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质，活跃于唐文宗太和年间（827-835年），是中唐时期以务实理政着称的地方官员。他出任亳州刺史期间，恰逢晚唐藩镇势力渐稳、民生亟待恢复的关键阶段，以“兴农、护文、安境”为治州核心，在任内留下了诸多惠及民生的实绩，其生平虽未详述于正史列传，却从地方志乘与同期政令中，勾勒出一位循吏的典型形象。
徐元质出身中原儒学世家，自幼潜心经史，尤重《周礼》中的治民之道，养成了务实笃行、不尚空谈的品性。中唐科举虽受党争与宦官势力影响，但他凭借扎实的学识与端正的品行顺利登第，初入仕途便任职于地方州县，从县丞、通判等基层官职做起。在多年的基层历练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民政治理经验，尤其擅长处理赋税征管、水利兴修等实务，其“凡事亲力亲为，问计于乡野”的作风，深受上司赏识与百姓信赖，最终在唐文宗太和初年，因政绩累积被擢升为亳州刺史。
亳州地处淮北大平原，既是中原通往江南的交通要冲，也是传统农业重镇，更是道教祖庭太清宫所在地，兼具军政、经济与文化三重重要性。徐元质到任时，亳州刚经历局部兵乱与水患，农田荒芜、赋税紊乱，百姓流离失所。面对残破局面，他首要推行“劝农复耕”之策：一方面奏请朝廷减免亳州三年赋税与徭役，招抚流亡百姓返乡；另一方面亲自勘察境内涡河、淝水流域，组织民力修缮年久失修的堤坝与灌溉渠道，划分水源分配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农田旱涝问题。他还引入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与高产作物，派人指导农户改良土壤，短短两年便让亳州农业恢复元气，粮食产量较此前大幅提升，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作为道教圣地，亳州太清宫在唐文宗时期备受朝廷重视，太和七年（833年）文宗曾下诏令宣武军节度使李程兼任太清宫使，督导宫观修葺。徐元质深谙亳州的文化特殊性，在治州过程中格外注重文物保护与教化传承。他拨出州府经费，牵头修缮太清宫殿宇，整理宫内珍藏的典籍与碑刻，严禁官吏豪强侵占宫观土地；同时在州城设立学宫，聘请儒学名士讲学，推行“耕读并重”的教化理念，让百姓在温饱之余得以接触圣贤之道。他还整顿境内吏治，严惩贪墨欺压百姓的胥吏，规范赋税征收流程，做到“赋役均平，吏无苛扰”，使亳州社会秩序迅速安定。
唐文宗时期，河北藩镇虽暂归平静，但地方治安仍面临盗匪侵扰的隐患。徐元质采取“宽严并济”的安境之策：一方面组建地方团练，选拔乡中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负责巡逻防盗，保障商旅与百姓安全；另一方面对捕获的盗匪区别对待，对迫于生计的贫苦之人从轻发落，助其返乡务农，对惯犯则依法严惩，有效遏制了境内盗匪横行的局面。他还加强与周边州县的联防协作，互通情报、联合缉捕，让亳州成为淮北大平原上少有的安宁之地，吸引了不少周边百姓前来定居。
徐元质在亳州任上始终坚守清廉自守的底线，生活简朴，不接受地方乡绅的馈赠，州府经费收支公开透明，深得百姓爱戴。他常说“刺史者，民之父母也，当以民之疾苦为己忧”，每逢灾荒或农忙时节，必亲赴乡间查看民情，与百姓同食同住，倾听诉求。在他的治理下，亳州呈现出“田畴垦辟、商旅辐辏、文教渐兴”的繁荣景象，唐文宗曾下诏嘉奖其治绩，称其“有古循吏之风”。
太和末年，“甘露之变”爆发，朝廷政局动荡，党争加剧。徐元质见时政日非，不愿卷入朝堂纷争，在任满三年后主动上书请求致仕。归隐后，他回到家乡潜心治学，整理平生治州心得，着有《亳州治略》数卷，详述兴农、治水、教化之法，可惜后世多有散佚。
徐元质的一生，虽无惊天动地的伟业，却以务实清廉的治政风格，在晚唐乱世中为亳州百姓撑起了一片安宁天地。他重视民生、保护文化、安定地方的举措，不仅改善了亳州的社会面貌，也践行了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作为唐文宗时期地方官员的典范，徐元质的循吏之风，为晦暗的晚唐政治增添了一抹亮色，其事迹虽散见于史料，却仍为后世地方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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