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王屋初中上学后，李贺和大伯李红的来往就更多一些。从王屋初中到乡政府，那是一段不长不短的路程，来回不过 10 分钟的行程。每一次李贺踏上这段路，都能感受到周围景致的细微变化。道路两旁的树木，随着季节交替变换着模样，春天吐露新芽，嫩绿的芽苞像是一颗颗充满希望的种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夏日郁郁葱葱，繁茂的枝叶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片浓荫，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地面上形成一片片光斑；秋天落叶纷飞，金黄的叶片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缓缓飘落，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金色地毯；冬天则是枝干嶙峋，在寒风中挺立，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大伯在乡政府可是老资格了，19 岁就参加了工作。从最基本的村组干部开始，他一步一个脚印，兢兢业业。若是没有那成分不好的拖累，凭借他的能力和干劲，恐怕早就干上乡政府一把手了。他为人正直，工作认真负责，在乡里头也算是颇有威望。
话说老爷老奶奶在李家庄站住脚后，前后不到 10 年的时间，就生了爷爷弟兄五个。大爷不幸未成年便夭折，五爷也是少亡而去，二爷后来出事去世。好在爷爷和四爷弟兄俩吃苦耐劳，苦干实干。在大河滩置办了几十亩地，那肥沃的土地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每一寸都饱含着他们的汗水与期望。田间的麦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吟唱着丰收的赞歌。在梁上也置办了几十亩地，风吹过麦田，掀起层层麦浪，那麦浪如同一幅流动的金色画卷，美不胜收。家里还有几群羊，那洁白的羊群如同云朵般在山坡上移动，咩咩的叫声此起彼伏，仿佛是大自然谱写的和谐乐章。好几十头猪在圈里哼哼唧唧，肥壮的身躯挤来挤去，那圆滚滚的模样甚是可爱。日子是越过越殷实，红红火火。
然而，刚有好日子过，就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王屋作为老区早早解放了，没过几年，一场划成分运动席卷而来。老爷老奶奶那几日几夜都没有睡过安稳觉，心急如焚。夜晚的油灯下，他们的面容被昏黄的灯光映照得阴晴不定，眉头紧锁，眼神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为了保全家庭，他们赶忙把东西给了安购的闺女家和闺女的亲戚，将梁上的地和大河滩上的地，都无偿送给了佃户们。可即便如此，当工作组到家里土楼上检查时，那陈旧的土楼弥漫着尘土的气息，昏暗的角落里堆满了杂物。工作组人员手中的手电筒光芒在黑暗中晃动，尘埃在光束中飞舞。最终还是多查出了一斗半小麦，就这样被评上了中农成分。这一评定，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的发展和成长。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贫农是最根正苗红的人群。而中农，则被视为路寡富农，在就业、上学、参军、就医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农更是成为了批斗的对象。那时候，村里的喇叭每天都响着激昂的口号，街上到处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人们的表情严肃而紧张，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在那个红歌似火的狂热时代，大哥李褂和父亲决定步行串联。他们从河南出发，一路奔波，先是跑到了湖南韶山，又从韶山步行前往北京，行程万把公里，足足跑了两三个月。这一路风餐露宿，艰辛异常。道路崎岖不平，他们的脚底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背包里的干粮越来越少，有时候只能饿着肚子赶路。途中遇到恶劣的天气，狂风暴雨无情地抽打在他们身上，却丝毫没有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中间父亲和大哥走散了，父亲回到家一个多月后，大哥李褂还没有回来！全家人都心急如焚，天天盼着大哥能平安归来。家里的气氛压抑而沉重，每一个等待的日子都仿佛无比漫长。奶奶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望着远方，眼神中充满了担忧和期盼。她手中的针线活儿已经许久没有动过，心里满满的都是对大哥的牵挂。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却总是心不在焉，饭菜不是忘了放盐就是煮糊了。李贺也时常跑到村口张望，希望能看到大哥熟悉的身影。直到有一天，大哥终于回来了，一家人喜极而泣，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的等待和担忧都化作了激动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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