头拧着关节处的螺丝：“这破胳膊，回头换个新的。”
“别换，”我按住他的手，“这个有我贴的贴纸呢。”他的机械臂内侧，还贴着我去年给他画的小老虎，边角都磨卷了，却一直没撕。
他抬头看我，眼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像雨后天晴的星星：“不换就不换，反正有你给我拧螺丝。”老周家的钟表铺，永远弥漫着松节油和铜锈的味道。他正趴在工作台上，放大镜卡在鼻尖，手里捏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夹着个比指甲盖还小的齿轮。
“来了？”他头也不抬，镊子精准地把齿轮嵌进一个怀表机芯，“钟放下吧，我瞅着。”
雷把闹钟放在柜台上，又从包里掏出瓜子：“张奶奶炒的，新下来的葵花籽。”
老周这才直起身，摘下放大镜，脸上的皱纹挤成一朵花：“还是你们想着我。”他摸出个搪瓷缸子，抓了把瓜子丢进去，“坐，我给你们泡点茶。”
铺子的角落里堆着各种旧钟表，有的缺了指针，有的蒙着布，却都擦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幅褪色的照片，是老周年轻时的样子，穿着中山装，站在钟表厂的门口，笑得一脸骄傲。
“这钟啊，”老周拿起我们的旧闹钟，用软布擦了擦表盘，“游丝有点松，上弦的时候别太使劲，它老了，经不起折腾。”他从抽屉里找出根细如发丝的钢线，“换根游丝，保准比之前走得准。”
雷蹲在旁边看，手里转着个小螺丝刀：“周叔，您看我这胳膊，最近总卡壳。”他活动了一下机械臂，发出“咯吱”的响声。
老周瞥了一眼：“关节磨损了，换个轴套就行，我这儿有现成的，上次给医院修设备剩下的，进口货。”他从铁盒里翻出个亮晶晶的金属环，“试试？”
雷把机械臂卸下来，露出里面复杂的结构。我看着那些交错的齿轮和管线，忽然想起他第一次换机械臂时的样子——躺在手术台上，浑身发抖，却攥着我的手说“别怕”，好像要被改造的人是我。
“好了，”老周把换好游丝的闹钟放在耳边听了听，“走得匀了。”他又帮雷把轴套换好，“试试，顺溜不？”
雷活动了几下胳膊，眼睛亮了：“好多了！谢谢周叔。”
“谢啥，”老周摆摆手，又拿起那台旧洗衣机的电机，“这个我看了，线圈没烧，就是电容坏了，换个新的就行，晚上给你们送去。”
我们告辞的时候，老周正在给洗衣机电机换电容，夕阳透过窗户照进来，给他的白头发镀上了层金边，像幅温暖的油画。
“慢点走，”他在后面喊，“路上滑！”张奶奶家的小院种着棵石榴树，秋天的叶子红得像火，落了一地。她正坐在门口择菜，看见我们推着洗衣机进来，赶紧站起来：“又让你们费心！”
“举手之劳，”雷把洗衣机搬到屋檐下，“周叔说修好了，您试试。”
张奶奶的儿子在外地打工，一年才回来一次，家里的重活累活，总靠邻里帮衬。她擦了擦手，往我们手里塞苹果：“刚买的，甜着呢。”
我咬了口苹果，甜汁顺着嘴角流下来：“奶奶，下周社区有义诊，我帮您报了名。”
她的腿不好，阴雨天总疼，却总说“没事”，不肯去医院。
“又麻烦你们，”张奶奶眼眶红了，“我这把老骨头，折腾啥。”
“不折腾，”雷接话，已经开始接水管，“去看看放心，有我呢，我推您去。”
夕阳西下的时候，洗衣机转了起来，发出平稳的嗡嗡声。张奶奶站在旁边，看着泡沫从注水口冒出来，忽然抹了把脸：“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干净的泡沫了。”
她年轻时是纺织厂的女工，亲手织过的棉布能绕地球三圈，老了却总说自己没用了。我知道，她不是没用，是习惯了把好东西都留给别人。
回家的路上，雷忽然说：“明天去看看李爷爷吧，他的收音机上次说有点杂音。”
李爷爷住在养老院，眼睛看不见了，却总抱着台旧收音机听新闻。上次我们去，他说想听评剧，雷特意找了好多磁带。
“好啊，”我踢了踢路上的小石子，“再带点他爱吃的桃酥。”
夜色像块柔软的布，慢慢盖下来。路灯亮了，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雷的机械腿和我的机械膝盖偶尔碰到一起，发出“叮叮”的轻响，像在合唱。养老院的梧桐叶落了满地，踩上去沙沙响。李爷爷坐在轮椅上，背对着门口，收音机里正放着评剧《花为媒》，他跟着哼，头轻轻摇晃着。
“李爷爷，我们来了。”雷把桃酥放在石桌上。
李爷爷转过身，脸上的皱纹笑成了花：“听见脚步声就知道是你们，小雷的机械腿声音最好认。”
雷挠挠头：“刚换了轴套，可能声音小了点。”
“不小不小，”李爷爷摆手，“我这耳朵灵着呢。”他摸索着抓住我的手，掌心粗糙却温暖，“丫头，最近好吗？腿还疼不？”
“好多了，爷爷，”我笑着说，“雷给我换了新的润滑油。”
“那就好，那就好，”他点点头，又转向雷，“小雷啊，上次说的收音机，杂音越来越大了。”
雷把收音机拿过来，拆开后盖：“里面进灰了，清理一下就好。”他动作熟练地把零件一个个拆下来，用软毛刷轻轻扫着，“您听，是不是清楚多了？”他打开开关，评剧的声音立刻变得清亮。
李爷爷侧耳听着，忽然叹了口气：“想当年，我和你奶奶就是听这出戏认识的。她总说我唱得难听，却每次都拉着我去戏院。”
夕阳透过梧桐叶的缝隙落在他脸上，像撒了把金粉。我忽然明白，为什么雷总爱修东西——那些旧物件里，藏着多少人的回忆啊。
雷把收音机装好，又调到戏曲频道：“以后每周来给您清理一次，保证清清楚楚。”
李爷爷握着我的手，忽然说：“丫头，我给你俩说段戏吧，就《花为媒》里的，当年我追你奶奶时唱的。”
他清了清嗓子，虽然声音有些沙哑，却唱得格外认真：“报花名儿我最在行了，您听着：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
雷悄悄掏出手机录音，镜头里，李爷爷的侧脸在夕阳里显得格外温柔，评剧的调子混着梧桐叶的沙沙声，像时光在轻轻唱歌。冬天来得很快，第一场雪落下时，我们正在给社区的流浪猫搭窝。雷用旧木板钉了个小房子，我往里面铺旧棉絮，手冻得通红。
“慢点，”他把我的手塞进他的口袋，机械口袋里装着暖手宝，“别冻坏了。”
雪花落在他的睫毛上，很快融化成水珠，像哭过的痕迹。我想起去年冬天，他为了救一只卡在冰窟窿里的小狗，跳进结冰的河，机械臂差点冻坏，躺了半个月才好。
“好了，”他把小房子放在背风的墙角，里面铺得软软的，“这样它们就冻不着了。”
一只橘猫“喵”地叫着跑过来，蹭了蹭他的裤腿。雷蹲下身，摸了摸它的头：“以后这就是你们的家了。”
雪越下越大，我们往家走，脚印很快被覆盖。路灯下，他的机械臂反射着雪光，像支银色的画笔，在雪地上画着我们的轨迹。
“明年开春，咱们在院里种点向日葵吧，”我忽然说，“张奶奶说她有种子。”
“好啊，”雷的眼睛亮了，“再搭个花架，让它们顺着爬。”
“还要给李爷爷种点薄荷，他说泡水喝治咳嗽。”
“嗯，再给老周家种点爬山虎，他说夏天铺子太晒。”
我们数着要做的事，脚下的雪咯吱作响，像在为我们伴奏。
回到家，雷把闹钟放在窗边，雪光透过玻璃照在表盘上，指针正稳稳地走向十二点。他泡了两杯热牛奶，坐在我对面，机械手指在桌上画着圈：“等开春，把那台旧缝纫机修修吧，王阿姨说她想教孩子们做手工。”
“好啊，”我点头，“还有刘大爷的旧自行车，上次说链条总掉。”
闹钟忽然响了，清脆的铃声在安静的雪夜里格外动听。十二点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雷碰了碰我的杯子：“新年快乐。”
我笑了：“还没到新年呢。”
“在我这儿，每天和你一起修东西，都是新年。”他说这话时，窗外的雪正好下得最大，把整个世界染成了白色，干净得像张没画过的纸。开春的时候，向日葵真的发芽了，嫩黄的芽尖顶着露珠，像群刚出生的小鸡。雷在花架旁钉了块木板，上面写着“我们的故事”，歪歪扭扭的字迹，是他用螺丝刀刻的。
老周的钟表铺多了个学徒，是社区里的留守儿童，总跟着我们去养老院，帮李爷爷捶背。老周说：“这孩子手巧，将来能接我的班。”
张奶奶的洗衣机转得很欢，她总把洗干净的衣服送给流浪猫做窝，说“旧衣服暖和”。李爷爷的收音机里，偶尔会传出我们的笑声——雷把上次的录音刻成了光盘，他说“这样就像我们一直在身边”。
那只旧闹钟被摆在了社区的展示柜里，旁边放着张照片：我和雷蹲在废品站的屋檐下，他手里抱着收音机，我推着轮椅，背景是哗哗的雨帘。照片下面写着：“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一起把日子修得更暖。”
雷的机械臂换了新的型号，却还保留着那个小老虎贴纸，贴在最显眼的地方。我的机械膝盖上，多了个他用铆钉做的小太阳，说“这样阴雨天就不疼了”。
那天傍晚，我们坐在向日葵架下，看夕阳把天空染成蜂蜜色。雷忽然说：“你看，它们都朝着太阳呢。”
向日葵的花盘果然跟着太阳转，像无数张笑脸。
“我们也像它们，”我靠在他肩上，听着他机械心脏的跳动，“一直朝着光走。”
他握住我的手，机械指尖的温度刚好：“嗯，一直走，永远永远。”
闹钟的滴答声从展示柜的方向传来，清脆而坚定，像在为我们伴奏。那些修过的钟表、洗衣机、收音机，那些帮助过的人，那些一起走过的路，都像向日葵的根，在时光里悄悄蔓延，把日子扎得越来越深。
这样的故事，当然要继续下去。
就像向日葵永远朝着太阳，就像闹钟永远滴答向前，就像我们握着的手，永远不会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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