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讲到李渊和家人在晋阳团聚，由于诬杀了隋炀帝的“耳目”王威和高君雅，形势非常紧急。李渊命李世民召集刘肇仁（刘文静）、裴寂等人前往府中商议起义兵之事。
见面后，刘文静便向李渊提出了与突厥通好的建议，他认为，只有确保后方稳定，义军才能专心致志地攻打隋朝，夺取天下。
他向李渊建议道：“唐公，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局势，当前主要威胁是来自于突厥的滋扰侵袭，因此，我建议您先与突厥建立友好关系，大丈夫能屈能伸，必要时，您就是向突厥俯首称臣又有何妨？只要换取突厥的支持，包括借兵和提供军马，能解除后顾之忧才是当务之急，然后我们再举兵反隋，才无后顾之忧。”
李渊听后，紧皱眉头，说道：“肇仁啊，朕与突厥通好，于礼恐有大亏，且一旦称臣于彼，日后恐生后患，惹人耻笑。”
刘文静起身拱手道：“大人，我也深知此中利弊。然当下，隋军尚强，而我等举事之初，兵力尚寡。突厥骑兵剽悍，若其在我们身后不时侵扰，我军必腹背受敌。且突厥人贪财好利，您只需先许他些财物和些许虚名，待我大业稍成，再行计较也不迟。”
李渊轻轻摇头，拒绝道：“但称臣于胡虏，我心实难坦然，我李渊本欲举义旗，兴华夏正统，此非长久之策。”
刘文静忙道：“大人，这只是权宜之计。且不说胡虏，如今隋炀帝杨广失德，群雄并起，我军若不图迅速发展，恐错失良机。突厥近在迟尺，如果结为盟友，定不会骚扰冒犯我军后方。只要我军根基稳固，羽翼渐丰，彼虽有心，亦不敢犯。我们以财帛、美物暂得安宁，可专心攻打隋室，待四方归服，天下尽入吾手，还怕他突厥作甚？”
李渊沉思片刻，问道：“那依你之见，当许突厥何物，才能收买其心，方能使其出兵相助？”
刘文静以坚定的口吻答道：“大人您可许予其战后缴获的战利品，再多给其财宝丝绸。彼见有利可图，定不会放过此等机会，且突厥骑兵若助我军，我军攻城略地可得巨大助力。”
李渊缓缓起身，在议事厅来回踱步，良久方才停了脚步，向刘文静问道：“肇仁啊，我与突厥，一旦称臣，有此交集，恐后世对此会有非议。”
刘文静赶忙说道：“大人明鉴，史书之言皆后人论断。今您若为一时之名节，致霸业难成，此非大智。且鄙人以为，唐公您有圣德仁义，待大业告成，再徐图突厥以正华夏威名。”
李渊停下脚步，看着眼前众人急切的目光，说道：“罢了，权衡利弊，我今日便依你所言。但你需密切留意突厥动向，定不能让其有机可乘，扰我后方百姓。”
刘文静面露喜色，再次拱手道：“唐公圣明，我等必殚精竭虑，不负大人所托。”
李渊环顾四周，在座的幕僚以及儿子李世民皆无异议，众人对刘文静的建议和说辞颇为赞同，于是便决定采用这一策略。
紧接着，李渊便派遣刘文静即刻出使突厥，并让他携带一封求和信。这封信的内容彰显出李渊的智慧与策略，其目的在于通过示弱和利益诱惑来实现自身的目的。
李渊在信中称突厥可汗“主上”并以“启”字开头，以表自己低姿态的尊重对方，极尽显示主动示好，信中提出：“隋朝统治腐败不堪，隋炀帝杨广暴政荒淫无度，如果大汗愿意支持我李渊南下伐隋，并出兵支援唐军，不再侵扰百姓，我李渊将把所有战利品，譬如美女珍宝赠予突厥可汗。同时，如果突厥可汗愿意，我将会像隋文帝杨坚一样和大汗保持和亲关系，同时每年都愿意献上大量财物以示诚意”等内容。
刘文静携带信件出使突厥，暂且不提。
再说李渊，他起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翻隋炀帝的暴政，建立自己的王朝。此时面临着突厥的强大威胁和隋朝末年的混乱局面，只有选择与突厥求和则能成功避免腹背受敌的困境，如果突厥可汗同意出兵支援，那将是如虎生翼，势如利箭。
只是他的求和信中存在过于示好的行为，确实如李渊所料，被一些后世历史学家批评为“对其辉煌成就的一生蒙上了一层灰”，因为这种过度的示好，可能会让人质疑他的政治智慧和领袖形象。
但笔者认为，李渊此时主动降低身份向突厥可汗示好的行为，看似是一种无奈之举，但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大格局、大智慧和长远谋略。俗话说：“知行知止唯贤者，能屈能伸是丈夫”“能大能小是条龙，只大不小是条虫”。同时，他的这一行为也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古代政治和外交策略的珍贵案例。
刘文静前去突厥和谈之时，李渊派出打探李云智消息的人传回消息，称李文智被隋朝官员逮捕，而后被押解送往长安，最终被留守长安的阴世师杀害。
李渊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哀叹道：“玄霸自幼聪颖过人，然而天妒英才，年仅十六岁便因病离世，这或许是命中注定，非我等凡人所能挽回。智云却刚刚十四岁，他不仅擅长骑射，书法也颇有造诣。谁能料到，他竟遭官军逮捕，最终惨遭杀害。我的宏伟抱负尚未实现，却先得这西河之痛，这实在是让我悲痛欲绝啊！”
斐寂众人听后，也只是叹息，劝李渊要想开一点，倘若有一天攻破长安，必报此仇。
阴世师，是隋朝末年的一位重要将领，出身于显赫的宦官世家，他的父亲阴寿是隋朝的开国功臣，官至幽州总管，封赵国公。阴世师本人也因武艺高强，备受隋炀帝器重，历任骠骑将军、左翊卫大将军等职。隋炀帝杨广对阴世师极为信任，在杨广巡游江都时，任命他为西京（隋朝时称大兴城，今西安市）留守，负责保卫长安的安全，并辅佐代王杨侑驻守长安。代王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王爵之一，通常是由皇帝任命的直系亲属或旁系亲属所担任的分封国王，暂时替代皇帝坐镇京都。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王爵是最高等级的爵位之一，代王作为王爵的一种，享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杨侑是隋炀帝杨广的孙子，元德太子杨昭的第三子。他自幼聪明，气度非凡，大业三年（607年）被封为陈王，后改封为代王，年仅十四岁，食邑一万户。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外出巡游时，通常命杨侑留守长安。
在李渊起兵反抗隋朝前，阴世师作为长安的留守，得知李渊杀害王威和高君雅有反隋之心后，为了彰显其对朝廷的忠心，杀害了李渊十四岁的儿子李智云。他的这一行为极大地激怒了李渊。
李渊起兵反隋之后，阴世师作为隋朝在长安的守将，为了打击李渊，下令挖掘了李渊家的祖坟。在当时的观念下，挖人祖坟是严重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在古人看来是大逆不道、不可饶恕的。这一行为不仅反映出当时隋朝政权与李渊之间激烈的政治对抗，也从侧面体现出个人、家族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关系。
李渊攻占长安后，为了报复阴世师的这一罪行，将其处死。阴世师之子阴弘智和女儿阴月娥被俘，阴月娥后来被赐给李世民为妾，并生下儿子李佑。阴弘智年纪尚幼，免于一死，收留为秦王府李世民的官吏，后来因参与李佑（李世民的第五子）的谋反之事而被赐死。
李智云的死亡，尽管对李渊个人而言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然而从更为宏大的历史视角来分析，此事却进一步坚定了李渊反隋的决心。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它并非唐朝建立的决定性关键事件。唐朝的创立乃是李渊、李世民等一代人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而李智云为家族的牺牲，仅仅是隋末那动荡不安局势中的一个令人悲痛的悲剧罢了。
李智云的悲剧命运，不仅是他个人生命的终结，更是隋末乱局中无数无辜受害者命运的一个缩影，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充满了曲折与起伏，悲欢和离合。这件事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战争常常伴随着不确定性与悲剧色彩，战争，是人类社会之恶。
再看当今世界，俄乌战争的硝烟弥漫，中东地区的动荡不安，这些冲突不仅改变了地缘政治的面貌，更给无数无辜的人们带来了深重的创伤。战火中，无数家庭支离破碎，亲人之间阴阳两隔。孩子们失去了父母的庇护，面临着艰辛与未知的危险。妇女和老人，则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困境。这两地的战争，在当今世界，再次以极其残酷的方式，撕裂着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与和谐。
因此，作为后世之人，在我们强大祖国母亲的庇护下，我们要珍惜当下，在谈古论今中，汲取历史的血泪教训，珍惜现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和幸福生活。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深入探索这段大唐历史，去体会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生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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