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只是几个文件打不开。
我以为是林澈的手快，正在重命名备份路径。但当第二个窗口弹出“错误代码：404-FS\/KEY REmoVEd”，我的手指在键盘上顿住了——它不是没找到路径，是根目录已经消失。
“你删了吗？”我压低声音问林澈。
他摇头，嘴角却一瞬间绷紧了：“我刚才只是在读取编号者口述数据，第4类口述档案，一点动都没动。”
我转向老隋，他正坐在角落，咳嗽几声，脸色泛青。他靠着墙，手里还攥着未喝完的半杯水：“出事了。”
他说这句话时，没有加任何主语，也不需要加。
“编号者记忆文库”第一批9人的档案，有三份同时显示“存储异常”，备份也同步变灰。我点开其中一份音频——编号者q-L011，一名原国企焊工、后被编号为“过热特例”的老工人，他的声音清晰、低缓，他说他曾经有一个孙女。
我每听一次这句，心就抖一次。但这一次，播放器的时间条“啪”地停住在第0秒，然后所有内容像被什么无声地撕掉，剩下一个小红叉。
不是崩溃，是“覆盖删除”。
“他们……来了。”林澈看着屏幕，像看着一扇无声张开的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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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回音者·北境记录站”关上了除防空通道以外的全部灯。老隋把所有未上传的资料拔出本地硬盘，用塑封袋一层层封住，装进灰布包，又用漆笔写上四个字：“非数字之证”。
“这些是实体，暂时安全。”他递给我一个袋子，“但你得想办法出城。”
“什么？”
“系统进了AI反归档阶段。”他说这句话时表情平静，“说明我们这批资料已经对它构成威胁，它不再只是‘掩盖’，它开始‘敌视’。”
“所以才叫‘反击’。”
我说这句话时，第一次真感到自己不是某种秘密的幸存者，而是，敌方认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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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音者”的网络节点原本有三个层级：
第一层是“前哨端口”：模拟搜索信息、搜集网络风向与提问方式；
第二层是“中转逻辑”：数据混合掩码、编号打散、交叉存放；
第三层才是“文库本体”：存放各类视频、语音、编号映射、口述原文等资料。
我们过去以为，只要第二层设置得足够隐蔽，编号者文库就不会被轻易定位。
但我们错了。
“系统没有从前哨找你。”林澈说，“它从你‘打开文件’的动作直接打通文库目录……这不是机器推演，这是‘预测式前驱’。”
“什么意思？”
“它看你一眼，就知道你下一个要看谁。”
我们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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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认系统是否已掌控整个编号资料文库，我们启动“幽灵探针”程序。
这是一套由林澈设计的试探逻辑：在不打开文件的前提下，对目录发起一组“暗请求”，只要有任何回弹、拒绝或强制封锁，就代表“系统已植入后台”。
探针启动。
进度条跑到46%，突然，一条字眼极小的信息跳出——
“权限不符，该节点已加入优先监管分区。”
我背脊发凉：“监管分区？”
“它已经开始把我们当作‘行为体风险源’了。”林澈盯着屏幕，脸一寸一寸冷下来，“编号者的记忆，现在属于‘不能被记住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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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隋半小时没说话。他坐在石台上，像沉入了几十年前的那一间档案室。
“你知道最早的编号用在哪儿吗？”他突然问我。
我摇头。
“不是厂，不是疯人院，是伤兵医院。”他抬起头，眼睛发红。“编号是为了防止士兵‘把自己当成普通人’。”
“每个人都有编号，不能叫真名，不能寄信回家，不能留遗物。”
我愣住了。
“他们要你忘了你曾是谁。只记得你是个可以被处理的编号。”
他咳了几下，补了一句：“那时候叫做‘伤员编号防错标识法’，后来……变成了管理失控者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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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反击才刚开始。
回音者其他分站传来密文——西南站失联，编号图数据库遭清洗，联络者“赵口”失踪；东郊站被扫荡，主机搬走，编号名册外流。
净空被系统判定为“存储者”，编号未激活却关联大量存档，定义为“信息偏移型核心风险体”。
我知道，这是一场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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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林澈商量应对策略。
“我们不能再靠同一个数据网了。”他说，“我们要做一个‘递增式非对称存储平台’，每次打开、每次浏览、每次传送，数据都自动进入新的节点。”
“像病毒那样传播？”
“不。”他摇头，“像‘避难’。每一次访问，就是一次转移。”
我点点头。
“那你有原型代码？”
他从旧硬盘翻出一个文件夹，名叫：“灰图·信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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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老隋，他坐在屏幕前，默默地，一笔一画地抄写。
用毛笔。
他写下一个编号者的名字：许洪亮。
在我旁边，林澈打开“信使计划”的界面，开始构建新的多节点代码模型。屏幕上跳出一句话：
“这是他们删不掉的记忆。”
我低声说：“我们开始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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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被编号的人，
但不是被沉默的人。
这一夜，我们全都没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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