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7年2月11日，长安的晨钟惊起檐下白鸽，朱雀大街的晨雾中传来此起彼伏的铜铃轻响。墨家制造的自动卷帘门次第升起，露出商铺内忙碌的身影——不同于往日，今日许多店铺皆是女子站在柜台后，她们身着干练的短打襦裙，手持青铜算盘，目光如炬地清点货物；而男人们则背着工具包、揣着文书，匆匆赶向工坊、衙门或是商队集结处。这场悄然兴起的“主内主外”角色转变，正重塑着大唐千家万户的生活图景。
在城西的“锦绣坊”内，老板娘柳如眉正对着传声筒安排绸缎进货：“王掌柜，那批波斯进贡的织金锦务必留两匹，明日有贵人来取。”她身后，丈夫陈阿牛正踮脚擦拭琉璃橱窗，闻言笑道：“娘子这生意经念得比我当年走南闯北还精，如今倒成了我的‘东家’。”柳如眉睨他一眼，将账本往他怀里一塞：“少贫嘴，待会儿去码头盯着货物，要是受潮了仔细你的皮！”
类似的场景在大唐各地不断上演。扬州的盐商宅邸中，夫人李氏端坐在议事厅主位，听着账房先生汇报海盐行情；丈夫则带着船队出海，临行前特意叮嘱：“家中大小事务，全凭夫人做主！”在安西都护府的屯田营地，妇人阿依古丽手持图纸，指挥着墨家工匠修建新的水利设施，而男人们则骑着快马，往来传递军情与商讯。
这种变化并非偶然。长安书院的学子们正热烈讨论着《女诫新解》：“古训‘男主外女主内’，原是因时制宜。如今墨家机关术解放人力，女子亦能识字经商、治国安邦，为何不能主外？”年轻书生张明远在辩论中振臂高呼，他的未婚妻——女科进士陆文瑶则补充道：“若家中女子擅理财，男子精技艺，互换分工又何妨？”
这些思潮很快得到朝廷响应。童浩林在早朝时展读奏章：“清河县试行‘家庭角色自主选择制’，半年间工坊生产效率提升两成，商户纠纷减少四成。”他望向武媚娘，后者微笑着呈上议案：“臣建议在全国推广，另设‘家政学堂’，教授女子算术、管理，男子烹饪、育儿，破除固有成见。”
诏令一出，各地纷纷响应。洛阳城率先建起三层高的“巾帼家政院”，墨家研制的自动教学木偶正在演示如何用最少的食材做出十道佳肴；长安的“夫婿研习所”内，男人们围坐在织机前，笨拙却认真地学习刺绣，为即将出生的孩子缝制襁褓。
在江南水乡，这种转变催生出独特的经济模式。嘉兴的桑蚕村里，女人们掌管着蚕丝买卖与织绸工坊，通过传声筒与各地商客讨价还价；男人们则驾驶着墨家改良的采桑船，在河道间穿梭，将新鲜桑叶运往工坊。“以前总说女子不如男，”工坊主吴三娘将账本摔在桌上，“可瞧瞧这月进账，比男人当家时多了三倍！”
然而，变革并非一帆风顺。在偏远山村，老学究王夫子仍在祠堂前怒斥：“女子抛头露面，成何体统！祖宗礼法不可废！”但很快，他的孙女偷偷报名了县城的女科考试，气得他吹胡子瞪眼。更让他惊讶的是，平日里唯唯诺诺的儿子竟主动承担起洗衣做饭的活儿，还笑着说：“娘子读书识字，赚钱比我多，我理当守好后方。”
长安皇宫内，童浩林通过墨家的“千里镜”观察着民间百态。画面中，一名男子正抱着孩子在“母婴用品店”挑选尿布，店员是位拄着拐杖却目光如炬的老妇人；不远处的茶馆里，几位女子围坐讨论着西域商路的开辟。“这天下，终究是活起来了。”他转头对武媚娘说，“你看那市井烟火，处处都是新气象。”
随着夜幕降临，万家灯火次第亮起。曾经“女主内”的刻板印象，在大唐的街巷中悄然瓦解。有的家庭，女子身着官服，在衙门内批阅奏折，丈夫则在家中照顾老小；有的商铺，男掌柜在后厨烹饪美食，妻子在前厅迎来送往。无论是“男主外女主内”，还是“女主外男主内”，大唐的百姓们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新时代的家庭篇章。
此刻，长安的夜市上，一位书生正挥毫写下新的诗篇：“凤舞朝堂理万机，龙耕后院护家齐。从来贵贱无定式，且看人间百业奇。”诗句随着夜风飘散，落在每一个敢于突破传统、追求幸福的大唐子民心中，为这个盛世增添了一抹别样的绚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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