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唐玄宗开元年间郑州参军，生卒年不详，籍贯无确载，以“割股疗亲”的极端孝行名留史册，与同名殉国将领判然两人。据《册府元龟》明确记载，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徐庆因父病重割股为羹进奉，其孝行获朝廷“诏旌表门闾”，成为唐代儒释合流背景下，礼教观念推崇的典型孝亲范例，其事迹虽简，却深刻反映了盛唐社会的道德取向与风俗特质。
徐庆出身平民之家，自幼受儒家孝悌思想熏陶，性情醇厚恭谨，事亲至孝。史载其“少习礼经，笃于亲恩，事父未尝离左右”，成年后通过科举入仕，授郑州参军，虽官职低微（从九品下），却勤于职守，清廉自守。任职期间，他始终将奉养父母置于首位，每逢休沐，必归乡省亲，悉心照料父亲饮食起居，乡邻皆称其“孝行着于闾里”。彼时唐代“以孝治天下”，高祖至玄宗历代帝王均多次下诏，表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闾成为官方倡导孝道的重要方式，这种社会氛围也深深影响了徐庆的行为选择。
开元二十四年秋，徐庆父亲罹患沉疴，卧床不起，多方延医诊治仍不见起色，病情日渐危重。眼见父亲形销骨立、饮食难进，徐庆忧心如焚，昼夜焚香祷告，愿以身代父受疾。恰值当时民间流传“人肉治羸疾”之说，此说源自陈藏器《本草拾遗》的记载，又融合了佛教舍身供养的教义与儒家孝亲思想，在唐代已逐渐形成割股疗亲的社会风俗。徐庆听闻后，毅然决定效仿此道，他避开家人耳目，于深夜在卧室中自割大腿之肉，强忍剧痛将肉切碎，熬制成羹，趁热进奉给父亲。
为免父亲察觉担忧，徐庆隐瞒了割肉之事，谎称羹汤为“神医所授药膳”。父亲食用后，竟奇迹般食欲渐增，精神好转，数日后病情竟趋痊愈。徐庆割股后伤口感染，卧床多日方愈，家人察觉其行动不便追问缘由，他始终以“不慎摔伤”搪塞，直至父亲完全康复，才在家人反复诘问下吐露实情。此事很快传遍乡里，州县长官闻讯后，深为其孝行感动，当即具表上奏朝廷，详述徐庆割股疗亲的事迹。
唐玄宗览奏后，对徐庆的孝行大加赞赏，认为其“至孝动天，堪为四海表率”，遂下诏“旌表其门闾”——即在徐庆家门悬挂旌表匾额，镌刻“孝门”二字，使其成为乡里教化的典范。同时，朝廷按例赐物五十段（含绢十五匹、布十五端、绵十五屯），既为嘉奖，亦作疗疾之资。这种旌表不仅是荣誉象征，更附带免除徭役、减轻赋税等实际权益，成为唐代激励孝行的重要制度设计。徐庆的事迹也因此被载入《册府元龟》，与太原王知道、京兆张阿九等同期孝子并列，成为官方认可的孝行典范。
作为唐代割股疗亲风俗的代表性人物，徐庆的事迹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文化图景。唐代割股之风的兴起，既是佛教舍身观念东渐后与儒家孝亲思想融合的产物，也是统治阶级为巩固封建秩序、倡导“忠孝一体”的刻意引导。徐庆的选择，既源于对父亲的至深亲情，也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与社会观念，其行为在今天看来虽有违科学，但在唐代却被视为“极致孝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极端孝行在当时也并非全无争议，韩愈便曾批评其违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儒家古训，认为部分人可能借孝行逃避赋税，但这并未动摇官方对割股疗亲的表彰立场。
徐庆终其一生任职郑州参军，未因孝行获得大幅升迁，但他的事迹却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其家乡效仿其孝行者渐增，州府将其事迹纳入乡饮酒礼的教化内容，用以劝勉百姓；后世地方志亦收录其故事，使其成为地方孝道文化的符号。开元末年，徐庆致仕归乡，仍以孝悌为家风，教导子孙“孝为立身之本”，其家族在当地以孝闻名数代。
徐庆的一生，虽无惊天动地的功业，却以一段极端孝行定格于历史长河。他的事迹不仅是《册府元龟》中寥寥数笔的记载，更是唐代礼教观念、社会风俗与个体选择交织的缩影。作为封建时代的孝子典范，徐庆的行为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道德标准，而其背后蕴含的亲情之重、人伦之暖，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对道德教化的刻意塑造，至今仍具有研究与反思的价值。从他身上，我们既能窥见唐代“以孝治天下”的政治诉求与文化特质，也能感受到传统孝道文化中超越时代的人性温度与复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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