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渊的崛起，并非白手起家，而是依托于祖父公孙度、父亲公孙康两代人在辽东打下的坚实基础。
东汉末年，中原动荡，朝廷对边疆的控制力大幅减弱，公孙度趁势而起，于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被董卓任命为辽东太守。
到任后，公孙度展现出强硬的治政手段，先是以严刑峻法清除辽东本地的豪强势力，巩固自身权力，随后又主动向外扩张，东伐高句丽，西击乌桓，南取辽东半岛，甚至跨海收服胶东半岛东部的东莱诸县，将辽东郡的势力范围大幅拓展，成为事实上割据辽东的“土皇帝”。
为彰显自身地位，公孙度效仿帝王制度，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并追封先祖，设立百官，辽东政权的雏形自此形成。
公孙度死后，其子公孙康继位，继续延续父亲的政策，一方面对内稳定统治，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对外保持军事威慑，多次击败高句丽的入侵，进一步巩固了公孙氏在辽东的权威。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大破乌桓与袁绍残余势力，公孙康审时度势，主动将前来投奔的袁绍之子袁尚、袁熙斩首，将首级送往曹操营中，以此向曹魏示好，换取了曹魏对其割据地位的默认。
此后，公孙氏与曹魏保持着表面上的臣服关系，曹魏承认公孙康为“辽东太守、襄平侯”，公孙氏则名义上向曹魏纳贡，实则仍保持着完全的自主权力，辽东成为曹魏势力范围外的“自治之地”。
公孙康去世时，其子公孙晃、公孙渊尚且年幼，无法执掌大权，众臣遂推举公孙康之弟公孙恭继位。
公孙恭性格懦弱，且身体有疾，难以威慑部下，辽东政权内部逐渐出现权力松动的迹象。
此时，公孙渊已长大成人，他胸怀大志，不甘屈居于叔父之下，暗中积蓄力量，结交心腹。
魏文帝黄初七年（226年），公孙渊趁公孙恭病重之机，发动政变，废黜公孙恭，自立为辽东太守，正式接过了公孙氏割据辽东的接力棒。
继位之初，公孙渊面临着内外双重压力。
对内，他需要巩固权力，清除公孙恭留下的旧部势力，确立自己的统治权威；对外，他既要应对曹魏的态度——曹魏是否承认他的继位合法性，又要防备高句丽、乌桓等周边部族的威胁。
为稳住局面，公孙渊延续了父辈“表面臣服曹魏”的策略，主动派遣使者前往洛阳，向魏明帝曹叡献上贡品，表达臣服之意。
魏明帝虽对公孙渊的“自立”之举心存不满，但考虑到辽东地处偏远，强行征讨成本过高，最终还是顺水推舟，任命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承认了他的统治地位。
至此，公孙渊初步稳固了在辽东的权力，开始筹划更进一步的“霸业”。
在稳固了内部统治后，公孙渊并不满足于仅仅做曹魏册封的“辽东太守”。
他深知，辽东地处曹魏与东吴两大势力的边缘，向北是鲜卑、乌桓等游牧部族，向东是高句丽，地理位置特殊，若能巧妙利用各大势力之间的矛盾，或许能为自己争取到更高的地位，甚至摆脱曹魏的控制，成为真正独立的“辽东王”。
此时的三国局势已相对稳定，曹魏占据中原，国力最强，东吴占据江南，与曹魏长期对峙，蜀汉则偏居西南，国力较弱。
公孙渊清楚，仅凭辽东的实力，无法与曹魏正面抗衡，因此，他将目光投向了东吴，试图通过“联吴抗魏”的策略，为自己增加与曹魏博弈的筹码。
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年），公孙渊派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为使者，携带大量辽东特产（如貂皮、骏马等），从海路出发，前往东吴的都城建业（今江苏南京），面见吴大帝孙权，表达了“称臣纳贡”的意愿。
对于孙权而言，公孙渊的归附无疑是一大惊喜——自赤壁之战后，东吴长期与曹魏在淮南、荆州等地对峙，若能与辽东建立联盟，便可从北方牵制曹魏，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极大缓解自身的军事压力。
因此，孙权对公孙渊的使者极为礼遇，不仅厚赏使者，还决定派遣大规模使团前往辽东，册封公孙渊。
同年冬，孙权任命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为正副使者，率领万余人的使团，携带金宝珍货、九锡之礼（古代帝王赏赐诸侯的最高规格礼物），乘船前往辽东，正式册封公孙渊为“燕王”，并授予其都督幽州、青州诸军事的权力。
孙权此举，无疑是将公孙渊抬到了与曹魏诸侯平等的地位，意在彻底拉拢公孙渊，构建“吴辽联盟”。
然而，孙权的过度热情，却让公孙渊陷入了犹豫。
当东吴使团抵达辽东后，公孙渊看着规模庞大的使团和丰厚的赏赐，心中既喜又惧。
喜的是，东吴的支持让他有了与曹魏抗衡的底气；惧的是，如此高调的“联吴”之举，必然会彻底激怒曹魏，而辽东与东吴远隔大海，一旦曹魏出兵征讨，东吴很难及时提供援助，届时辽东将面临灭顶之灾。
此外，公孙渊还怀疑东吴使团的真实目的——万余人的使团中，是否暗藏军队？
孙权是否想借此机会控制辽东？
多重顾虑之下，公孙渊的野心逐渐被恐惧压制，他最终做出了一个背信弃义的决定：吞并东吴使团的财物，诛杀使者，以此向曹魏“表忠心”。
不久后，公孙渊以“东吴使团意图谋反”为由，将张弥、许晏等东吴使者全部斩杀，并将其首级送往洛阳，同时没收了使团携带的所有珍宝财物。
魏明帝得知此事后，果然龙颜大悦，认为公孙渊“忠诚可嘉”，不仅对其大肆封赏，还决定派遣使者前往辽东，正式册封公孙渊为“乐浪公”，并允许其设置百官，享受诸侯王的待遇。
公孙渊通过牺牲东吴使团，暂时换取了曹魏的信任，避免了与曹魏的直接冲突，同时还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看似是这场权谋博弈的赢家。
然而，公孙渊的背信弃义，不仅彻底激怒了孙权（孙权得知使者被杀后，怒称“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甚至一度想亲自率军征讨辽东，后被大臣劝阻），也为他日后与曹魏的决裂埋下了隐患。
曹魏朝廷中，不少大臣认为公孙渊“反复无常”，不可信任，魏明帝虽表面对其封赏，实则对其戒心更重，暗中开始筹划加强对辽东的控制。
获得“乐浪公”的封号后，公孙渊的野心并未收敛，反而愈发膨胀。
他认为，曹魏之所以对自己容忍，是因为中原战事未平，无力征讨辽东；而东吴远在江南，对自己构不成实际威胁，辽东已处于“无天敌”的状态。
因此，他开始不再掩饰自己的割据野心，在辽东境内大肆修建宫殿，设置仪仗，其出行的规格俨然如同帝王，甚至对曹魏派来的使者也态度傲慢，充满挑衅。
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曹魏使者傅容、聂夔抵达辽东，册封公孙渊为“乐浪公”。
在册封仪式上，公孙渊不仅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恭敬，反而陈列大军，摆出一副戒备的姿态，对使者颐指气使，甚至出言不逊。
傅容、聂夔返回洛阳后，向魏明帝详细汇报了公孙渊的傲慢无礼与不臣之心，魏明帝这才意识到，公孙渊并非真心臣服，此前的“斩杀吴使”不过是权宜之计。
此后，曹魏与辽东的关系逐渐恶化，双方的猜忌日益加深。
公孙渊深知，与曹魏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他开始积极备战，一方面加固城池，训练军队，另一方面派人联络鲜卑、乌桓等部族，试图组建“反魏联盟”。
同时，他还继续与东吴保持秘密联系，希望能在关键时刻获得东吴的援助（尽管此前背信弃义，但在生存压力面前，公孙渊已无暇顾及信誉）。
然而，鲜卑、乌桓等部族虽与曹魏有矛盾，但畏惧曹魏的军事实力，不愿与公孙渊深度绑定；而东吴方面，孙权虽对公孙渊恨之入骨，但考虑到“联辽抗魏”的战略价值，最终还是选择了有限度的合作，同意与辽东恢复贸易往来，但拒绝再提供军事支持。
青龙三年（235年），公孙渊的反魏迹象愈发明显，他不仅停止向曹魏纳贡，还多次派兵袭扰曹魏边境的幽、冀二州，掠夺人口与物资。
魏明帝忍无可忍，决定对辽东用兵，彻底解决公孙渊的割据问题。
同年，魏明帝任命汝南太守田豫为殄夷将军，幽州刺史王雄为平北将军，分别从青州、幽州两个方向率军进攻辽东。
然而，此次征讨却因准备不足、天气恶劣等原因以失败告终——田豫的军队遭遇海上风暴，损失惨重；王雄的军队则被公孙渊派军击退。
首次征讨的失败，让公孙渊更加狂妄，他认为曹魏不过如此，自己完全有能力与曹魏分庭抗礼。
青龙四年（236年），公孙渊在辽东正式自称“燕王”，改元“绍汉”，并设置百官，建立宗庙，公然与曹魏决裂，走上了称帝割据的道路。
为了增强自己的“合法性”，公孙渊还派人四处散布谣言，声称自己得到了“天命”，注定要取代曹魏，统一天下。
同时，他再次派遣使者前往东吴，向孙权道歉，并请求东吴出兵援助，共同对抗曹魏。
孙权虽对公孙渊的反复无常极为不满，但考虑到曹魏若消灭辽东，将进一步增强实力，最终还是派遣了一支军队前往辽东，名义上是“援助”，实则是观望局势。
公孙渊称帝的消息传到洛阳后，魏明帝震怒，决心派遣大军，彻底平定辽东。
这一次，魏明帝选择了当时曹魏最顶尖的军事统帅——司马懿。
司马懿素有“兵神”之称，曾率军平定孟达叛乱、抵御诸葛亮北伐，军事才能极为出众。
景初二年（238年）正月，魏明帝任命司马懿为太尉，率领四万大军（包括步兵、骑兵、水军），从洛阳出发，前往辽东征讨公孙渊。
出征前，魏明帝问司马懿：“公孙渊会如何应对我军？”
司马懿回答：“公孙渊若弃城逃走，是上计；若据守辽东郡的要地辽隧（今辽宁海城以西），抵抗我军，是中计；若坐守襄平（辽东郡治所，今辽宁辽阳），则是下计，必为我所擒。”
魏明帝又问：“公孙渊会选择哪一计？”
司马懿笑道：“公孙渊本是庸才，既无远见，又多疑寡断，必然会认为我军远道而来，难以持久，先据守辽隧，拖延时间，待我军疲惫后再出击，最终会退守襄平，因此他必选中计，最终落入下计的结局。”
同年六月，司马懿率领大军抵达辽东，公孙渊果然如司马懿所料，派遣大将军卑衍、杨祚率领数万大军驻守辽隧，深挖壕沟，高筑营垒，意图坚守不战，拖垮魏军。
司马懿见状，并未强行进攻辽隧，而是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他先是派少量军队牵制辽隧的敌军，然后亲率主力大军，绕过辽隧，直接向公孙渊的老巢襄平进发。
卑衍、杨祚得知魏军直奔襄平，大惊失色，担心襄平失守，连忙率军放弃辽隧，回师救援襄平。
司马懿早已在途中设下埋伏，当卑衍的军队经过时，魏军突然出击，大破辽东军，斩杀数千人，卑衍、杨祚率领残部狼狈逃回襄平。
随后，司马懿率领大军包围了襄平。
公孙渊被困在城中，一面组织军队坚守，一面派人向司马懿求和，请求司马懿退兵，自己愿意投降。
司马懿拒绝了公孙渊的求和，下令对襄平发起猛攻。
此时，辽东地区恰逢连日大雨，辽河水位上涨，魏军的粮草运输受到极大影响，不少将领请求司马懿暂时撤军，待天气好转后再进攻。
司马懿却坚持继续攻城，他认为：“公孙渊已陷入绝境，粮草即将耗尽，若此时撤军，必让其喘息，日后再攻将更加困难。我军虽受大雨影响，但敌军被困城中，处境比我军更差，只要坚持下去，襄平必破。”
果然，大雨过后，襄平城中的粮草已基本耗尽，士兵饥疲不堪，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军心涣散。
司马懿抓住时机，下令对襄平发起总攻。
魏军士气高涨，很快攻破了襄平的城墙，涌入城中。
公孙渊见大势已去，率领其子公孙修及少数亲信，从襄平南门突围，试图逃往高句丽。
司马懿早已料到公孙渊会突围，提前派大将胡遵率军在南门之外设伏。
公孙渊刚逃出城，就被胡遵的军队包围，经过一番激战，公孙渊、公孙修父子被斩杀，其余亲信全部被擒。
至此，历时近五十年的公孙氏辽东政权正式覆灭。
司马懿进入襄平后，按照曹魏的惯例，对公孙渊的残余势力进行了清算：诛杀公孙渊的宗族及其党羽数千人，将辽东的豪强、官吏迁往中原，以消除辽东再次割据的隐患。
随后，司马懿在辽东设立郡县，由曹魏朝廷直接任命官员进行管理，辽东地区重新纳入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
公孙渊的一生，充满了野心与权谋，他继承了父辈留下的辽东基业，试图在魏吴两大势力之间寻找生存空间，建立属于自己的霸业。
然而，他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反复无常，背信弃义，既得罪了东吴，又最终激怒了曹魏，加之自身军事才能远不及司马懿，最终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
他的失败，不仅终结了公孙氏在辽东的统治，也印证了汉末乱世中“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对于地方割据势力而言，若没有足够的实力支撑，仅凭权谋与投机，终究难以长久。
如今，辽东大地早已物是人非，公孙渊的宫殿与城池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他的故事，却成为汉末三国历史中一个独特的注脚，让后人得以窥见那个乱世中，边缘势力在强权夹缝中挣扎、崛起与覆灭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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