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鹏城的空气中已经带上了一丝潮湿的闷热。
华兴总部G区大楼内，冷气却吹不散信息技术工程部管理层之间的火药味。
陈默还在忙着他的芯片大业，而他的“龙兴之地”信息工程部那边却出了些问题。
这几个月以来，新任的系统实施部部长赵宏明和新任区域It部部长徐双龙之间的矛盾，如同春雨后的苔藓，在无人注意的角落悄然滋生和蔓延。
最终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已经直接摆在了台面上。
矛盾的根源，深植于两人截然不同的职责视角与技术理念。
赵宏明，技术出身，一路在系统实施部深耕，是陈默一手提拔起来的实干派。
他坚信技术的先进性与标准的统一性是效率、稳定和成本的基石。
在他的推动下，集团It系统大力推行“云优先”和“集中化”策略，将遍布全球的各子公司、代表处的应用系统尽可能迁移到集中的云数据中心，通过标准化镜像和自动化工具进行统一部署、监控和维护。
这套策略在降本增效、强化安全管控方面成效显着，也是陈默当初力主的方向。
赵宏明视此为不容置疑的技术路线，任何偏离在他看来都是开倒车，是对资源的不必要浪费，是对技术最优解的背叛。
徐双龙，则长期扎根区域，深知“一地一策”的复杂性。
他经历过被“发配”东南亚又“曲线救国”回归核心的起伏，更磨练出在集团战略与区域现实间走钢丝的平衡术。
他完全认同集中化的大方向，但他和他的团队每天面对的是中亚某些国家极不稳定的网络带宽、拉美地区严苛的数据本地化存储法律、欧洲复杂的隐私保护条例（GdpR）、以及非洲部分地区连稳定供电都成问题的现实。
在他看来，赵宏明主导的集中化方案有时显得“不食肉糜”，冰冷的标准化条款无法应对鲜活而多样的区域挑战。
他需要一定的灵活性和资源，为这些特殊区域配置本地化设备或边缘节点，这不仅是业务连续性的需要，更是合规经营的底线。
他认为赵宏明过于僵化，不懂变通，缺乏对业务一线真实困境的体察。
起初，这种分歧还局限于技术方案讨论层面，双方保持着表面的客气。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当2019年年度预算规划启动，需要真金白银地分配资源时，分歧迅速升级为激烈的资源争夺。
三月底的一次部门技术方案评审会上，战火首次公开燃烧。
争论的焦点是一个针对东南亚新兴市场的cRm系统部署方案。
系统实施部给出的方案是完全依托公司在香港的云数据中心，通过加速网络提供服务。
徐双龙当场提出异议：
“宏明总，这个方案理论上没问题，但我们实测过，老挝本地运营商到香港的链路，在晚高峰时段延迟超过300毫秒，丢包率稳定在5%以上。
我们的销售团队频繁操作cRm时，体验极其糟糕，已经严重影响到一线签单！
我们必须在该国首都办公室部署一台本地应用服务器做缓存加速节点。”
“部署本地服务器？”赵宏明眉头紧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要单独采购硬件，安排专人维护，打乱标准的镜像部署流程，增加安全攻击面，后期升级维护成本都会倍增。
这和我们推行的集中化战略背道而驰。
网络问题应该通过优化网络链路来解决，而不是在每个点都堆砌本地设备，这会制造新的信息孤岛！”
“优化链路？谈何容易！那地方的电信基础设施就那样，不是我们想优化就能优化的。业务等不起！”徐双龙声音提高了几分。
“我们不能为了追求技术上的纯粹，牺牲掉一线业务的效率和体验。
5%的丢包率，意味着业务员录入十次客户信息可能就有一次失败，这谁能忍受？”
“那只是极端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应用层重试机制、数据异步同步来缓解...”赵宏明据理力争。
“缓解？宏明总，我们的销售在客户现场等着报价，系统卡一下，订单可能就丢了！这不是实验室里的理论推演！”徐双龙语气激动起来。
“你知道我们因为这种体验问题，流失过多少潜在客户吗？
区域业务发展需要的是稳定可靠的支持，不是看似完美却落地困难的空中楼阁！”
“双龙总，你这是短视！
今天你为了一个老挝破例，明天缅甸、越南都会提出类似要求，到时候我们疲于奔命地去维护一个个分散的节点，标准化从何谈起？
整体效率反而会下降！集中化带来的规模效应和管理便利将荡然无存！”
赵宏明也毫不退让，脸因激动而微微发红。
会议桌上的其他人，包括几位四级部门经理，都屏息凝神，不敢插话。
张福全低头摆弄着手机，仿佛事不关己，但眼角余光却时刻关注着两位部长的交锋。
李文涛则面色凝重地记录着，他试图引导讨论回到技术细节本身，但两人积压已久的情绪已然被点燃，争论的焦点早已超越了技术范畴，触及了资源、权限和路线之争。
那次会议最终不欢而散，方案被搁置，要求双方提供更详尽的数据支撑。
但自此，赵宏明和徐双龙之间的梁子算是公开结下了。
部门内部悄然分成了“集中派”和“灵活派”，虽然大多数人不敢明确站队，但私下讨论时，总会带上各自的倾向。
两人的矛盾也从会议室蔓延到了工作流程的各个环节，邮件往来中常常带着火药味，审批流程时常因为对方的质疑而卡住。
李文涛敏锐地察觉到了这股暗流。
他分别找两人谈过话，试图调和，强调“目标一致，只是路径不同”。
两人在他面前都表示会以公司利益为重，克制情绪，但一旦回到具体事务上，根深蒂固的立场差异和日益尖锐的资源矛盾，让缓和关系变得异常困难。
李文涛感到一阵头痛，他意识到，这已不是简单的理念不合，而是需要他作为总监做出明确裁决和引导的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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