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虞国的航程中，朱昭熙始终望着舱外的海面。玄中城的讨论虽然暂时已经平息，但是那些关于联邦未来的争执，依然需要解决，而这些可能使大明联邦分崩离析的事情，在朱昭熙看来，最终落回到文化根基的命题上。
她也清楚，联邦各国的制度可不像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样相差不大，而是逐渐变得风格迥异，工业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地理环境更是千差万别，能将这些碎片维系在一起的，或许只有潜藏在血脉里的文化认同。
朱昭熙的记忆，始终与大明帝国紧密相连。两三岁时，朱棣常将她抱在膝头，指着舆图讲解七下西洋的航线，用布满老茧的手指在《武经总要》上划出攻防要点。
那时候刚穿越过来不久的她尚且不明白“治国”二字的分量，只是觉得应该挥斥方遒，只记得老人低沉的声音反复强调：“疆域会变，规矩会变，但人心始终是那个人心。”
朱高炽继位后，她的课业转向文治。御书房的烛火常亮至深夜，皇帝批改奏折时，总会让她在一旁旁听。遇到赈灾、刑狱的卷宗，便逐字逐句讲解其中的权衡：“苛政猛于虎，但一味宽纵也会养懒。
你看这奏折里写的，山东流民需安抚，可国库粮草有限，要怎么分，才能让更多人活下去？”那些批注过的奏折，字里行间都是“仁心”二字的具象，不是空谈慈悲，而是在资源约束下寻找最优解。
北方改革的那几年，更让她体会到大明的复杂。废除匠籍时，既需对抗官僚集团的阻挠，也要考虑数十万工匠的生计；推广新式农具时，既要应对老农传统的规矩不可动摇的抵触，也要解决生铁供应不足的难题。
朱高炽从未直接干预，只在她受挫时送来一句批语：“变法如治水，堵不如疏。”国库调拨的粮草、铁器、银两，更是无声的支持。
就藩东虞国时，她带走的不仅是物资，还有一整套治国理念的雏形。那些年里，来自京城的书信从未间断。
有时是朱高炽抄录的《农桑辑要》新注，有时是关于南洋贸易的奏报摘要，甚至有张氏和胡善详亲手缝制的衣物。这些细碎的关怀，让她在陌生的土地上，始终能感受到大明的温度。
朱昭熙不喜欢封建皇权的桎梏，却无法否认朱家给予的支撑。这种矛盾的情感，在联邦讨论期间愈发清晰。
当各国代表为“君权与民权”争得面红耳赤时，她总会想起朱棣的强硬与朱高炽的温和，两种风格看似对立，内核却都是“如何让国家存续”。联邦如今的困境，或许正源于此：制度可以多元，但支撑制度的文化根基不能断裂。
回到坤泽城的次日，朱昭熙便一头扎进了虞国国家图书馆。这里收藏着从大明带来的典籍，从传统的四书五经到科技方面的《梦溪笔谈》再到《永乐大典》副本，甚至有武洲的那些书籍。她需要从这些文字里，找到中华文化与现代制度的结合点。
翻开《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批注旁，有她少年时写下的疑问：“若施政者与民众需求相悖，该如何？”
如今再看，答案似乎藏在“和而不同”四个字里。儒家讲“礼”，社会主义讲“平等”，资本主义讲“自由”，看似冲突，却都追求“秩序”只是实现路径不同。
就像虞国的工厂，既保留“工人参与管理”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借鉴“绩效奖惩”的资本主义手段，核心是让生产有序运转。
《道德经》的“道法自然”让她想到联邦的多样性。南洋诸国善航海，南煦洲擅采矿，武洲重农耕，强行推行统一模式只会适得其反。
正如老子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文化传承不是强求一致，而是让各国在自己的土壤里生长，同时根系相连。虞国的纺织厂用蒸汽动力，越国的作坊保留水力动力，只要都遵循“质量标准”，便无需用单一标尺评判优劣。
《梦溪笔谈》的“巧夺天工”则指向技术与文化的融合。沈括在书中强调“贵五谷而贱金玉”，与虞国“实业兴国”的理念不谋而合。
技术可以跨越制度，但技术的应用需要文化支撑：越国商人重视契约精神，适合发展私营经济；虞国强调集体协作，更适配国营模式。关键是让“工匠精神”“务实理念”这些共通的文化因子，渗透到不同的技术体系中。
连续多日，朱昭熙都在典籍与现行政策间比对。她发现，联邦各国的亚文化，其实都带着大明的烙印：明国的科举虽增设算学，仍是“学而优则仕”的延续；越国的议会辩论，本质上是“廷议”的现代变形。
洪州的选举制，也暗合“选贤与能”的古训。这些差异，不过是中华文化在不同环境下的生长形态。
难题在于如何让这些形态“和而不同”。儒家的“君臣父子”与社会主义的“人人平等”看似对立，但剥离具体表述，前者追求“秩序”，后者追求“公平”，可以在“社会稳定”的框架下共存。
道家的“无为而治”与资本主义的“市场自由”，都强调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只是干预程度不同。关键是找到“最大公约数”——那些无论制度如何变化，都能被普遍接受的价值内核。
朱昭熙在笔记本上列出核心共识：
以“民为邦本”统合不同治理理念，无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需以民众福祉为根本目标；
用“和而不同”包容制度差异，联邦不强制统一模式，但需共同遵守“不迫害平民”“不垄断资源”的底线；
借“务实精神”推动技术协作，各国的工业标准、教育体系可自主制定，但需接受联邦层面的“效能评估”；
靠“历史认同”强化纽带，通过编撰《中华通史》，将各国历史纳入“大明传承”的脉络，而非割裂叙事。
这些构想，需要转化为具体的文化政策。朱昭熙首先想到的是教材改革。虞国的义务教育课本，需在“科学基础”之外，增加“中华文化通识”模块。
从《论语》选段到《天工开物》案例，用现代语言解读，避免教条化。同时，推动联邦各国联合编写《文化共识读本》，选取各国都认可的历史事件、思想片段，作为跨国学徒交流的基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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