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市，JS看守所，开完庭的宁致远，正坐在板上认真的沉思着。
宁致远还想着自己在开庭时候的耐心建议能够受到集团的重视，可是，他不知道的是，结果还是一样，像自己跟逄经理这样散落在全国二十多个省的子公司相同岗位的人，都无一例外的要接受几年的青春换来的是一场空的结局。
拿自己来说，近七年的在魏红集团的奋斗，之前的灰色收入全部被集团收缴了去不说，关键是时间不可回头，被魏红集团‘刮骨疗伤’计划裁掉的人，不仅浪费了前期几年辛苦建立的人脉资源，更是在年纪上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在这样的阶段失业，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
可转念一想，这就是现实啊，不是吗？世界那有那么多美好，哪有那么多‘寒门出贵子’的励志故事，‘寒门’更多的就是一生生活的困苦，真正走向成功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所谓‘寒门’出来的‘贵子’，也是因为这样稀少，才被视为可贵，你不会天真的以为，是因为勤奋和励志才被人们传颂吧，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出身‘寒门’的人，只是因为勤奋和励志就能被人们传颂，那勤奋和励志的多了，怎么没有听很多人说呢？生在寒门的人，哪个不勤奋？但是，对于出身寒门的人来讲，勤奋又有多大作用呢？
只要你出身寒门，那生活的困苦就让你不得不要劳心劳力，就不得不要一辈子都卷在为生活的点滴而发愁上面，光是这样维持基本的生活就已经耗尽了全部的精力了，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去进步、去成功？
就算是那些‘寒门出了贵子’的，那些凤毛麟角的人，你去看看，在这个背后，又牺牲了什么，他们又是踩着谁的肩膀，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的？只要你出身寒门，你就天然的有生计上的责任，是谁在背后默默帮你承担了这些？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只不过是别人在为你默默的负重前行。
每个人都想要‘胜天半子’，可‘胜天半子’这个词汇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与英雄主义情怀，它寄托了人们对于超越自我、战胜命运的无限向往。在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一个或多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它们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
然而，梦想与现实之间往往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充满了未知与挑战。
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难与挫折：有时是外界环境的严苛考验，如经济压力、社会竞争、自然灾害等；有时是内心的挣扎与迷茫，如自我怀疑、恐惧失败、动力不足等。
这些困难如同一座座高山，挡在我们通往梦想彼岸的路上，让人心生畏惧，很多时候，不是想要放弃，而是不得不放弃。
我们都是寄生于天地之间的蜉蝣，想要‘蚍蜉撼树’，谈何易啊。
“2321”，管教的一声叫喊打断了宁致远的沉思，“到”，宁致远本能的、快速的跑到监房门口，戴上手铐，走出监房，面向墙壁站好，等待着管教出发的指令。
宁致远一边跟在管教后面长长的队伍走着，一边在心里想着，肯定是宋律师来了，刚开完庭，过来跟自己聊一聊。
宋律师在庭审上的表现，宁致远是很满意的，两个人能够心照不宣的相互打着配合，那种默契已经远超了宁致远的预期和想象。
在监房闲聊的时候，大家都说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法庭表现产生浓厚兴趣，尤其在社交媒体频繁传播‘庭审名场面’之后，许多人甚至误以为律师在庭上越能‘飙戏’、越会‘抬杠’，就越称职。
但在宁致远看来，坦率地说，庭审不是舞台，律师更不是演员。一名真正优秀律师在法庭上的表现，有且应该只有一个核心目标，那就是‘让法官听得懂、记得住、愿意采纳’。
以结果来倒推过程，法庭上的语言艺术，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直指要害，一个有效的庭审，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用最简洁、清晰的语言，准确表达己方的核心观点，使法官理解并采信。
然而，现实中太多律师在庭审中走偏了，宁致远在看守所听到过无数种嫌疑人开完庭回来对于律师的评价，无一例外都是失望的。
有的律师把法庭当成自己的表演场，口若悬河、术语堆砌，只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本方立场；有的则热衷与对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唇枪舌剑，沉浸在‘辩赢对方’的虚荣感中，忘记了真正需要说服的是法官，而不是对方律师。
如果一名律师，只是在庭上击败了对方律师、击败了检察官、赢得了当事人的鼓掌，但却让法官在冗长争论中疲惫不堪、难以抓住重点，最终并不能让法官采纳自身的观点和立场，那这场庭审无疑就是失败的。
当然，还有很多嫌疑人嫌弃自己找的律师在庭审现场怎么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口若悬河的‘能说’，如果是这样，那自己的律师费不是白花了吗？还有很多嫌疑人在庭审结束后会产生疑问，明明对方的律师气势汹汹，声音洪亮，我请的律师怎么话不多，看起来弱弱的？
宁致远有时候会安慰他们说‘有理不在声高’，一个声音大的律师，未必能说出有效的法律观点；一个滔滔不绝的律师，未必抓住了案件的核心问题。相反，真正专业的律师，往往惜字如金，话语不多，但句句精准；言语克制，却能直指要害。
其实有时候想想也能理解，如果把自己代入到法官的角色当中，律师的‘炫技’式辩论肯定是最容易引发自己反感的，所谓‘炫技’，通常表现为律师沉迷于展示自己的专业背景、语言能力或技术手段，而忽视了法官的接受习惯与案件的审理重点。
举个例子来说，监房里有一个‘套路贷’的嫌疑人，他们是团伙作案，他请的那名律师在执业前曾在银行系统工作多年，对金融监管政策、信贷产品结构十分熟悉，在他们这起金融借贷纠纷案庭审中，他不断使用‘信贷综合成本’、‘内嵌式年化利率’、‘杠杆拆分结构’等术语，还频频引用银保监会文件编号，试图展现自己的专业背景。
结果呢，法官却多次打断发言，要求其‘用案件事实说话、用通俗语言表达’，因为这样也会导致书记员记录困难，甚至出现漏记，最终导致该律师关键论点未被完整采纳。就像对于他们放贷利率的问题，本可以直白说明‘利率超过司法保护上限，合同无效’就行了，却非要讲成一套复杂的金融理论来展现自身的专业性，反而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也就是说，一名真正专业的律师，懂得‘法庭上不是炫技的地方’，就算你再懂业务，讲不清楚法官也不会买账，法庭不是讲座，语言的终点是‘被听懂’，而不是‘让人惊艳’，让人摸不着头脑。
所以，宁致远对于宋律师在法庭上的表现，是很满意的，虽然言语不多，但是最起码做到了两点：首先就是对于庭审节奏严格按照司法流程去走，保障了自己最大的陈述自由，这一点，如果没有律师在场，很多时候都会被‘看碟下菜’，草草了事；但因为有律师在，司法部门人员也就有了一定的顾虑，怕被挑出什么毛病来。
其次就是宋律师在法庭上的反击，都是基于自己陈述的观点更进一步的，说实话，自己并没有完全按照宋律师在庭审之前嘱咐自己的去做，有些做了，有些没做，像对于承办在抓捕过程中滥用职权这件事，本来跟宋律师探讨的时候是不讲了，可是，宁致远翻来覆去想了很久，决定还是要一吐为快。
当然，因为在看守所跟律师接见起来并不是那么方便，这样的转变并没有在开庭之前提前告诉宋律师，他应该也是理解的。可是当自己在法庭上陈述这一情况时，宋律师却能在短时间内抓住自己想说的本质并针对性的给检察官‘出难题’，完全展现了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律师应有的素质。
当然了，宋律师很多的提醒和嘱咐，自己也是严格照做的，比如在开庭之前宋律师特意嘱咐自己需要注意的是，在庭审临近尾声，尤其是临近中午或法院工作即将结束之际，切忌拖沓陈述、延长庭审。
也就是说当听到法官说‘庭审进入最后陈述环节’时，就真的是要做最后的陈述了，此时要言简意赅，要精准表述自己的立场和情感，千万不要再什么‘补充几点’之类的，不管之前自己有没有表达完整，都要结束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坚持表达’，只会招致法官反感，甚至影响庭审整体印象。
所以，真正的‘好律师’、‘专业律师’，是能把复杂说清楚，而不是让简单变复杂，律师的本事，不在于能说出多少专业术语，而在于能否用普通人都听得懂的话，讲清楚最专业的问题。
职业律师的价值，从来不在于‘秀存在感’，而是高效、清晰地解决问题，在法庭之上，最打动法官的，不是排比句、情绪化表达，也不是攻击对方的犀利，而是条理分明、观点明确、证据支持的冷静发言。
但现实是，大多数律师表达欲都太强，好为人师，喜欢‘讲大道理’、喜欢一有发言机会就大讲特讲，有时可以‘讲半小时’，让人听的云里雾里。只可惜，法庭不是讲座，法官没时间听，也没兴趣听。
所以，律师的表达是技术，更是责任，如果说庭审是一场有限时间的‘信息传递’，那律师就是唯一的‘播音员’，而法官就是‘接收器’，律师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每一次举证，都必须以法官‘能理解、愿意听、能够记住’为第一准则。
也是这样，宁致远对那些嫌疑人说，那些炫技的，那些表演的，这种律师要么就是不专业，没有真才实学，靠这种‘花言巧语’来招摇撞骗；要么就是，他们觉得，只有这样做了，嫌疑人才会觉得花的钱值了，或者无论法官怎么判都尽力了，这种律师都是‘下九流的’，只想赚钱而已。而真正的法庭高手，往往言简意赅、不动声色，却能精准命中庭审的关键。
正想着，宁致远就来到了提审室里，管教一开门，宁致远就愣住了，赫然映入眼帘的，并不是自己意料之中的宋律师，而是之前给自己开庭的朱法官！
只见朱法官旁边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司法人员，她很罕见的对宁致远微微一笑，宁致远不禁内心一阵颤栗。当然，并不是因为很久没有见到女人的那种肉体上的颤栗，而是已经很少有人用这么清澈的眼光和纯粹的微笑来看自己了，这是一种久违的精神上的颤栗。
因为还要等待管教把自己用手铐拷在特制的凳子上，所以在管教一开门和把宁致远拷好的过程中，朱法官一直没有抬头看他，只是低头玩着手机，宁致远刚进门就看到了，她还是在玩那个‘开心消消乐’的游戏，就像自己在开庭之前碰上她，她也在玩这个游戏一样。
看来，她是真的很喜欢玩这个游戏啊，这个时候，宁致远突然想到了‘人生如戏’四个字，谁才是你命运的判官呢？
待管教把宁致远拷在座位上之后，朱法官关了手机，抬起头来，微微一笑，直奔主题的说道：“宁致远，法律与道德是一场古老的争论，所谓‘法不容情，但并不意味着法律中没有一丝丝的情分’，今天我来看你，就是想让你能切身体会到这一点。
我告诉你，在法庭上，你一直在说逻辑是冰冷的，那你有没有认真想过，冰冷的法律逻辑，需要考虑人类的情感吗？在我看来，需要，又不需要。
中国古代有儒法之争，你在法庭上陈述的时候，也说过很多次你来自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对吧。那么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你，应该也都清楚，儒家认为道德是可以影响法律的，但法家却认为道德绝对不能干涉法律，法不容情。
商鞅说‘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就是说法度已经确定好了，就不应该用所谓仁义道德的空谈来破坏法度，他认为法律与道德没有半毛钱关系，法律本来就是立法者的命令，民众只能无条件地服从；法律不能被议论，既不能批评，也不能表扬，只能服从。
而且商鞅认为儒家所说的仁义道德非常的虚伪，本来都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却偏要披上仁义的幌子，在他看来，真小人远比伪君子要好。那么，你用这个标准再来反思下你之前跟客户资金往来的性质呢？
也许在跟你有资金往来的客户眼里，这就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有求于你时是这样，受集团压迫时也是这样，没什么区别；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谁还会在意你在法庭上的煽情？
是，作为一名法官，我承认，孔子说的那句话也有道理，他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用政令治理百姓，用刑法整顿民众，人们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不会有廉耻之心；而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民众，人们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心甘情愿的归服之心。
不讲道德的法律，只把普通老百姓当成威吓的对象，这样的法律就是一种纯粹的工具，让民众们没有了尊严和人格，长此以往势必会引起强烈的反抗；再加上执法者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也没办法克制人性的幽暗面，也很容易成为酷吏，就像你在法庭上控诉的承办的执法权的边界一样。
但只讲道德的法律，同样也很虚弱无力，太过于理想化而不符合现实，所以有一点我要提醒你，那就是你陷入了一个很大的误区，在我看来，你一直呼吁法律绝不能失去道义的力量，这一点我很欣赏，但你没有注意区分积极道德主义和消极道德主义。
你所要说给我听的，在我看来只是积极的道德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直想要让法官把道德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作为入罪的标准，这里先不管怎么去判断道德真假的问题，对吧。
但作为法官来讲，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合适的。很简单，入罪不能论心不论迹，不能因为动机邪恶，即便行为人没有发生相应的行为也要以犯罪论，是吧，这就像在你的陈述里讨论的善行和善因的关系一样。
再者说，道德的判断始终是主观的、模糊的，强行以此作为入罪标准的一部分，不是恰恰会导致更加主观的选择性执法发生的概率吗？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也读过历史，你也说到了岳飞，难道你就选择性的忽略了‘莫须有’的威力吗？
所以，在入罪层面，必须、也只能严格按照现有法律的规定，做到‘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罪刑法定原则禁止对行为人进行‘类推解释’，因为类推解释的一个重要的思考方法，就是从道德的立场对行为进行判断，当认定一种行为只要与道德有悖，就千方百计的去寻找可以适用的法律，在我看来，这也无异于缘木求鱼。
而消极的道德主义，也就是你忽略掉的，却刚好相反，它是可以把道德当做出罪的依据的，这一点是孔子所提倡的，也是符合当下的法治精神的，跟入罪只能参考法律依据不同，出罪则不能只讲法律而不谈道德。
你在法庭上陈述的时候，说到了一点，那就是‘如果一种行为是道德所容忍甚至于鼓励的行为，那就可以考虑减轻处罚甚至不视为犯罪’，这一点我认同，但也只能是在出罪的角度来减轻或者认为就不是，而不是从入罪的标准来衡量的。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的是，对于私权力而言，凡是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就像你所任职的集团并没有禁止你们岗位的人员跟客户之间有私人往来，所以，你跟检察院所说的，你结婚时的彩礼钱，以及你跟客户之间进行合伙开店，你按出资比例付了钱的分红的钱，这些作为你跟客户之间的私人往来不能作为入罪金额，这一点辩护意见，法院认为合理并且采纳了。
但同样，对于公权力而言，凡是没有允许的，都是不可为的，就像其余的你跟客户之间的资金往来，无论你们双方抱着怎么样的主观目的，从这一角度而言，不是说事实不重要，是说，无论怎么样的事实，对于入罪标准而言，都是没有区别的，因为这些行为都与你手上你所任职集团赋予你的权力是分不开的，但集团又没有允许你们可以这么做，这是我进行最终判决的考量。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两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颠倒过来。定罪量刑不是纯粹逻辑性的推理活动，必须要考虑民众的真实情感，法律不是智力游戏，它背后是无数个个体的悲欢离合，必须要慎之又慎。
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没有人拥有完全的理性，因此也不能在理性上被彻底说服，所以，我今天来，也并不是要说服你的，我来看守所跟嫌疑人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在我职业生涯中，肯定也是少数。
在法庭上，我一直在观察你，当然，你的背调我也看过，整个观察下来，我个人觉得你本性并不坏，甚至于好过很多没有身陷囹圄的人，这点我不展开，但我个人觉得你的问题是，你始终在本能上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
你不要老是窝在自己的象牙塔里，进入社会之后，像个刺猬一样全身是刺，一会刺刺这里，一会刺刺那里，有的时候不是社会的问题，是你自己认知定位的问题，这个世界肯定不是为了让你舒服来运转的，但同样肯定也不是为了难为你而设计的，有些东西，你不身在其中，你就不应该很轻易的去评论、去看不惯。
当然，言论自由肯定是有的，在法庭上，我也给了你充分的陈述自由，你不要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很多时候，怕就是怕这个理所应当。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的是，言论自由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根据的说、哗众取宠的说、肤浅无知的说，本质上都是不健康的，只有真的身在其中了、了解了、经历了，才会深刻，才能更加明白，呼吁改变或改革的力量，是神圣的，是慎重的，更不是空谈的。
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立法当然是理性考量的结果，所以立法也就必然会存在错误，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司法机关肯定不能创造新的法律，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始终存在一定的张力，如何既尊重立法权威，又进行合理的司法修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当然，也正是因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接受法律条文的有限性，同时也要接受法律条文可能会出现滞后、甚至错误，只有有这个观念，才不至于陷入当立法出现了语言或者逻辑错误时，是要容忍这种错误还是可以主动进行修补的两难选择当中。
你要知道，法律条文不会无缘无故的修改的，每次修改的背后，都有相应的代价；但有一点，法律条文是肯定需要被解释的，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只要让人被动的接受就完了，但这里面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你也读了很多的哲学书，我倒可以试着跟你来讲一讲，看看是不是能打开你心中的某些执念。
首先就是，我们肯定无法将所有的行为都用相应的语言描述出来，对吗？因为行为是与生俱来的，而语言是后来的，人先于语言而存在。想要用法律条文来涵盖所有的行为细节无疑是理想的，再加上人的行为是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所以就更加难以实现了。
立法者不但要考虑、去预料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还要对之前已经进行的行为描述进行适用性追踪，这无疑是难上加难；但立法者还是要尝试着把一些经常会发生的行为用语言来进行规定，哪怕无法准确描述，但这不是我们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不去做的理由，对吧。
正因为如此，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就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情，这里面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司法机关在对于法律条文的解释过程中，不能进行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但却可以允许‘扩张解释’，什么意思呢？
‘类推解释’是将法律条文蕴含的最大含义揭示出来，是在一定限度内的解释极限化，是首先从伦理和道德的立场，先对行为进行判断，如果认为有罪，那就去寻找适用的法律条文，千方百计的进行类推定罪；比如一个案件，受害人已经身亡了，嫌疑人一言不发，无法取得口供，这种情况之下，司法机关就会把法律条文的解释用到极致，来实现整个司法程序的完整和谨慎。
而‘扩张解释’的思维逻辑，与之有着根本的不同，做法就是仅仅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来看一看嫌疑人的行为是否包括在这个条文之中，只要包括在了这个条文之中，就算是道德和伦理上不近人情，那也要无条件承认，这就是认定为犯罪的必然性和接受处罚的正当性。
这里还要再跟你说一下，‘不证自明’这个道理，你是觉得我们司法人员不懂吗，在法庭上陈述的时候还要不止一次的提到。在你看来，你的一些行为和说法是‘不证自明’的，就算是没有相应的客户站出来支持你的说法，那也应该具有同等的效果，对吧，你心里一直有这个执念，觉得为什么司法部门的人就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对吧。
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在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上面，有一种解释叫做‘当然解释’，当然解释就叫做自然解释，是指一种情况下如果法律条文没有进行过明确的规定，但实际上行为已经包含在法律条文的意义之中，那么就可以从法律条文里自然而然的推出这个解释。
这是针对于‘补正解释’而言的，我们不能以所谓的实质的、合理性的名义去突破语言的限制，将无罪补正成有罪，反之亦然；但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补正解释并不排除对嫌疑人有利的类推，也就是说，只要你能补正，你才有可能拿着实质合理性的名义去做某些突破，如果你无法补正，那就只能进行‘当然解释’了。
对于你而言，你所理解的‘不证自明’其实本质上只能算做是‘补正解释’，而不能算作是你所认为的‘当然解释’，既然如此，你就要取得对你有利的客户的证词，如果你的律师能够在后期提交这部分证据，那我可以依此来突破某些东西，相信我这么说你一定明白；但是，如果后期没有新的证据提交上来，那只能是维持当下司法机关的解释了。
其次，在这里，我还要提醒你一点，我能明白你心中的想法，每一个人都并非完全理性的存在，人的内心总是充满着各种欲望、偏见、激情与理性的斗争，等等，所以有一句话是说‘如果你认为人总是理性的，那么至少一半的历史都将是无法解释的’。
在这一点上，法官也不例外，法官也无非就是有限的人群组成的有限的机构，代表着有限的公平和正义，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说法律是追求公平和正义的，我们从来没有说法律就是公平正义的化身，那也就意味着，理想中的法律条文在现实中的变形并非完美，不然，你自己的案子同样也就没有了可以讨论的余地。
但是，比我们这样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形而上观念下的公平和正义依然很重要，它需要人的相信和坚信，你在法庭上说司法机关的运行无非是司法人员对于法律本身的坚定信念，只要这个信念崩塌了，那所谓的公平正义也就消失了，这个逻辑没有错。可是，我要跟你说的是，我跟你所理解的并不一样。
我认为，司法机关能够有效的运行，与其说是靠司法人员内心的信念更重要，不如说是这种信念在你们嫌疑人的内心坚定更重要，如果你们能坚定的信念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公正的，然后自己受到的惩罚却是公正的，这才是真正的公正存在的价值。
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尤其是正在经历着司法程序的你们这些年轻人，很多人被抓之后都会陷入一种虚无感，一种人生再无意义之感，一种之后的人生肯定是万丈深渊的无力感，甚至偏激的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也没有什么绝对的错，一切只不过是自己的运气不好，一切都是弱肉强食罢了。
但是，你有想过吗？人生是真的没意义吗?如果考虑到我们刚刚说的语言的局限，那只要你能说出‘无意义’这个词，那肯定就对应着‘有意义’，这就像彻底的怀疑主义本身就会陷入到自己逻辑上的错误一样，你彻底的怀疑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怀疑。
我能听得出来你看过不少的哲学书，哲学家康德说过，自律才是真正的自由。自律不就是根据每个人内心当中的执念吗？或者说是坚定的信念。假如我们像动物一样，只是听从欲望的驱使、想要逃避任何痛苦，那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了欲望和冲动的奴隶，就像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写的利用毒品来对抗荒谬一样，那本身也就沦为了毒品的奴隶。
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不是在选择，我们只是在服从。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获得自由，而不是看似自由实则是受到了其它事物的驱使？在我看来，只有自律，只有自律才能让我们拥有真正的自由，真正让我们人类与众不同的，就是自律，背后的功臣就是自律。
给你讲两个故事你就能明白其中的奥义了，第一个故事是奥古斯丁偷梨。奥古斯丁说自己小时候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偷梨，别看他做出的行为跟其它小伙伴一样，但他的动机跟别人不一样。其他的小伙伴都是为了偷梨来吃，但自己绝不是为了吃，因为自己家庭情况好得很，家里梨多的很，连猪都吃不完，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去偷呢？因为他只是想体验那种偷梨的快感。
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犯罪，不是为了利益而只是为了犯罪的快感。你想想，这要怎么去甄别呢？怎么甄别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些行为，明知是错的，但是人们依然选择错误，这是自由吗？看起来是自由，可是，无非是欲望的奴隶罢了，对自由的想法可能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源于欲望的驱使罢了。
第二个故事出自《元史·许衡传》，许衡是中国13世纪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说是许衡做官之前，有一年夏天外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大家都感觉口渴难耐，好在走着走着，有人在前面发现了一棵梨树，于是，众人二话不说就争着抢着上去摘梨解渴，只有许衡一人不为之所动。
大家在吃完之后，看着仍是口渴难耐的许衡，问道：‘这么多的梨子在眼前，为何不摘来解渴呢？’许衡回答说：‘这又不是自己家种的梨，怎么能乱摘呢!’众人都哈哈大笑，劝解道‘许先生，咱们现在在乱世之中，乱世之时，这梨是没有主人的。’没想到许衡正色道:‘梨无主人，难道我心中也无主吗?’众人闻言，不禁惭愧的低下了头........”
宁致远看着眼前的朱法官，也羞愧的低下了头，是啊，奥古斯丁偷梨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内心的幽暗，让我们审视作为人的人性的枷锁，内心的幽暗也许连我们都无法尽数看到。
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许衡拒绝偷梨的故事让我们找到了最佳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在自我的内心，坚定的去向往拒绝幽暗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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