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熙二年（265 年）的洛阳城，槐树荫翳下的司马昭相国府透着几分诡异的宁静。五十四岁的司马昭斜倚在胡床上，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案头的《汉书?霍光传》，目光落在长子司马炎身上：“景王（司马师）无子，吾以攸儿（司马攸）嗣之，此天下人所知。我死之后，大业当归攸儿。”
年仅三十岁的司马炎垂手而立，袖中掌心早已沁汗。他知道父亲对叔叔司马师的愧疚如同一座大山，压得自己几乎喘不过气来。自景王早逝，父亲常说 “此景王之天下”，甚至在立世子的问题上多次犹豫。但此刻，他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他看到了何曾、贾充等老臣眼中的坚定。
“相国差矣！” 尚书令何曾突然出列，朝服在身却不减凌厉，“中抚军（司马炎）龙章凤姿，发垂过膝，手超于肘，此非人臣之相！昔周文王有圣人之表，终成周室王业，今中抚军德才兼备，实乃天命所归。”
司马昭眉峰一挑，目光扫过殿中：“诸君皆以炎儿为贤？”
“相国岂忘高平陵之变？” 贾充向前半步，声音低沉，“宣帝（司马懿）、景王、文王（司马昭）三代经营，方有今日。今齐王（司马攸）虽贤，然中抚军乃文王嫡长子，承继大统，名正言顺。若舍长立幼，恐生变故。”
司马炎抬眼，恰好与父亲目光相接。他看到父亲眼中闪过一丝动摇，那是对权力传承的现实考量。是的，司马家的天下是靠刀把子打下来的，而自己，才是跟着父亲东征西讨的得力助手。他适时地跪下，声音哽咽：“父亲一心向叔，儿虽不才，愿辅齐王治国。”
这一跪，让司马昭心中一软。何曾趁热打铁：“当年武王克商，立成王而周公辅政，终成佳话。今中抚军既有让贤之心，又具治国之才，相国何疑？”
殿中重臣纷纷颔首，司马昭长叹一声，终于点头。当 “立司马炎为世子” 的令旨传出，司马炎起身时，目光扫过窗外的槐树，枝叶间漏下的阳光正照在他胸前的玉珏上 —— 那是祖父司马懿临终前塞给他的，刻着 “隐忍” 二字。他知道，这场世子之争，从来不是靠仁慈，而是靠一群老臣的力挺，靠司马家三代积累的权势。
泰始元年（265 年）十二月丙寅，洛阳南郊的祭坛被白雪覆盖，却挡不住万人空巷的盛况。魏帝曹奂的车驾抵达时，司马炎早已候在坛下，一袭素色朝服，却难掩周身贵气。
“咨尔晋王：昔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 尚书令裴秀的声音在寒风中响起，策命书的每一个字都在宣告曹魏的终结。曹奂面色苍白，双手捧着传国玉玺，指尖微微发抖。
司马炎适时地跪下，声音带着惶恐：“炎才疏德薄，岂敢承此大命？昔舜禹受禅，皆历数在躬，今炎何德何能……”
“陛下！” 何曾突然高声打断，“天命不可违，民心不可负！自宣帝起，司马氏辅魏三代，拯黎民于水火，救社稷于将倾。今四海归心，天瑞屡现，陛下岂可逆天而行？”
坛下群臣齐呼 “天命归晋”，声浪震天。司马炎偷眼望去，看到曹奂眼中的无奈与解脱。第二次推辞时，他的语气已软了几分：“既蒙诸君错爱，炎愿与天下共忧乐。”
第三次接过玉玺时，他的双手终于稳了下来。祭天的柴火爆裂作响，火星窜向天际，仿佛在焚烧一个旧时代。他望着坛下的鲜卑、匈奴使者，望着远处洛阳城的轮廓，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魏室诸王分封太弱，故权臣易代。炎儿切记，司马家的天下，要靠宗室藩屏。”
大典结束，他亲手将曹奂扶上马车，微笑道：“陈留王可居邺宫，行魏正朔，上书不称臣。” 这话传到民间，百姓皆谓新皇仁厚，却不知司马炎心中清楚：这是做给天下人看的，让世人知道，司马家代魏，是顺天应人，而非篡逆。
泰始二年（266 年）春，洛阳城的积雪尚未化尽，司马炎已在太极殿铺开了《泰始律》的竹简。他扫过殿中群臣，目光落在刑部尚书张斐身上：“汉魏律令，繁如秋荼，民无所措手足。今朕命卿等删繁就简，务使‘刑宽禁简’，如何？”
张斐跪地奏道：“陛下圣明，今律文减至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凡十二篇。更定‘准五服以制罪’，使亲疏有别；废肉刑，除宫刑，死罪减等者徙边。”
司马炎点头：“好！朕闻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今虽不能至，亦当以仁治国。” 他提笔写下诏书：“诸犯死罪者，若父母年逾七十，无成人子孙，许留养送终。” 这道 “存留养亲” 的诏令，让洛阳百姓奔走相告，都说新皇有尧舜之风。
更让人惊叹的是，他将御府中珍藏的珠玉玩好尽数取出，在朝堂上堆成小山：“魏氏奢靡，朕当以俭朴率天下。” 他自己的车辇，改用黑漆木案，帷帐去锦绣而用素布。某天，尚书奏报 “御牛青丝纼断”，他笑道：“青丝虽美，青麻足矣。” 竟真的命人用青麻替换。
在他治下，罢屯田制，让屯田客成为自由民；免天下逋债，开仓赈济灾民；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下诏 “除汉宗室禁锢”，将被曹魏囚禁数十年的汉室宗亲释放，赐田宅、复爵位。当刘备的孙子刘京被任命为驸马都尉时，蜀汉旧臣无不感慨：“新皇胸襟，胜魏远矣。”
泰始元年的分封诏下，司马家的子弟如同漫天繁星，散落在九州大地。叔父司马孚为安平王，都督中外诸军事；弟弟司马攸为齐王，镇许昌；儿子司马衷为太子，其余皇子分镇要害：司马柬为秦王镇关中，司马玮为楚王镇荆州，司马允为淮南王镇扬州。
常侍向雄劝谏：“昔汉景帝削藩，七国之乱；武帝推恩，方得安定。今诸王拥兵自重，恐为后世患。” 司马炎却摇头：“魏文帝忌宗室如仇雠，故高平陵之变，无人勤王。今朕大封宗室，各领州郡军事，乃为磐石之固。”
他不会想到，这些手持节钺的王爷们，此刻跪在殿下山呼万岁，日后却会为了皇位杀得血流成河。此刻的他，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封国，仿佛看见司马家的江山如铁桶般牢固。他哪里知道，当权力的天平从外姓权臣转向同姓宗亲，另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最典型的是齐王司马攸，贤明有德，在封国推行新政，百姓歌曰：“齐王出，五谷熟。” 司马炎表面欣慰，内心却渐渐不安。有次宴饮，他望着司马攸与大臣们高谈阔论，忽然想起何曾的话：“陛下若不早定太子，恐齐王难容于朝。”
太子司马衷的痴傻，早已不是秘密。某天，司马衷听说百姓饥荒，竟问：“何不食肉糜？” 司马炎气得摔了玉杯，却终究狠不下心废立 —— 他太在乎 “立嫡以长” 的祖制，太害怕重蹈袁绍、刘表废长立幼的覆辙。
咸宁五年（279 年）冬，襄阳城笼罩在薄雾中。羊祜的病榻前，司马炎紧紧握着老臣的手，看着他日渐消瘦的面容，心中悲戚。羊祜勉强起身，指着墙上的地图：“陛下，吴主孙皓暴虐，吴人离心。今若水陆并进，王浚楼船出巴蜀，杜预南下江陵，王浑东取建业，必能一战定江南。”
司马炎点头：“羊公放心，朕已命王浚在蜀地造舟舰，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可载二千余人。” 他想起羊祜在荆州屯田十年，积蓄军粮足以支撑十年战事，又派间谍入吴，离间孙皓与大臣，此刻只等一声令下。
却不想，朝堂上争议再起。贾充、荀勖等老臣反对：“吴有长江之险，难卒飞渡，且北方鲜卑未平，不宜两线作战。” 司马炎拍案而起：“昔羊公在时，屡言‘平吴乃混一之机’，今羊公已逝，朕岂敢负其遗志？”
咸宁六年（280 年）正月，二十万大军分六路南下的诏令传到各地，司马炎在诏书中写下：“孙皓肆逆，残害生灵，朕今吊民伐罪，诸军所过，不得掳掠百姓，违令者斩！” 王浚的楼船从巴蜀出发，船首雕刻的龙头在阳光下栩栩如生，顺流而下时，“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门”，吴人望之胆寒。
杜预在江陵前线，巧用 “借刀杀人” 之计：他让人在吴境广撒传单，称 “得孙皓首级者，封万户侯”，又趁夜点燃烽火，吓得吴军夜夜自惊。当他兵临城下，守将竟开城投降，称 “久闻晋军仁义，不愿为暴君死”。
太康元年（280 年）三月，建业石头城。孙皓穿着素服，反绑双手，拉着棺木，跪在王浚军前。王浚亲手解开绳索，焚烧棺木，笑道：“归命侯可随我入朝，陛下必不相负。” 孙皓叩头谢恩，眼中闪过一丝不甘 ——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以为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在晋军的楼船面前竟如纸糊一般。
捷报传到洛阳，司马炎大喜过望，在太极殿大宴群臣。当献上的吴地户籍摆在案头，他看着 “户五十二万三千，口二百三十万”，终于露出了笑容。他大赦天下，下诏 “吴地百姓免十年赋税，百工免二十年”，又将孙皓的五千妓妾纳入后宫 —— 这一举动，看似荒唐，却藏着深意：他要让天下人知道，东吴的繁华已尽数归入晋朝。
太康年间的洛阳，商铺林立，“牛马车舆，填塞道路”；巴蜀的蜀锦、江南的青瓷，源源不断运往中原。史书称 “天下无穷人，米贱如泥土”，史称 “太康之治”。但在这繁华背后，司马炎没注意到，门阀世族的庄园里，奴婢成群，“耕牛千头，田连阡陌”；更没料到，他在诏书中写下的 “诸王公可置军”，正让地方兵权脱离中央掌控。
最危险的信号来自后宫。自从纳了孙皓的妓妾，司马炎的后宫 “殆将万人”，他发明 “羊车望幸”，坐着羊车在后宫游荡，羊停在哪里便宠幸谁。大臣刘毅冒死进谏：“陛下可方汉灵帝？” 他却笑道：“朕何如桓、灵？” 刘毅直言：“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司马炎虽不怪罪，却依旧我行我素。
太康三年（282 年）冬，含章殿内暖意融融。太医令程据献上一件雉头裘，裘衣用百只野鸡头顶之羽织成，光彩夺目。司马炎盯着裘衣，忽然想起泰始年间焚烧珠玉的场景，那时的自己，何等意气风发？
“奇技淫巧，典章所禁。” 他冷冷道，“昔朕焚御府珠玉，今岂可独留此裘？” 当众焚烧裘衣，火星溅在他的龙袍上，他却毫无所觉。但转身走进后宫，面对上万佳丽，他终究没能守住初心。他开始大兴土木，修建昭阳殿、含章殿，“土木之功，穷极壮丽”；又频繁设宴，与贵戚们斗富，石崇与王恺的珊瑚之争，便是此时上演。
他不再关心朝政，将大事交给外戚杨骏、老臣贾充处理。杨骏趁机安插亲信，贾充则结党营私，以至于 “政出多门，纲纪紊乱”。尚书左仆射王浑劝谏：“陛下少康禹迹，平吴之后，更应励精图治，何以耽于宴乐？” 他却笑道：“天下已定，朕当与民同乐。”
最可怕的是选官制度。曹魏的 “九品中正制” 在他手中彻底固化，“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寒门子弟再无出头之日。他不知道，当权力被门阀世族垄断，司马家的江山，早已埋下了崩塌的种子。
太熙元年（290 年）春，司马炎躺在含章殿的龙榻上，望着帐顶的蟠龙图案，心中满是悔恨。太子司马衷的痴傻，贾南风的悍妒，早已成为朝堂上下的笑柄。他想起五年前，卫瓘在陵云台宴饮，突然假装醉酒，摸着御座说：“此座可惜！” 当时自己装傻充愣，如今想来，卫瓘是在暗示太子不堪大任。
更让他不安的是齐王司马攸的声望。司马攸在齐国推行 “均田制”，百姓安居乐业，大臣们纷纷上表 “请留齐王辅政”。他害怕了，害怕司马攸威胁太子的地位，竟下诏 “齐王归藩”，逼得司马攸愤懑成疾，呕血而死。临终前，司马攸握着他的手：“皇兄，你终是信不过我。”
现在，他自己也病入膏肓。看着床边杨骏、贾充等大臣的身影，他知道，这些人各怀鬼胎。杨皇后趁机篡改遗诏，将 “汝南王亮与杨骏共辅政” 改为 “杨骏独辅政”，他却无力阻止。当他勉强开口问 “汝南王来未”，左右答 “未至”，他终于明白，自己一手打造的太康盛世，就像那艘华丽的楼船，看似坚固，却在继承人的漩涡中开始漏水。
“陛下，太子妃贾氏凶妒，恐为后患。” 临终前，中书监荀勖冒死进言。他叹了口气，想起贾南风的种种恶行：曾亲手杀孕妇，曾当庭杖毙宫女。但他终究没勇气废黜贾后 —— 太子司马衷离不开这个悍妇，而他，也害怕得罪贾充家族。
太熙元年四月辛丑，司马炎在含章殿驾崩，时年五十五岁。临终前，他望着殿外的阳光，仿佛又回到了泰始元年的南郊，那个意气风发、立志开创太平盛世的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死后仅仅十年，“八王之乱” 爆发，中原大地陷入长达十六年的战乱，而他梦想中的 “千年永治”，终究成了一场泡影。
司马炎的前半生，堪称完美的开国帝王。他受禅代魏，却能善待曹魏皇室，赢得天下归心；他颁布《泰始律》，宽刑简政，开创 “太康之治”，让历经战乱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他平吴统一天下，结束了近百年的分裂，功绩堪比汉光武帝。
他的治国策略，既有对曹魏苛政的拨乱反正，又有对汉初休养生息的效仿。废除屯田制、赦免逋债、开放言路，每一项政策都直指民生痛点。甚至在法律上，首创 “准五服以制罪”，将儒家伦理融入法律，影响后世千年。
然而，他的后半生却亲手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平吴之后，他误以为 “天下已定”，沉迷享乐，导致外戚专权、门阀坐大。他坚持立痴傻的司马衷为太子，无视贾后的威胁，打破了权力制衡的平衡；大封宗室诸王，赋予兵权，却没有配套的监督机制，最终引发八王之乱。
更根本的是，他未能解决汉末以来的土地兼并和门阀问题。“九品中正制” 的固化，让寒门再无上升通道，门阀世族垄断官场，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当他在太康年间醉心于羊车游幸时，底层百姓早已对司马家的统治失去信心。
司马炎的悲剧，在于过早地陷入了 “胜利陷阱”。他的祖父司马懿、父亲司马昭，都是在危机中摸爬滚打，深知权力的脆弱；而他，承三代余荫，顺风顺水地统一天下，缺乏对隐患的警惕。他以为，靠分封宗室、广施仁政就能永保太平，却忘了，治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他的一生，就像那艘顺流而下的楼船，前期有羊祜、王浚等能臣为桨，乘风破浪；后期却丢掉了船桨，沉迷于船上的繁华，最终迷失航向。当八王之乱的风暴袭来，曾经的太康盛世，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转瞬即逝。
站在峻阳陵前，看着司马炎的陵墓，后人常叹：“武帝有开国之才，而无守成之德。”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帝王的懈怠，足以让三代人的努力付诸东流；而任何时代，居安思危，永远是治国的第一要义。太康盛世的迷梦，终究醒在了历史的残酷现实中，只留下一声长叹，回荡在晋朝的兴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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