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六点五十分，图门江自由港工业区核心区，天穹仍是浓得化不开的墨黑。
尖利的北风打着旋儿，卷起地上细碎的煤渣和未化的残雪，抽在脸上像砂纸打磨。巨大的探照灯光柱刺破黑暗，将纵横交错的道路网格照得惨白。
空气里弥漫着煤烟、机油和一种冻土被无数双脚反复踩踏后散发的、混杂着汗味的独特气息。
“当——！当当——！”
清脆的金属敲击声骤然惊醒了黎明前的死寂，如同冰冷的钢针扎进耳膜。
仿佛按下了某个无形的开关，散布在道路两侧、如同巨大火柴盒般的红砖营房区，瞬间沸腾起来。
无数扇木门被猛地推开，黑压压的人流裹着臃肿的深蓝色棉工装，如同沉默的蚁群，从各个门洞涌出，汇入主干道。
王小梅把最后半个温热的白面馒头塞进嘴里，心满意足的胡乱裹紧头上那条洗得发白的旧围巾，只露出冻得通红的鼻尖和一双明亮的眼睛。
她随着人流，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冻得硬邦邦、混杂着冰碴的碎石路面上，朝着那片被无数惨白灯光笼罩的、如同钢铁怪兽匍匐般的伯林顿联合纺织厂区奔去。
“慢点！排好队！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有病有事，早点请假……”一个穿着“保安团”制式棉大衣、胳膊上套着红袖箍的年轻知青干部挥舞着手臂，声音嘶哑地催促着，呼出的白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凝成一股股白烟。
王小梅所在的车间，是伯林顿厂区规模最大的一条流水线。巨大的厂房内部，空气有些污浊而闷热。
墙壁上一排排换气扇与厂房内数千台缝纫机发出的密集“哒哒哒哒”声汇聚成一片震耳欲聋的金属风暴，几乎要掀翻屋顶。
浓重的棉絮纤维和机油味充斥鼻腔，让外国工程师皱眉，但这些女知青工人却安之若素，能吃饱饭，这里食堂顿顿白面，大米饭，菜也有荤有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且工资还不低。
一排排日光灯管挂在极高的顶棚上，投下冰冷无情的光，将厂房内照的犹如白昼。
流水线如同一条永不停歇的传送带。王小梅的位置在中间段，负责将裁剪好的衬衫前片和后片缝合肩线。
她的眼睛死死盯着针尖下飞速移动的布料边缘，双手快得几乎成了模糊的影子，左手精准地推送着厚薄不一的布料，右手则灵巧地控制着缝纫机压脚，让针脚严密地沿着划好的粉线前进。
汗水顺着她的鬓角滑下，被脖颈处搭拉的毛巾挡住，没有影响她工作的进度。
“陈！这条线的效率又掉了三个点！”一个穿着笔挺灰色西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鹰酱国主管（迈克），操着生硬但足够清晰的汉语，和跟在旁边的知青干部说话。
他目光扫过每一台机器和每一个操作工，手腕上那块锃亮的金表在灯光下不时反射出刺眼的光。
他的黑色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清晰而压迫的“咔、咔”声。
“迈克，这你得问你们派来的机修师，他们没有及时修复好有故障的机器倒置的”陈姓知青干部笑着回应他，“你看我们派来的工人工作情况就知道……”
“哎，该死的维修部……，我会向上面反映的，其实这机器维修也应该包给你们龙国机修师……。”
两人在过道中穿行，，经过王小梅身边时，让王小梅后背的肌肉瞬间绷紧。她咬紧了下唇，手指的动作又快了几分，针尖几乎要擦着指尖飞过。
十个小时。除了中午四十分钟午饭时间，她的屁股几乎没有离开过那张木凳。肩膀都有些僵硬，手指关节因为长时间的高速弯曲和按压而隐隐作痛。
当刺耳的下班电铃声终于如同天籁般响起时，整个车间几百号人几乎同时松了一口长气，随即又被巨大的疲惫淹没。这就是资本主义流水线作业强度。
和一众工友一起走出车间大门，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激得王小梅打了个哆嗦。
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内袋——那里揣着一张薄薄的纸片。她没急着回营房，反而裹紧了棉袄，逆着下班的人流，朝着工业区中心那个灯火通明的大院子走去。
那里是自由港区邮政支局，也是整个工业区最有人气的地方。
与此同时，在靠近港口的“乌苏里江特种钢厂”（毛熊国“泛亚”控股），巨大的厂房如同咆哮的熔炉。这里没有密集的缝纫机声，只有震耳欲聋的金属撞击、天车运行的轰鸣以及炉火燃烧时发出的沉闷“呼呼”声。
赵铁柱和他的班组刚完成一次换班。他脱掉了外面那件厚重的、沾满了油污和氧化铁皮的帆布工装，露出里面同样脏兮兮的蓝色棉袄。
脸上横七竖八地抹着几道黑灰，裸露的手背上有几处新鲜的烫伤红痕。他走到更衣室角落的水池边，拧开锈迹斑斑的水龙头，冰冷刺骨的自来水哗哗流下。
他直接把脑袋凑过去，狠狠冲了几下，甩了甩湿漉漉的短发，水珠四溅。
“妈的，老毛子那破行车，吊个钢包晃晃悠悠，差点扣老子脑袋上！”赵铁柱抹了把脸，对着旁边同样一脸疲惫的工友骂骂咧咧，声音沙哑，“安德烈那大胡子还嫌俺们手脚慢！他那套‘斯达汉诺夫工作法’就是玩命！呸！”
他走到自己的铁皮柜前，掏出钥匙打开。柜门内侧贴着一张泛黄的、从家里带来的全家福照片。
照片上，父母拘谨地笑着，弟弟妹妹好奇地看着镜头。赵铁柱粗糙的手指在那张照片上摩挲了一下，脸上的戾气消散了些。
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印着“伯林顿联合体”英文商标的扁圆形铁皮罐头，沉甸甸的，里面是油汪汪的午餐肉。这是他这个月省下来的“硬货”。
“走，邮局！”赵铁柱把罐头揣进怀里，招呼工友。
而在“北机厂第三汽车装配分厂”的车间里，气氛又是另一种紧张。这里生产的是贴牌“斯图贝克”的“奔驰”微卡。
巨大的厂房里，流水线节奏更快，几乎没有人说话，只有扳手拧紧螺丝的“咔哒”声、气动工具的“嘶嘶”声和喇叭里循环播放的、节奏强劲的生产进行曲。
陈卫东是底盘工段的装配工。他站在流水线旁，身体微微前倾，全神贯注。
一辆微卡底盘骨架随着传送带滑到他面前，他立刻抓起沉重的风炮扳手，对准底盘大梁上的预留孔位。
“突突突突！”风炮发出强劲的咆哮，巨大的扭力瞬间将粗壮的U型螺栓拧紧到位，分毫不差。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
“下一个！”线长在旁拿着计件卡，大声催促。陈卫东抹了把额头的汗，立刻转向下一辆滑过来的底盘骨架。
重复，再重复。八个小时的高强度、高精度作业下来，手臂酸胀得几乎抬不起来。但他不能停，产量指标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车间门口的宣传栏上，红纸黑字写着各工段的产量和标兵名字。
下班的铃声终于响了。陈卫东放下风炮，长长吁了口气，感觉后背的工装都被汗水浸透了。他走到车间角落的公告板前，在一排排写着名字和数字的表格里，找到了自己的那一栏。上月工时：312小时。实发工资：人民币六十九块五毛。他默默记下这个数字，也转身朝邮局的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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