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大体的省份框架改革之后，所有人都以为朱昭熙要对中央进行改革，一时间人心浮动，他们跟着朱昭熙这么多年，虽然大部分都是因为忠诚，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他们自然也想要得到他们应得的荣华富贵。
可是他们也知道老朱家的传统，上位必定杀功臣，这怎么可能不让他们人心惶惶，这些朱昭熙都看在眼里，不过朱昭熙并不打算说什么，正好趁着这个机会，给中央的这些人一些压力，保证她推行的改革不被这些人影响。
朱昭熙并不打算从中央开始改革，中央改革永远都是治标之策，不管是王安石也好还是之后的张居正也好，他们的改革终究只能给国家续命，而不是把整个社会打散重组，中兴永远比不上重建。
朱昭熙的打算是给虞国奠定自己的底色，从基层开始烙印自己的思想印记，就算现在的人们不懂什么叫做民主，不懂什么叫做集体，不懂什么叫做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的日常就是这些，之后就算是她不在了，这些底层逻辑也会自动运行下去。
“朕暂时不会动你们的位置，你们的那些小心思啊，小动作啊，收一收，朕的掌书记室可看着你们的一举一动呢，贪污的人自己交代，朕暂时不管你们，可并不代表朕未来不管你们。”朱昭熙说得平平淡淡，却让在场的官员们都愣了一下。
这些人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是朱昭熙对他们的警告，但是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代表这次朱昭熙放过了他们。紧接着朱昭熙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要在基层进行改革。
这让下面的官员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习惯的是自上而下的命令流程，习惯的是朱昭熙说一声，底下就照办；若是再细分几级，便交由地方将领、事务官、文牍吏分别处理，层层落实，最终回到民众身上。
但按照朱昭熙的意思，朱昭熙竟然想从下而上的推动虞国结构改革，他们也看过很多史书，了解过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可还真的没有见过自下而上的变法，一时之间还真的没有反应过来。
“真正的改革，不在上面，而在底下——村庄、集镇、街道和巷子。朕要打破原来的皇权不下县的模式，要打破原来的乡老士绅治理地方的模式，那么自然需要有替代的模式，现在咱们军管倒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未来呢，朕想要的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基层体制。”
众人面面相觑。“可若是不采取军管和乡老自治……那底层人该听谁的？”副总理胡善围问。
“听他们自己选出来的人。”朱昭熙的回答，让屋内一时沉默。
选？选谁？怎么选？谁去组织？这些字句仿佛从未在虞国的政治辞典里出现过。众人只知道如今的大明联邦事务总理朱有墩，是各藩王推出来的代表。可从未有人认真思考过——一个村庄，怎么能靠“选”来运作？
“若是选出一个刁民呢？”有人低声嘀咕。
“若是有权有势之人，强逼百姓选他呢？”又有人质疑。
“若有人做了主以后，把村庄搞成他自己的堡垒，谁也不听怎么办？”
朱昭熙坐在高位，听着这些反问，朱昭熙并不怎么生气，反而是觉得这些人在政治方面成熟了起来，站起身来走到中堂的地图前，用指挥棒指着之前划定的两州十二省。
“我不是不怕你们说的这些事发生。只要人是人，就一定有贪婪、野心、欺骗。可我更怕另一件事——”
她转过身，目光扫过众人：“百姓永远愚昧下去任人宰割。他们耕种土地，却不知道土地也可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用途；他们组成社群，却一辈子只能听命于别人。那这样的话，我们虞国终究会变成历史上的那些朝代。”
这一番话，让一旁的蒋谦低下头，脸色复杂。他是从朱昭熙还在潜邸的时候跟着她的人，打过仗、做过政务、组织过分粮，知道百姓能吃多少苦，也知道他们的沉默有时是因为害怕，而不是赞同。
“陛下是要让他们自己当家作主？”蒋谦试探地问。
朱昭熙点头：“是，但要一步一步来。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村民互助社’、‘集体农庄’，城市里也要有‘街坊议事会’，由邻里推选出头脑清楚、品行过硬之人来主持大小事务，协助地方官府。我们要造的是基层社会的底子，不是换几个上层的名字。”
她顿了顿，走回主位。
“我们不能再走旧明朝的那条路，彻底抛弃原来的愚民政策，让所有人开智，让虞国的所有人，人人如龙。”
胡善围还是不放心：“可若是这些基层社团被有心人控制，村里选出来的人就是他家族、他亲信、他门下，咱们岂不是白费力？”
“所以要防。”朱昭熙语气不轻不重，“建立监督制度。每一个村社、街坊议会，都必须公开记录会议内容，每一笔支出，每一个决定，写下来、挂出去，邻里皆可查阅。若有百姓举报违规，我们便派政务督察下去调查。”
“那若是百姓怕事，不敢说呢？”
“那就派外省的人轮换巡视，给告密人优待，哪怕是匿名都行。”她一字一句地说，“只要底层动起来，别说一个小王国，就是一群土皇帝，也没法长久。”
议事厅陷入沉思。片刻后，朱荣出声：“陛下，若要如此大范围推开，是否需先选几个省试点？直接在全虞国铺开，怕是……人手也不够，规矩也不清。”
朱昭熙点头：“正有此意。我已经挑好试点省份：东部的海川省，西部的林河省，南部的泽原省。三省民风各异，地理不同，结构不同，正好做对比。每省挑三十个村镇，先试办基层组织，派政务院专员驻地辅导，由总参谋部负责安全监控。”
“民众要先有保障，再谈自我组织。”她又道，“地方事务归互助社、集体农庄和议事会管，但税务、征粮、兵役还是我们负责。不是放权，而是引导。”
蒋谦沉吟片刻，忽然问道：“那这互助社，是不是像从前那些义庄？乡里之间凑点米粮，济贫扶弱？”
“形似而神非。”朱昭熙眼神一凛，“义庄靠士绅捐助，本质上仍是士绅施恩。而互助社是村民共议设立，大家出力、出粮、共用、共决，不是某个人说了算，也不是施舍。”
胡善围问：“那若有人强行占据互助社，说是‘我出粮最多’，就要他来做主呢？”
“设限。”朱昭熙冷冷地说，“规定每人投入上限，哪怕你有万石粮，也只能算一个股；理事人选一年一换，且不可连任；凡有贪污、霸占者，查实立刻送交大理寺，按虞国法办。”
话音一落，厅中肃然。
朱昭熙知道，这个制度初听起来很新，也很可笑，甚至很多文臣、武将都觉得这是一时的“理想主义”。可她不信任任何“旧有的制度”，也不相信“天才领导人”可以永远维持正义——她只相信由下往上形成的真正群众力量。
这些基层组织，也许起初笨拙，混乱，甚至会被野心家利用。但只要百姓真正懂得“选举”的意义，只要他们真正经历一次“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哪怕只有一次，那种火种就不会灭。
“把命运交还给人民，不是空话。”她站起身，声音低而坚定，“我希望有朝一日，哪怕我死了，虞国的村子里，还能开一场场真正的村民会议；城里的街道，还能有邻里间共同决策的议事会。而不是回到从前，一个人说了算。”
“你们要记住，虞国从不是朕的天下，而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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