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明朝第五位皇帝，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1398年3月16日），在经过朱棣，朱高炽两位皇帝培养后，文治武功方面都达到完美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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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基前:
在仁宗离世前，一直有意迁都回南京。
【- 史料记载：《明实录·仁宗昭皇帝实录》记载，洪熙元年（1425 年）三月，朱高炽“命行在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等，督军民船匠，于淮安、卫河、通州、天津、龙江等处，造船运粮，以备明年迁都之用” 。】
所以当时仁宗派太子朱瞻基前往南京，提前做迁都准备，让朱瞻基了解南京当地情况，考察中央机构运作等，毕竟朱棣迁都时在南京还保留了一套体系。
只是，还未等迁都过程完善，正处于南京的朱瞻基便收到了父亲仁宗病重的消息（五月）。
于是朱瞻基急忙启程赶往北京，在抵达良乡（今北京房山区良乡镇）时，收到父亲仁宗去世的消息后，六月二十七日继位，次年改年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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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位后:
新朝换旧臣，帝位交替，朝中群臣此时正处于人心惶惶，为稳定局势，朱瞻基迅速采取行动，对朝廷官员进行安抚。
他强调会继续重用先帝旧臣，让他们各司其职，稳定朝廷的行政秩序。
同时，朱瞻基还通过诏书等形式，向天下百姓宣告新帝登基，表达自己治理国家、造福百姓的决心，以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
这些并不算什么大事，朱瞻基明白，最需要防范的潜在威胁便只有他的皇叔，汉王朱高煦。
朱高煦一直觊觎皇位，在朱高炽去世后，朱高煦对他这个大侄子肯定不服，内心定然蠢蠢欲动，毕竟他爷爷的皇位算是开创先例。
但古时讲究事情过多，他也不可能冒天下大不违，直接处理他的二叔。
于是朱瞻基便对他的这个二叔采取独特的政策，表面上采取怀柔政策，暗中警惕。
- 经济限制：朱高煦就藩乐安州后，朱瞻基对其经济来源进行严格管控。
乐安州当地的税收，很大一部分直接上缴中央，减少朱高煦可支配的财政收入。
这使他难以大规模招兵买马，组建私人武装力量。
例如，原本乐安州每年税收可用于地方建设及藩王开支的有十万两白银，经调整后，朱高煦实际能支配的不足两万两，极大限制了他在经济上的扩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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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监控：朱瞻基在乐安州周边部署大量忠于朝廷的军队。
这些军队不仅负责边境防御，还承担对朱高煦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的任务。
同时，朝廷定期对这些军队进行调动和换防，防止他们与朱高煦势力相互勾结。
例如，在乐安州北部边境常驻有一支万人规模的精锐部队，该部队将领由朝廷直接任命，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将领轮换和部队换防，确保对朱高煦军事监控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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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活动范围：朱瞻基明确下令，严格限制朱高煦离开乐安州的活动范围。
朱高煦若因特殊情况需要离开乐安州，必须事先向朝廷提出申请，详细说明出行的原因、目的地、行程安排以及随行人员等信息。
只有在获得朝廷批准后，朱高煦才能按照申请的内容出行。
例如，一次朱高煦声称要前往京城参加某位皇室宗亲的葬礼，向朝廷提交出行申请。
朝廷在接到申请后，对其出行目的、行程安排等进行详细审查，并派遣专人对葬礼相关事宜进行核实。
最终，朝廷以葬礼规模较小、无需藩王亲自参加为由，驳回了朱高煦的出行申请，有效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降低其与外界势力勾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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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弱政治影响力：朱瞻基对朱高煦在朝廷中的政治势力进行大规模清洗和削弱。
对于那些与朱高煦交往密切、被认为是其政治盟友的官员，朝廷采取撤职、降职、调任偏远地区等措施，将他们从重要的政治岗位上移除，切断他们与朱高煦之间的政治联系。
例如，当时朝中一位侍郎与朱高煦来往频繁，经常为朱高煦在朝廷中传递消息、拉拢势力。
朱瞻基得知此事后，立即下令将该侍郎撤职查办，并将其流放到边疆地区。
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削弱了朱高煦在朝廷中的政治影响力，使其难以在朝廷内部发动政治斗争，对朱瞻基的皇位构成威胁。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可以说是彻底掌控局面。
而朱高煦也没辜负朱瞻基，朱瞻基即位后，朱高煦认为其年轻可欺，加快谋反准备。
他一方面在乐安州封地内，以各种借口招募士兵，扩充私人武装。
另一方面，秘密打造兵器，储备粮草，为起兵做物质准备。此外，朱高煦还派遣亲信到京城及周边地区，与对朱瞻基统治不满的势力进行联络，试图结成反朱联盟，壮大自己的力量。
最终在宣德元年八月，朱高煦认为准备已就绪，在乐安州正式起兵叛乱。
他完全效仿他的父亲，发布檄文，指责朱瞻基违背祖制、亲近小人等诸多罪行，宣称自己起兵是为了清君侧，恢复祖宗基业，企图为叛乱披上合法的外衣...
随后，朱高煦率领叛军进攻周边郡县，但由于其行动突然，且周边郡县防守薄弱，叛军在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占领了附近的几个城镇，势力有所壮大。
而朱瞻基这边本就对朱高煦有警惕，很快便得知消息，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应对之策。
一众大臣不出所料，开始和稀泥，有的主张派遣将领率军前往平叛，有的则建议采取怀柔政策，对朱高煦进行招安。
最终，朱瞻基直接定下，决定御驾亲征。
理由便是他认为朱高煦谋反已久，且野心勃勃，不会轻易接受招安。
而自己御驾亲征，不仅能够鼓舞士气，稳定军心，还能向天下昭示朝廷平定叛乱的决心和信心。
于是，在早有准备前提下，朱瞻基迅速调集大军，亲自率领出征。
而当朱高煦得知朱瞻基率领的大军抵达乐安州附近时，朱高煦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原本以为朱瞻基毕竟是个年轻人，定然会像当初的建文一般懦弱，不敢亲自率军前来平叛，因此对朝廷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面对朱瞻基率领的强大军队，朱高煦的叛军士气低落，人心惶惶。
许多叛军将领看到形势不妙，纷纷暗中与朝廷军队联系，准备投降。
朱高煦得知这些情况后，惊慌失措，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在这种情况下，朱高煦的亲信们纷纷劝说他投降，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朱高煦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后，最终决定向朱瞻基投降。
他率领部分叛军将领出城，向朱瞻基请罪。
朱瞻基接受了朱高煦的投降，并下令将其囚禁起来，等待进一步的处置。
随后，朱瞻基率领大军进入乐安州城，对叛军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整顿。
至此，朱高煦的叛乱便以这种玩笑一般的方式被彻底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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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处置:
对于他的二叔:朱瞻基只是将他及妻儿囚禁于京城西安门内，没收其财产，同时将参与叛乱的军队解散或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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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的三叔:朱高燧并未参与，但在汉王起兵时曾邀约他一天同举事，虽朱高燧拒绝响应，选择按兵不动。
但事后看到汉王的结局，为了避免因此事被清算，不得不向朱瞻基表明忠心，主动交出常山中护卫及群牧所，大大削减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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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惩处其他参与者：对于积极参与朱高煦叛乱的核心成员，如策划叛乱的谋士、率军作战的将领等，朱瞻基下令予以严惩，大多处以死刑，以儆效尤。
对于一些受胁迫参与叛乱或罪行较轻的普通士兵和民众，朱瞻基则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对他们进行赦免，让他们能够回归正常生活，以稳定社会秩序，减少叛乱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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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一些民间流传的说法是汉王被囚禁至死，但这一说法没有依据，所以不做真实。
而有依据的则为后世朝代编撰的《明史》中记载。
1426 年，朱高煦谋反失败后被囚禁，一日，朱瞻基去看望他，朱高煦却故意伸出脚将朱瞻基绊倒。
朱瞻基恼羞成怒，命人用300斤重的铜缸将朱高煦扣住。
然而，朱高煦力大，竟将大缸顶起，朱瞻基见状，又让人在铜缸周围点燃木炭，将朱高煦活活炙死在铜缸内，其诸子也全都被杀 。
可能有人会说是抹黑，那么可以看看明朝编撰的史料中，《明史纪事本末》详细记载了汉王朱高煦的死法：“汉庶人高煦锁絷之内逍遥城，一日，帝往，熟视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铜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顶负缸起。积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时火炽铜镕，庶人死。诸子皆死。”
至于《宣宗实录》，里面没有记载汉王结局，只写了平叛过程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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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实录》对处理汉王朱高煦的记载如下：
叛乱经过
宣德元年八月，朱高煦谋反，派官员到北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当夜逮捕官员上报朝廷。
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以济南为应，分散弓兵旗，令真定诸卫所夺傍郡县畜马，并设立五军都督府，诸子各监一军，朱高煦率中军，世子朱瞻垣居守，指挥韦贤、韦兴，千户王玉、李智领四哨，伪授王斌、朱暄等大帅、都督等官。
御史李濬发现后上报朝廷，宣宗升其为左佥都御史，并派遣中官侯太赐书高煦，侯太到乐安州后，朱高煦傲倨不拜敕，向南面坐，大声说：“我怎么会负朝廷啊！靖难之役时，如果不是我死力付出，现在燕还是燕的事情恐怕还尚未可知。
朱棣听信谗言，削我护卫，让我迁徙到乐安。朱高炽只给我金帛饵我。
现在朱瞻基又拿祖先事情糊弄我，我怎么还能没有动作？你看我的兵营，士兵战马怎么不可洸洋天下啊。
你速上报朝廷，把奸臣都捆绑过来，再谈我所要的事情。”
侯太恐惧而归，宣宗得知后大怒。之后朱高煦又派遣百户陈刚进疏，称明仁宗违背洪武、永乐年的制度，给文臣诰敕封赠，而现在修理南巡席殿等都是过错，又诬陷大臣夏原吉等为奸佞，并索要诛杀掉，还给公侯大臣写信，言语骄言巧诋，污蔑明宣宗。
宣宗叹道：“朱高煦果然谋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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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征平叛
宣宗商议派遣阳武侯薛禄将兵讨伐，大学士杨荣力言不可，主张亲征，夏元吉也表示赞同，宣宗心意遂决，立即召张辅谕亲征，并敕遣指挥黄谦，同总兵、平江伯陈瑄防守淮安，防止其南逃，令指挥芮勋守居庸关，令法司尽弛军旗、刑徒等跟随出征，同时命定国公徐永昌、彭城伯张昶守皇城等。
大军抵达乐安城北，并发神机铳箭，诸将请即攻城，宣宗不许，并敕谕朱高煦，未得到报信，之后宣宗命放箭书到城中，对谕党逆者宣以祸福，城中于是很多人欲逮捕朱高煦献上。
朱高煦狼狈，密遣人上奏宣宗，乞求宽解，并明日早晨出城归降，得到宣宗许可。当夜，朱高煦取出积累的兵器与凡谋议交通文书，全部毁掉，城中通夕火光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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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结果
朱高煦出城投降，顿首言：“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宣宗命朱高煦写书，召诸子同归京师，罪止牵连至倡谋数人，其余城中被胁迫者一律释放，并逮捕王斌等下锦衣狱，之后令薛禄等人巡抚乐安，改乐安州为武定州。大军班师时，户部尚书陈山迎驾，并进言道：“应当乘胜移师向彰德，袭击赵王朱高燧，这样朝廷就永远安定了。”宣宗未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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