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制度兼容性实验结果一出，西北试验带中立村纷纷投向蜂窝。
短短一个月内，新增节点村49个，其中有16个来自原市级标准模板片区。
“我们不是为蜂窝而来，我们是为‘可以自己写制度’而来。”
这句话，成了平台热评第一。
陈鹏飞得知消息时，只淡淡一句：
“火不一定要烧起来才算成功。”
“只要有人知道火种在哪儿，就不算输。”
蜂窝平台兼容性胜出一事，虽然没有被大张旗鼓地报道，但消息在高层的“非正式圈子”里传得极快。
几位参与“制度自由区”总评的中央部门顾问在后台简报会上同时提出建议：
“蜂窝体系具备‘非主控演化能力’，已可认定为制度独立品种，应尝试收编融合。”
这句话，看似是一句肯定，其实藏着杀机。
“收编融合”，意味着将蜂窝纳入一个“更大的框架”，重新命名、统一接口、指定边界。
换句话说，是要保留蜂窝的“数据与成果”，但剥离蜂窝的“方法与灵魂”。
这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蜂窝制度初见成效时，市里就有过类似动作：替他们注册统一模板账号，整合制度评分体系，甚至拟定过一个新名称——“村治标准体系V3.0”。
“听着高级，实际是想拔根。”
而这一次，来的是更高一级的整合令。
“蜂窝制度，将作为‘全国村级治理统一平台’的子模块运行，拟命名为‘子制度实验室编号：G-07’。”
通知简洁冰冷，落款是中央制度实验局。
消息一出，蜂窝后台炸了锅。
张玉英几乎拍爆了桌子：“他们要让咱们成一块实验田里的小菜圃！”
吴凡更直白：“这不是整合，是标本化，是拔骨抽筋还要你微笑！”
林璐璐的眼神冷到了极点：“编号G-07，这编号比动物园的还不如。”
张浩提笔就写了联名抗议信，要向中央治理委员会递交异议书。
但陈鹏飞，却安静地坐在一旁，没说话。
一直到众人吵得满屋火药味，他才抬头：
“这一次，不吵。”
“吵，没用。”
张玉英怔了怔：“你什么意思？”
“他们这次，不是来争议我们的成果，是来‘温和地收割’。”
“你以为他们不聪明？早就知道硬碰硬拿不下我们，现在不打压、不质疑、不造谣，反而笑着邀你入席。”
“让你戴个名字，发个编号，开个年会，说你‘代表改革最前线’。”
“然后你讲的每一句话，都要先过他们的审。”
“你的每一条制度，都不能写得比他们大。”
“你的每一个失败，也要先看能不能发布。”
“他们不怕你继续试，他们怕你还会生长。”
“怕你成为一种无法复制、也无法替代的——制度繁殖体。”
全屋鸦雀无声。
那一刻，众人才真正明白，这场仗，不再是田地上的分红，不再是轮岗上的冲突，不再是代表选举的摩擦。
这是——体制边界的攻防战。
“那你说怎么办？”张浩低声问。
陈鹏飞终于站起来，走到蜂窝主图谱前，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节点：
“我们打的不是官司，是时间。”
“他们要收，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来得及全面播种’。”
“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趁他们还没搞懂怎么捆我们之前，把我们这套制度的根，全埋进中国的每一个村。”
“这不是扩张，是播撒。”
“只要制度根在，哪怕我们以后不叫蜂窝，别人也能沿着这套制度，再活出来。”
张玉英明白了：“你是要我们主动把制度——撒出去？”
“对。”
陈鹏飞眼神冷峻：
“启动‘制度散点播撒行动’，代号——野火计划。”
林璐璐几秒钟内调出平台执行界面，刷出五个关键词：
?制度简化版模板；
?离线执行包；
?匿名参与入口；
?模糊归属区块；
?自生自灭式制度演化追踪器。
张浩几乎热血沸腾：“意思是，我们接下来——不认谁是蜂窝，只认谁用了我们这套方法。”
陈鹏飞点头：“他们想编号？我们就把编号打散。”
“以后谁用制度议事、谁写失败档案、谁贴草稿公告、谁开共议会，我们都认。”
“哪怕他压根不叫蜂窝。”
“因为制度不归名，制度归——人。”
那一夜，蜂窝平台匿名上传端口全线开放，任何村、任何人，不论是否加入平台、是否公开身份，只要使用蜂窝机制架构运行制度，都可自动接入系统追踪模块。
蜂窝制度，开始了史上第一次**“无名扩散”**。
不再标旗帜，不再留名号，只留下方法、表格、工具、指南、失败案例。
这套制度，开始潜入中国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
就像一场无声的播种。
就像一场，不许被编号的春天。
“野火计划”启动后的第一个月，蜂窝平台内部陷入一场奇异的寂静。
没有数据爆炸，没有话题热搜，也没有新增节点的公告。
一切仿佛归于沉默。
有人担心：“这是不是失效了？”
张玉英每天刷三遍后台，嘴上说冷静，心里却越来越焦急：“我们去中心、去品牌、去标签……那群众怎么知道是我们传下去的？”
吴凡在会上一语戳破：“我们辛辛苦苦三年，把蜂窝当命一样护，现在自己反而把名字给掐了，这不是自己埋了自己？”
张浩也坐不住了：“兄弟们，到底啥时候见效？我们不能总讲‘制度是风’，但风总得有点吹动的痕迹吧？”
林璐璐没有接话，只是一天比一天沉默。
直到十一月中旬，一件毫不起眼的小事，打破了这片安静。
蜂窝后台的匿名入口收到一封语音留言，来自四川某个未注册村庄：
“我不认识你们是谁。”
“但你们那个‘共议草稿表’和‘代表替换小议程’，我们村用了。”
“我们本来是拆迁村，干部跑了，账也烂了。”
“我们按你们那套，第一次开了全村会，选了三个代表，商量赔偿怎么分。”
“虽然还是有人吵，但没人打了。”
“我们这几十年，第一次觉得不是等上面说——是自己能写个章程。”
“你们叫什么不重要，你们做的事，是真有命。”
这条语音，被林璐璐默默设为平台登录页面的开场音。
与此同时，后台“匿名制度复制行为追踪系统”开始逐渐激活。
系统数据显示：
?在未登记节点中，已有68个村启动“简版制度流程试运行”；
?其中35个村完成“村民议案接入”；
?其中19个村建立了“失败档案留存”；
?而最令人震撼的一项——其中4个村，自主衍生出了原蜂窝未设置的新机制，如：
?“分户计工草案提议书”
?“互助田评议积分流转规约”
?“红白喜事公共资金申报单”
这些机制，有的还很稚嫩，有的甚至格式都不规范，但它们的源头一致：
不是等，不是学，是——仿照后生长。
张玉英看到数据的那天，眼圈红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成了土里的制度？”
林璐璐淡淡点头：“是的。”
“我们掐了名字，他们却长出了方法。”
“我们沉下去了，他们却冒出来了。”
吴凡拽着陈鹏飞的袖子，嗓音低哑：“鹏哥，我们算不算赢了？”
陈鹏飞摇头，慢慢吐出一句话：
“不，我们不是赢了。”
“是——我们变了。”
……
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实验系统内部，一条内部讨论邮件悄然流传：
“G-07编号实验模块，运行状态显示为静止。”
“但与此同时，非标编号区域出现多点‘蜂窝式制度复制体’自发演化现象。”
“制度非模板化传播，具备原始制度繁殖特性。”
“建议评估是否需要保留G-07核心原始运行组织，作为非中心化制度播撒平台存在。”
这份简报最终汇入中央治理试点年末研报，其附录名为：
《村治制度自繁体系：以蜂窝机制为基础的无名制度集群扩散模型》
里面没有“蜂窝”两个字作为关键词标题，
但每一页图表、每一张流程图、每一项指标的演化路径，
都是从陈家村祠堂、龙虎村晒谷场、西川村共田账册、马驿村会议笔录，一路长出来的。
而就在文件递交后第三天，中央治理实验室给蜂窝平台发来一纸简洁公函：
“鉴于蜂窝机制在制度播撒过程中的广泛影响与深度适应能力，经评估，建议保留其为‘特例运行平台’，不纳入编号，但保留原机构运营。”
“保留陈家村为制度归档中心、林璐璐为图谱系统持有者、陈鹏飞为制度生命体监督人。”
简而言之：
蜂窝制度，不归整合、不归分类、不归编制，但保留存在。
它成了一个“不被命名”的存在。
就像一个原生态的森林，不参与绿化工程、不贴植物名牌、不建游客栈道，但——任何人想研究生态系统演化，就得进去一趟。
……
陈鹏飞接到通知那晚，在老祠堂点了一炷香。
张玉英递给他一张纸，那是蜂窝制度全图最新一版，密密麻麻的线条，像河流，像神经，像根系，像火脉。
陈鹏飞看了一眼，提笔，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制度不能被命名，它只会被记住。”
陈鹏飞写下那句“制度不能被命名，它只会被记住”后，把笔搁在了祠堂供桌上。
这句话没有挂在墙上，也没有打印成标语。但第二天，蜂窝平台首页自动换上了一个空白横幅，背景是一条蜿蜒的田埂路，配文只有一行：
“你说得出它的名字，也许你就误会了它。”
没人解释，没人注释。
但从那天开始，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村庄在自主写制度时，不再强调“是不是蜂窝成员”，而开始提一个新词——
“土法治”。
不是“法制”，不是“法治国家”，而是字面意义上的“土里长出来的制度”。
学者们最初对这个词很反感，觉得“太土”“没系统性”“听起来像乡野口语”。
可越往下看，越感到惊骇：
?村民议会制，不靠框架，靠“顺口”与“服理”；
?失败制度不是盖章废除，而是贴墙晒出来供后人笑话和吸取；
?制度没有“终稿”，每年有一次“复议更新日”，固定在秋收节后；
?村代表不是当选上任，而是制度运行中谁被群众围问最多，谁自然就成了“问责员”。
这些做法，根本不符合传统行政学理论。
却跑得比哪个系统都久、都稳、都敢错。
于是，北京那边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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