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氏遗产案：真相基金
普罗旺斯的薰衣草还没到花期，田垄间的绿苗刚没过脚踝。啊玉蹲在民宿后院翻土时，手机在石桌上震得急促，屏幕上跳动的“张律师”三个字让他指尖顿了半秒。
钟华正把晒干的薰衣草花束往玻璃罐里塞，听见动静回头：“是遗产案的消息？”她说话时睫毛上还沾着点干草屑，那是今早整理储藏室时蹭到的——那里堆着他们从国内运过来的最后一批箱子，最底层压着顾氏集团的旧档案袋。
啊玉擦了擦手上的泥渍接起电话，风从敞开的木窗灌进来，卷着远处教堂的钟声。张律师的声音透过电流传来，带着种如释重负的沙哑：“法院最终判决下来了，顾氏名下十七处不动产和部分流动资金，将优先赔付给当年纵火案的受害者家属。”
“多少？”钟华凑过来时，发尾扫过啊玉的手腕，像片轻盈的羽毛。
啊玉捂住话筒看她。晨光落在她右边眉骨的疤痕上，那道在泥石流里被碎石划开的印记，如今淡得像道浅粉色的线。他喉结动了动：“足够了。”
足够覆盖那些在医院躺了数年的伤者后续治疗费，足够赔偿三个因工厂爆炸失去父亲的孩子到成年，足够让被顾延霆逼得破产的供应商重新租个小店面。张律师在那头补充：“另外有笔专项资金，法院建议由你们监管——毕竟是你们找到的关键证据。”
挂了电话，钟华突然蹲下来抱住膝盖。啊玉以为她又想起了发布会那天的闪光灯——她站在台上揭露顾氏伪造质检报告时，右手抖得几乎握不住话筒，是他在后台悄悄塞了颗薄荷糖，锡箔纸的响声成了那天唯一的私语。
“在想什么？”他也蹲下去，草叶上的露水打湿了裤脚。
“想起顾延霆的遗书。”钟华的声音闷在膝盖间，“他说‘我用一生建了座帝国，最后发现地基是碎玻璃’。”
啊玉想起那个在狱中自杀的男人。遗书的夹层里，除了纵火现场的视频，还有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顾延霆牵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背景是顾氏第一间厂房的奠基仪式。后来他们才从林婉清寄来的邮件里知道，那是他早夭的女儿，死于劣质建材引发的幼儿园火灾——这成了他后来疯狂敛财又自我毁灭的开端。
“去趟办公室吧。”啊玉伸手拉她，掌心的薄茧蹭过她的指腹。
他们在普罗旺斯租的这间民宿，底楼被改造成了临时办公室。墙上钉着张世界地图，凡是与顾氏案件相关的地点都用红钉标记：巴黎十七区的公寓（林婉清曾在这里藏过证据）、藏区的转经道（钟华在那里说“我想重新做记者”）、蒙马特高地的台阶（啊玉在那里第一次牵起她的手）。
钟华翻开法院寄来的资产清单，钢笔在“受害者名单”那页顿住。第三个名字旁画着个小小的太阳，那是她在IcU醒来后，听啊玉说的第一个故事：那个叫小宇的男孩，父亲在顾氏工厂爆炸中去世，他从此拒绝出门，直到上周发来张画——画里三个小人举着向日葵，落款是“给帮爸爸找到真相的叔叔阿姨”。
“这些钱不能只用来赔偿。”钟华突然抬头，眼睛亮得像藏区的星星，“我们建个基金吧。”
啊玉正给咖啡机装滤纸，闻言动作停了。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脸上割出明暗交错的条纹，像极了他们曾在雪山看到的岩层。
“叫‘真相基金’。”钟华把清单推过来，指尖点在“顾氏实验室”那行字上，“不只是给钱，还要帮那些被掩盖的声音说出来。比如小宇爸爸车间的安全隐患，比如三年前那起被压下去的药品丑闻——我在医院念的采访稿里，其实写了这个。”
啊玉想起IcU那个凌晨。他趴在床边念她的旧采访本，读到“最想感谢的人”时，监护仪的波形突然乱了半拍。后来钟华说，她当时听见了，只是没力气睁眼——那页纸上写的是“那个在泥石流里，把最后一块压缩饼干塞给我的人”。
“需要注册机构，需要找专业的人管理。”啊玉端过咖啡，杯沿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表情，“还要面对顾氏残余势力的反扑。”
“我知道。”钟华的拇指摩挲着清单边缘，那里还留着她带伤出席发布会时的血迹，“但你记得林婉清在巴黎寄来的明信片吗？背面写‘真相不是终点，是起点’。”
他们花了三个月筹备。钟华飞了四趟国内，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筛选团队成员：有曾因报道黑幕被辞退的记者，有专攻劳工法的年轻律师，有失去女儿后转行做心理咨询的医生。啊玉则留在普罗旺斯处理资金对接，每天对着电脑到深夜，台灯下总放着钟华泡的洋甘菊茶——她知道他一焦虑就会失眠。
基金成立那天，他们没办仪式。钟华在办公室的白板上画了棵树，树干写着“真相”，枝桠上挂着便签：“小宇的画”“李师傅的工伤鉴定”“被篡改的质检报告”。啊玉贴最后一张时，钟华突然笑了：“你贴反了。”
那张便签上是林婉清从非洲发来的照片：她站在难民营的帐篷前，举着块写着“真相无国界”的木牌，背景里的长颈鹿正探着头，像在偷听。
“这样也好看。”啊玉把便签转正，指尖不小心碰到她的手。两人都像被烫到似的缩了缩，空气里飘着窗外飘来的薰衣草香，淡得恰到好处。
第一个求助电话来自凌晨三点。钟华接起来时，啊玉刚把烤好的吐司放进餐盘。电话那头是个老太太的哭声，说她儿子在顾氏旗下的工地摔断了腿，公司给了笔钱就让签“自愿离职”，现在钢板在腿里发炎，却没人管。
“地址发过来，我们明天过去。”钟华的声音很稳，挂了电话才发现手在抖。啊玉把热牛奶推给她，杯壁上印着两个交叠的影子——那是去年初雪时，他们共饮一杯热红酒留下的。
去工地那天，对方派了个穿西装的男人来阻拦。他挡在办公室门口，语气傲慢：“顾氏都破产了，你们还揪着不放？”
钟华没说话，只是打开手机相册。第一张是老太太儿子躺在病床上的照片，腿上缠着渗血的纱布；第二张是工地安全绳的检测报告，日期被篡改过；第三张是啊玉找到的施工日志，记录着“为赶工期，跳过三次安全检查”。
男人的脸色一点点变了。钟华收起手机时，发现啊玉正站在她身后，手里捏着支录音笔——那是她在真相发布会上遗落的，他一直带在身上。
处理完老太太的事，回程的火车上，钟华靠在啊玉肩上打盹。阳光透过车窗，在她脸上投下睫毛的阴影。啊玉翻开手机，最新的相册是昨天拍的：基金办公室的白板前，几个年轻人举着“第一案胜诉”的牌子，笑得比普罗旺斯的向日葵还灿烂。
他突然想起林婉清的短信。上个月她在公益晚宴上获奖，啊玉作为颁奖嘉宾给她递奖杯时，她悄悄说：“你们做的事，比我在非洲种的树还扎实。”
火车过隧道时，钟华醒了。黑暗中，她摸到啊玉的手，轻轻握了握：“等忙完这阵，去看看小宇吧。”
啊玉“嗯”了一声，反手握紧她。隧道外的光涌进来时，他看见她眼角的泪——不是难过，是像藏区的融雪那样，带着种终于流淌起来的温柔。
基金办公室的白板渐渐被便签填满。有成功为矿工讨回职业病赔偿的，有帮被抄袭的设计师维权的，有让过期食品加工厂停业整顿的。钟华每天都会在下班前拍张照，发给林婉清。对方有时回张非洲的星空，有时回张难民营的笑脸，偶尔只回个太阳的表情。
这天傍晚，啊玉在整理文件时，发现钟华的采访本落在了抽屉里。最新一页写着：“他们说真相会伤人，但我见过被谎言困住的人——他们像在水底憋气，而我们要做的，只是打开一扇窗。”
窗外的薰衣草田已经泛出淡紫色，风过时像片起伏的海。钟华推门进来时，手里拿着封信，信封上盖着国内的邮戳。
“小宇寄来的。”她笑着拆开，里面掉出张画：三个大人牵着个小男孩，站在开满向日葵的田野里，远处有座挂着“真相基金”牌子的小房子。画的背面写着：“老师说，真相是会开花的。”
啊玉接过画，指尖抚过那些稚嫩的线条。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画纸上，像给那片向日葵田，又添了两株新苗。
他突然想起法院判决那天，张律师说的最后一句话：“顾延霆到死都没明白，他最该留下的不是遗产，是让那些错误不再重演的可能。”
钟华把画贴在白板最显眼的位置，转身时撞进啊玉怀里。她抬头，正好看见他眼里的光，像极了他们在巴黎重逢时，蒙马特高地的晚霞。
“明天去买些向日葵种子吧。”她轻声说。
“好。”啊玉低头，闻到她发间的薰衣草香，“种在基金办公室的窗前。”
夜色漫进房间时，白板上的树影在灯光下轻轻摇晃。那些写满字的便签，像一串串正在结果的果实，在晚风里，发出细碎而坚定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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