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离开一个自己呆了很久的地方时，不免会回想起往日的甚至是初来时的情景，这也是一种轮回。当苏轼要离开这一北国之乡时，他不免地在脑海里浮想联翩：
在凤翔，他初识文同。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梓州梓潼郡永泰县（今属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人。
在苏轼眼中，文同“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气方刚，谈词如云”。
据传文同是苏轼的姑表兄，大苏轼十九岁。在诗书画全能型人才方面，苏轼与文同齐名，巧的是二人不仅是亲家（苏辙之长女苏氏，适文同第四子文务光），情同手足，并且同为“竹痴”。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句话，既是苏轼的自况，也是苏轼对自己那位亲家的评语。
据说，苏轼画竹，追根溯源，也是受文同“传染”，并且还是文同授之以技法。苏轼也公开表示，“与可与予亲厚无间，一日不见，使人思之”。
在凤翔，苏轼闲来还曾与弟苏辙写诗唱和了“木山引水”园中景观，但这个“木山”究竟为何物，只知道是苏氏父子嘉佑四年（1059）江行赴汴时，杨绛赠给父亲的物件。
兴州（今陕西略阳）太守晁仲约（字延之）工于文学，与王安石、苏轼、文同等都有文字交往。苏轼听说，老晁新开了一处晴碧亭的东池，司马光、文同与苏辙都分别题了诗，自己也题了一首奉上。
在凤翔时，开元寺老僧曾密授苏轼一本介绍烧金方术的书。
后来，架不住知府陈公弼的苦苦相求，将书传给了陈太守，结果陈公弼却因此受损。此说与陈公弼的个人品行虽不相称，但故事却是出自苏辙之着述《龙川略志》，想必也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大致情节，苏辙是这样说的：
我的兄长苏子瞻，曾在凤翔府扶风县干过公事，那里的开元寺古壁画甚多。而子瞻与父亲一样从小就酷爱书画，因此公务之余，常常一个人骑匹马就进寺赏画，有时候竟会沿墙转来转去专注赏画一整天。
有一次，寺里两位老僧出来向苏轼作揖道，贫僧的小院就在不远，不知能否光临赏光？
苏轼到了之后，老僧说自己有一种用朱砂将淡金提炼成纯金的方子，自己暗中观察很久，发现苏轼是个可传授之人（也许是被苏轼在寺院里赏画时的专注表情所打动）。苏轼道，我不好方术，即使得到方子，也不可能也没有功夫去炼金。
老僧非常满意道，此方知而不可为，公若不为，正当传矣！
老僧又道，此方非不传人，以前曾传授过人，但得方者往往不是命丧就是丢官，因此再不敢轻易传人。
当苏轼打开书看时，里面介绍：每淡金一两，视其分数，不足一分试以丹砂一钱益之，再掺杂其他几样药石在坩埚里煅烧，杂质就会析出，但金砂不会损耗，反复几次，直到金子色匀乃成。
后陈公弼知道了此事，便一再向苏轼索要此方，苏轼无奈地献出此方，但百般告诫陈公弼不要尝试其方。陈公虽口头上答应，但私下里却乐此不疲地炼金，以至于陈公弼果然五脏六腑败坏后死去。苏轼也深为此事自责。
后苏轼在黄州遇陈公之子陈慥，方知是他爹陈公丢官后在洛阳无钱置办田宅，才大量地炼金，以至死亡。
关于苏辙在书中亲口讲述的这件事，我们始终难以完全相信。
也许是始终对陈公弼印象不好之故吧，将灵异古怪之事转嫁到陈公弼身上也未可知，但从这件事上反映出来因果关系，的确是国人古往今来相对认同的逻辑。
在凤翔府任上时，妻子王弗常常劝苏轼谨慎行事与交游。每逢苏轼外出归来，她就会问的很仔细，说，你远离父母，处事不能不谨慎。不仅如此，还常会用公爹的告诫去提醒苏轼（很会来事儿但很贤惠）。苏轼与客人在外面交谈，她就会站在屏风后面静听，客人走后，她就对苏轼说，某某人说话两面讨好，某某人与人能很快成为密友，这种人与人结交的快，背叛的一定也极快（交浅言深的人不可靠）。
事后，苏轼所看到的结果果然就和王弗说的一模一样。
凤翔府中苏轼住所的一棵古柳下，每逢下雪总有一尺见方的地方不会存雪，天晴后那块地方也常常会鼓起数寸。苏轼想挖开看看是不是古人埋藏丹药的地方，王弗这时候就对苏轼说，如果婆婆在的时候，肯定不会让我们挖开！
苏轼只好惭愧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凤翔时，苏轼曾经与一位叫董传（字至和）的洛阳人相熟，其时董传作的诗闻名于时，所以苏轼就会在闲暇时与董传谈论一下诗词。
在杜甫的《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诗里，杜子美以松树障子为背景，以李尊师的到访为契机，表达了自己对艺术、文化和人生的热爱，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抒发情感的方式，展示了诗人的文学才华和高尚的情操。但苏轼觉得“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这一句太平常了，大诗人杜甫怎么也会在诗中出现如此平平无奇的句子呢？
谁知，董传听后笑笑说：这两句感慨正是为你这类人而发的。就是说，大凡高人作诗，用意太深了，别人就未必能真正领悟，这就是所以这般“用心独苦”的原因。
不仅如此，苏轼还与凤翔人魏起（字兴叔）谈论过杜甫多个版本中诗句的舛误。我们知道，苏轼的诗多从杜甫、白居易、韩愈等诸人传承演化而来，因此可以看出，苏轼从一开始就非常努力地在研习着杜甫老先生等名人的诗作。
在凤翔时，武功令太原人王颐（字正父）与苏轼相结识，后来两人日渐相厚。王颐曾亲采绛县的澄泥与建州龙焙山的苍石制砚，馈赠苏轼，其中的龙焙山苍石砚还被苏轼命名为“凤咮砚”。苏轼爱砚，分别在砚上做了铭，铭文都流传了下来。
王颐还送过苏轼一只盛放舍利的龟形铜盒，只不过在后来苏州报恩寺重修古塔时，苏轼手边没有舍利可施舍，索性就把这只铜盒施舍出去了。
在凤翔，苏轼还曾花十万钱从一客商手中买下四块画板，四块画板上是吴道子亲笔所画的四位菩萨像。
据说这四块画板是唐僖宗广明之乱时，有位和尚从黄巢的兵火中抢出来再冒死背到凤翔的，和尚后来死在了凤翔府的乌牙僧舍。等苏轼看到时，这些画板已存放在凤翔一百八十年了。苏轼将这四块画板买下献给了自己酷爱字画的父亲苏老泉，老泉死后，苏轼应乡僧宝月大师惟简的请求，又将此画板全部施舍留给了惟简所在的寺院。
在凤翔府期间，苏轼兄弟往来唱和的诗文，被兄弟俩编成了《岐梁唱和诗集》。这里的“岐”指的是凤翔，“梁”则是指京师开封。在今天的苏轼文集中，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唱和诗共有一百一十二首之多。
在凤翔时，苏轼有幸在终南山下得到一件古器。刚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见它的铭文中有“宝尊敦”三个字，所以才知道这东西是一尊敦。“敦”原为中国古代食器，在祭祀和宴会时放盛黍、稷、稻、梁等作物。它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后来逐渐演变出盖，到战国时多为盖形同体。常为三足之型，有时盖也能反过来使用。
在凤翔时，苏轼闲暇时书写过楚辞一章，书体似钟繇形体，用笔得心应手，可见那时候他的书画水平已经绝出世俗了。
在苏轼眼里，世人还有一种神仙般的生活方式，那就是“酒仙”。
所以，当他看到凤翔一个村邸的墙壁上有一首小诗时，赶紧地就抄录了下来：“人间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无眼禅，昏昏一枕睡”。到了南宋时期，诗人范成大也据此作了首《题醉道士图》：“蜩鷃鹏鶤任过前，壶中春色瓮中天。朝来兀兀三杯後，且作人间有漏仙。”
从词意上看，小范还未完全脱离苏轼抄录诗之窠臼。
在凤翔时，苏轼曾与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张舜民从游。
张舜民，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诗人陈师道之姊夫。
离开凤翔去长安时，苏轼曾拜访过石苍舒（字才翁），此人“号称”关中最有名的书法家。应石苍舒之邀，苏轼特意“献丑”写了几幅字，还在后面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书法观点。
时年二十八九岁的苏轼认为：传说中王羲之在王献之正作书时，从身后拔不出儿子的毛笔，便知道儿子日后必成大器这种论调不对。在苏轼眼里，精于书法者，并不在于握笔牢固与否，若是那样，世界上有力气的人就难有不擅书的了。而只有不受约束地听任笔毫的走向而又不失去法度，才是得到了书法的真谛。
苏轼在阆中人陈汉卿（字师黯）家，有幸见到一副吴道子画的佛像，但已是极其残破不堪，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陈汉卿累迁尚书虞部员外郎，好古书奇画，每每倾囊购之。汉卿有一子名陈安期，苏轼也见过。此画像破是破点，但是面前的一只手却是精彩动人，另外嘴唇上也并无点墨，所以如同活人。
等到苏轼再一次见到此画像，则是在京东西路转运使鲜于子骏的家里，这时候画像已经被装裱完好了。不过，苏轼在家里和在外边见到过的吴道子画像多了，慢慢地就认为世上所流传的吴道子画作，多为摹自朱繇之手。
朱繇是五代时后梁长安（今西安）人，工画佛道，酷类吴道子。
在苏轼第二次到长安时，在毋清臣家里与王颐见了面，并给王颐的《醉士图》写了跋文，又唱和了董傅的一首留别诗。
我们知道，在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数与董传交游。两人常在一起谈古论今，吟诗作文，相知甚深。苏轼深感年轻的董传不但诗才出类拔萃，而且善于论诗衡文。对于董传的学问与诗才，在《上韩魏公一首》中，苏轼曾有较高的评价：“其为人，不通晓世事，然酷嗜读书。其文字萧然有出尘之姿，至诗与楚词，则求之于世可与传比者，不过数人。”
遗憾的是，董传终身布衣。因此，此次临别苏轼作此诗以祝愿并宽慰董传。本来和诗就和诗了，对于苏轼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在这首和诗里，吟出了令现代人都耳熟能详的后半句：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和董传留别》）。
当苏轼在凤翔府任上的最后一个中秋节，赵令畤出生了。
赵令畤，初字景贶，后苏轼为之改字“德麟”，自号“聊复翁”。太祖次子燕王德昭元孙，元佑六年（1091）签书颍州公事，时苏轼为颍州太守，曾荐其才于朝。
后有人评论：“赵德麟、李方叔皆东坡之客，其气味殊不近，赵婉而李俊，各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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