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们说到，麦克阿瑟将军在莱特湾海战的胜利后，兑现了他“我会回来的”承诺，但这场回归的代价，却是马尼拉的毁灭和数十万条生命的逝去。山下奉文将军，这位“马来之虎”，虽有回天之才，却在错误的指挥和混乱的局势下，最终只能在吕宋的深山老林里，打一场绝望的、被遗忘的消耗战。
当菲律宾的丛林还在炮火连天、血流成河之际，美军的战争机器早已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目标。那是一个更小、更荒凉、却在战略上更加关键的火山岛。它像一颗黑色的、有毒的钉子，死死地扎在了美军战略轰炸航线的心脏上。为了拔掉这颗钉子，美国海军陆战队，即将踏上一片他们从未见过的、由黑色火山灰构成的地狱。
1944年末的某一天，一架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机组成员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叫“黛娜麦特号”——在完成了对东京的例行轰炸任务后，正在返回位于提尼安岛的基地。
在狭窄、冰冷、不断剧烈震动的机舱内，飞行员弗雷德·马洛中尉和他的十名机组成员，正在与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敌人搏斗：距离。
从马里亚纳群岛到东京，一个来回，大约约4800公里的漫长航程。这对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机而言，也是一次对机械和人性的极限考验。
“引擎温度怎么样？”马洛通过内部通话系统，对着喉部的麦克风问道。他的声音在四台莱特R-3350引擎持续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显得有些嘶哑和疲惫。
“三号引擎温度偏高，长官。我们得密切关注它。”工程师的回应，证实了所有b-29机组人员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
b-29的心脏——那款马力强劲的莱特R-3350引擎，以其极度的“公主病”而臭名昭着。过热、漏油、起火是家常便饭。许多b-29并非毁于日本人的高射炮火，而是毁于自身的机械故障。在这漫长的、超过1500英里的回家路上，脚下是浩瀚无垠、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在这片蓝色的荒漠之上，没有任何一个可供备降的友军机场。任何一点微小的机械故障，或是被高射炮打出的一点战伤，都可能意味着机毁人亡的悲惨结局。
而硫磺岛，这个位于东京和马里亚纳群岛航线正中间的、不起眼的火山岛，正是这柄利剑最脆弱的脚后跟。
它对b-29轰炸机群，构成了三重致命的威胁：
第一，岛上部署的日军雷达站，能够提前整整两个小时，向日本本土发出空袭预警。这就好比你家请了个小偷，结果小偷刚出小区门口，你家里的警报就响了。这使得b-29机群完全丧失了突袭的突然性，让日本的防空系统得以从容地准备好“欢迎仪式”。
第二，硫磺岛上的两个机场，是日本战斗机的巢穴。它们就像一群盘旋在空中的秃鹫，专门猎杀那些在返航途中，因为战损或机械故障而掉队、落单的b-29。
第三，也是最直接的威胁，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1月，日军的轰炸机，以硫磺岛为中转站，对马里亚纳群岛的b-29基地，发动了数次骚扰性的夜间空袭。在地面上，就摧毁了11架宝贵的“超级空中堡垒”，还重创了另外47架。
每一架b-29的损失，都意味着11名训练有素、万里挑一的机组人员的牺牲，以及一笔足以建造一艘驱逐舰的巨额战争投资，瞬间付之一炬。
为了保护这支决定战争走向的战略力量，为了给那些挣扎在回家路上的轰炸机，提供一个可以救命的“避风港”，也为了能从岛上部署p-51“野马”战斗机，为b-29提供从起飞到降落的全程护航，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策者们，达成了一个冷酷的共识：硫磺岛，必须被夺取。
进攻硫磺岛的决策，并非单纯为了开辟一条新的战线，而是为了弥补自身尖端武器的技术缺陷，并拔除一个正死死扼住其战略咽喉的毒瘤。1944年10月，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接到了来自华盛顿的指令：在未来三个月内，不惜一切代价，攻占硫磺岛。
这项行动，被赋予了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代号——“超然行动”。一场旨在拯救空军生命的战役，即将由海军陆战队，用他们的鲜血来执行。
1944年6月，当栗林忠道中将的座机，降落在硫磺岛那条简陋的跑道上时，迎接他的，是扑面而来的、刺鼻的硫磺味和令人窒息的炎热。
这位出身于显赫武士世家、曾在加拿大和美国长期担任武官的将领，对美国的工业实力和国民性格，有着远超当时所有同僚的、清醒得可怕的认识。他私下里，曾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友人坦言，与美国开战，是日本犯下的、最致命的战略失误。
如今，他被委以重任，来到这座被他形容为“没有水喝，没有麻雀，连一只燕子都看不到”的孤岛之上，执行一项他从一开始，就心知肚明毫无任何生还希望的任务。
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这位被后世描绘成冷酷杀神的将军，其形象，变得立体、温暖而又令人心碎。他会为自己年幼的儿子，手绘生动可爱的插图；他会一丝不苟地，画出家里厨房炉灶的修理图，寄给妻子；他会在信中，用最温柔的语言，叮嘱自己的长子，一定要照顾好母亲和弟妹；他也会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远方妻子的、无限的思念和爱意。
他深知自己此行将有去无回。在一封信中，他平静地对妻子写道：“不必期待我能归来……我的命运，早已注定是要死在硫磺岛上了。”
正是这种对战争终点的清醒认知，塑造了栗林忠道那套革命性的、颠覆传统的防御战术。他彻底摒弃了日军在以往所有岛屿争夺战中，屡试屡败的传统战术——在滩头阵地，用血肉之躯与敌人的舰炮硬碰硬，然后在弹尽粮绝后，发动徒劳的、集体自杀式的“万岁冲锋”。
他仔细研究了之前贝里琉岛的防御战，并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他制定了一套全新的、以最大限度杀伤美军有生力量为唯一目标的、冷酷的纵深防御和消耗战策略。
他的目标，并非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他知道这绝无可能。他的真正目标，是通过在硫磺岛上，制造一场空前惨烈的、地狱般的杀戮，来彻底动摇美国国内的战争意志，使其在面对进攻日本本土可能付出的、百万级别的伤亡时，望而却步，最终坐到谈判桌前。
这是一种以生命为武器，以敌人的恐惧为目标的终极心理战。
为此，他向麾下大约名守军，下达了三条极其严酷的、不容置疑的命令。这些命令，被刻在了“勇敢战斗的誓言”之中，分发给了岛上的每一位士兵：
“我们誓死保卫此岛，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们每人都要在倒下前杀死十个敌人。”
“我们绝不被俘，我们将战斗至最后一人。”
栗林忠道的战略思想，标志着日军的岛屿防御战术，从僵化的、基于精神胜利法的教条主义，向冷酷的、精于计算的实用主义的彻底转变。他将不再为一寸土地的得失，而进行任何无谓的牺牲。他要将整座硫磺岛，变成一台巨大的、高效的绞肉机，用日军的血肉，来消磨美军的锐气、意志与生命。
这不仅是一场军事部署，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旨在震撼美国国民心理的血腥祭祀。
当然，岛上也不是所有人都像栗林这么“识时务”。海军那边，有个叫井上左马二的大佐，这家伙的脑子，确实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有点“二”。他完全不听栗林的指挥，觉得栗林这种放弃滩头决战的做法，是懦夫的行为，是完全不会打仗的表现。他坚信，帝国海军的勇士，就应该在滩头，给登陆的美军迎头痛击。
栗林眼看劝说无望，也懒得跟他多费口舌。他心里可能在想：“行吧，你牛，你去。反正到时候第一个被美军舰炮轰成渣的又不是我。”于是，他大手一挥，无所谓了，爱咋咋地吧。这也导致了，在后来的战斗中，美军在滩头，还是遭遇到了一部分日军的顽强抵抗。
栗林忠道的战略构想，很快就转化为了现实。
在美军登陆前的整整八个月里，整座硫磺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烟雾缭绕的工地。士兵们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着一项人类战争史上都堪称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
岛上的气温，时常高达摄氏50度。从地下的岩石缝隙中，不断渗出致命的、带有臭鸡蛋味的硫磺毒气。这迫使进行挖掘作业的工兵们，必须戴着防毒面具作业。有时候，一个班组，只能在地下连续工作五分钟，就必须轮换上来，否则就会中毒昏倒。
他们，将整座岛屿，彻底地“地下化”了。
利用岛上松软、易于挖掘的火山岩，日军挖掘了总长度超过18公里庞大的隧道网络。这些隧道，如同人体的血管一般，连接着岛上超过1500个地下房间、指挥所、弹药库、野战医院，以及成千上万个机枪和火炮阵地。
这些隧道的设计，极为精巧。它们不仅有多个伪装起来的出入口，以防止被美军的炸药或火焰喷射器封锁，还构建了复杂的、多层次的通风系统，以排除地下不断渗出的毒气。栗林忠道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岛屿北部一个深入地下20米的巨大洞穴中，其顶部覆盖着厚厚的、坚固的火山岩。
而岛屿南端的折钵山，这座海拔169米的死火山，被日军工兵们，用炸药和镐头，给完全掏空了。它被改造成了一座拥有七层立体防御工事的巨型要塞，其内部坑道纵横，火力点密如蛛网，从剖面图上看，宛如一座垂直的、巨大的地下蜂巢。
在地面上，日军的工程师们，还有一项惊人的发现。他们将岛上遍地的火山灰，与海水和水泥混合，可以制造出一种强度极高的、速干的特种混凝土。他们用这种材料，构筑了数百个坚固的机枪碉堡和炮垒。一些重要工事的墙壁和顶盖，厚度甚至超过了1.2米，足以抵御美军战列舰主炮的直接命中。
这个防御体系，最核心、也最致命的战术思想，在于其“弹性”和“再生”能力。
美军的舰炮和航空炸弹，可以轻易地摧毁地表上任何暴露的工事。但是，他们无法触及那些深藏在地下的、日军的主力部队。更致命的是，通过那些四通八达的隧道，日军可以快速地、悄无声息地，重新占领那些刚刚被美军火力“肃清”的火力点。
这意味着，对于即将登陆的美军陆战队员而言，他们将面对一个几乎“打不死”的敌人。一个刚刚被你用火焰喷射器烧过的洞穴，几分钟后，可能又会从另一个小孔里，伸出一挺机枪，从你的背后，射来致命的子弹。
栗林忠道，将整座硫磺岛，变成了一个单一的、整合的、充满死亡陷阱的、三维立体的武器系统。他将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地下。他要以此，来完全抵消美军那压倒性的海空火力优势，迫使后者，陷入一场最原始、最野蛮、最血腥的近距离消耗战。
当美军的策划者们，还在地图上，规划着对硫磺岛地表目标进行轰炸时，他们真正的敌人，早已潜伏在了他们脚下深处，冷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在美军庞大的太平洋舰队旗舰上，一场激烈的、几乎是火星撞地球般的争论，正在最高指挥层之间展开。
争论的核心，只有一个问题：在登陆日之前，到底要对硫磺岛，进行多长时间的火力准备？
一方，是即将率领部队登陆的海军陆战队第五两栖军的指挥官，霍兰·“嚎叫的疯子”·史密斯中将。
另一方，则是以海军上将里士满·特纳和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为代表的海军高层。
霍兰·史密斯中将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1943年塔拉瓦环礁战役的、那如同噩梦般的惨痛记忆。在那场战役中，就是因为战前的舰炮轰击，未能有效摧毁日军用椰木和珊瑚构筑的坚固工事，导致数以百计的海军陆战队员，在齐腰深的海水中，被日军的机枪成片地扫倒，他们的尸体，染红了整个泻湖。
史密斯绝不希望，历史的悲剧，在硫磺岛重演。因此，他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一样，据理力争。他最初的要求，是舰队必须对硫磺岛，进行长达十天的、不间断的、毁灭性的舰炮轰击。之后，在海军的压力下，他妥协到了九天，最后，他的底线是四天。他的声音，在作战会议室里不断回响。
然而，海军的将领们，有他们自己的、冷酷的考量。
首先，整个太平洋战场的推进时间表，被排得异常紧凑。由于麦克阿瑟将军在菲律宾吕宋岛的战役，因为恶劣的天气和日军的顽强抵抗而有所延迟，原定于1月20日发起的硫磺岛登陆日，已经被推迟到了2月19日。而接下来的、规模更庞大的冲绳岛战役，最晚必须在4月1日打响，以避开冲绳地区的季风季节。在这个环环相扣的时间链条上，实在是没有给硫磺岛，留下太多奢侈的准备时间。
其次，海军方面认为，从1944年12月8日开始，陆军航空队的b-24轰炸机，已经对硫磺岛，进行了连续74天的空中轰炸。在他们看来，岛上的目标，已经被充分地“软化”了。
更重要的是，海军有自己的战略优先事项，和一点点小小的“私心”。斯普鲁恩斯上将，计划动用马克·米切尔中将指挥的、强大的第58特混舰队的航空母舰，在硫磺岛登陆期间，去空袭日本的首都——东京。这一方面，是为了摧毁日本的空中力量，防止他们从本土起飞增援硫磺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微妙的军种之间的竞争——海军希望向世人证明，他们海军的舰载机，在打击日本本土方面的威力，丝毫不亚于陆军航空队那些备受瞩目、天天上报纸的b-29轰炸机。
最终，海军的逻辑，压倒了陆战队的担忧。史密斯中将的请求，被一再驳回。最终确定的火力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天。而由于天气原因，这三天的轰击效果，也大打折扣。
史密斯中将感到心碎和愤怒。他私下里对记者说：“我们是在用陆战队员的生命，来换取海军的时间表。”他预感到，他的陆战队员们，将为这个决定，付出惨重得可怕的代价。
然而，这场指挥层的争论，其本身，就建立在一个致命的误判之上。无论是要求十天的史密斯，还是只给三天的海军，他们都假定，日军的防御工事，主要位于地表，是可以通过足够猛烈的炮火来摧毁的。美军的情报部门，严重地、灾难性地，低估了栗林忠道的地下堡垒的规模、深度和坚固程度。
因此，无论炮击是三天，还是十天，甚至是一个月，对于那些深藏在火山岩和钢筋混凝土之下的日军主力来说，都无异于隔靴搔痒。
1945年2月19日，随着第一波海军陆战队员踏上硫磺岛的黑色沙滩，地狱之门，缓缓地为他们开启了。美军原以为5天就能拿下争做硫磺岛，可没想到此时的美军是遇见真正的对手了。
1945年2月19日，黎明。
庞大的美国舰队，如同一座由钢铁铸成的、浮动的城市，密不透风地环绕着那座死寂的、黑色的硫磺岛。清晨6时40分，舰队的舰炮开始怒吼，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向着小小的岛屿，倾泻着成吨的钢铁。
在拥挤的运输舰上，海军陆战队第四师和第五师的士兵们，正在进行着最后的准备。他们互相检查装备，默默地抽着最后一根烟，眼神中，交织着年轻人特有的紧张、兴奋，和一种被那震耳欲聋的炮火声所鼓舞的、虚假的乐观。许多人，包括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兵，都相信，在如此猛烈的轰击之下，岛上不可能还有任何活物。
上午9时整，登陆的号角正式吹响。
第一波68辆履带登陆车（LVt），冲开白色的浪花，向着岛屿东南部的黑色海滩，猛扑过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登陆过程，异常的顺利。滩头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只有零星的、不成规模的迫击炮和轻武器射击。
这，正是栗林忠道精心布下的、寂静的陷阱。
然而，陆战队员们面对的第一个敌人，并非日本人，而是这片充满了恶意的土地本身。硫磺岛的海滩，并非像诺曼底或瓜岛那样，是由坚实的沙地构成的。它完全是由松软、粗糙的、深黑色的火山灰构成的。
一名陆战队员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在那上面奔跑，感觉就像是在一大堆松散的、刚磨好的咖啡渣里挣扎。”
士兵们的双脚，深深地陷入其中，每抬起一步，都异常的艰难。更糟糕的是，这些像流沙一样的火山灰，根本无法构筑可以提供有效掩护的散兵坑。你刚刚挖开一个坑，周围的火山灰，马上就会像液体一样，重新把它填满。
重型的车辆和坦克，更是寸步难行。许多履带登陆车，刚一冲上海滩，就陷入了沙中，动弹不得。它们像搁浅的鲸鱼一样，堵塞了后续部队的登陆通道。整个海滩上，迅速地陷入了一片混乱。
在美军登陆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当数千名陆战队员和大量的装备，拥挤在这片狭窄的滩头上，正艰难地向着内陆那高达4.5米的火山灰斜坡上攀爬时，栗林忠道的陷阱，终于启动了。
“开火！”
这个命令，通过深埋在地下的电话线，瞬间传遍了全岛的每一个角落。
一瞬间，来自折钵山和北部高地，那数百个经过精心伪装的、隐蔽的火力点，同时开火了。迫击炮弹、加农炮弹和机枪子弹，如同经过精确计算过的死亡之雨，呼啸着、精准地覆盖了整个登陆场。一张由钢铁和火焰编织成的、密不透风的火网，将那片毫无遮蔽的海滩，瞬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人间屠宰场。
海军陆战队的荣誉勋章获得者，“马尼拉的约翰”——约翰·巴斯隆上士，这位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一战成名的传奇英雄，在海滩上看到自己的部队进攻陷入停滞，被日军火力死死压制，他一边用最粗俗的语言咒骂着，一边用脚踢着那些趴在地上不敢动弹的新兵们的屁股，激励他们向前冲锋。
他亲自带领一队机枪手，摧毁了一个日军的碉堡。又冒着枪林弹雨，引导一辆被困的坦克，安全地穿过了一片雷区。然而，就在片刻之后，一发迫击炮弹，不偏不倚地，正好落在了他的身边。这位传奇英雄，当场阵亡。
在此之前，巴斯隆作为美国的战争英雄，一直被用作宣传工具，在全国各地巡回，作为卖战争债券的代言人。媒体称他为“美国的斯巴达克斯”。但他自己却对上级说：“我的兄弟们还在前线流血，而我却在这里，给女士们的本子上签名卖国债？这不是我想要的战争。”他最终如愿以偿，回到了战场。可惜在硫磺岛，上天没有再继续关照这位英雄。而他刚刚新婚7个月的妻子，琳娜·里格，一生未嫁，守着“巴斯隆夫人”的身份，直到1999年去世，享年86岁。
登陆日的第一天，仅仅一天，美军就付出了超过2400人的惨重伤亡。
栗林忠道，通过延迟开火这一简单的战术，成功地将美军的登陆点，变成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无法逃脱的杀戮陷阱。他巧妙地利用了美军的惯性思维，和岛上那独特的、充满敌意的地形。在战役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就给骄傲的、不可一世的海军陆战队，上了血腥的、终身难忘的一课。
登陆日的惨重伤亡，并未动摇美军的决心。第五陆战师第28团，接到了一个明确而艰巨的目标：攻占并肃清南端的折钵山。
这座火山，不仅是日军最重要的炮兵观察所，更是俯瞰整个登陆场的绝对制高点。只要它还在日军的手中，海滩上的补给线和后方阵地，就将永远暴露在它的炮口之下，永无宁日。
接下来的三天，是一场缓慢、艰苦、且残酷到极点的攻坚战。第28团的陆战队员们，以班组为单位，一个洞穴一个洞穴地，逐个清除折钵山上那密如蛛网的、超过750个的防御工事。
战斗，变成了最原始、最野蛮的形态：工兵们冒着机枪扫射，匍匐前进，用炸药包，摧毁碉堡的入口；紧接着，手持m2火焰喷射器的士兵，向着洞穴内，喷射出长达数十米的、致命的火龙，将藏匿其中的日军，活活烧死，或是逼出洞口；然后，由外围的步枪手和机枪手，解决掉那些着火的、惨叫着冲出来的“活靶子”。死状奇惨无比
而在洞穴内即便是没有被烧死的日军，也会因为氧气耗尽而活活憋死！
有些步兵则配备m15黄磷手榴弹：
投入洞口，爆炸时释放剧毒白烟与高温燃烧体，
能穿透防毒面具，黏附皮肤继续燃烧，哪怕落入水中也难扑灭。
黄磷在空气中自燃，能引发洞内二次爆炸或弹药殉爆。
而改装后的谢尔曼中型坦克，装备有一门m5-4型火焰喷射器，射程可达45米以上，一次燃烧喷射持续达100秒。只需一轮喷射，就能将一个洞穴内部焚烧殆尽，温度飙升至1500c以上，哪怕人不被直接烧死，也会在浓烟和高温中窒息。
而面对封闭式地堡，美军还动用爆破筒——背着20磅炸药靠近碉堡，一举炸塌整个工事。
当步兵、火焰坦克和爆破工兵形成“三位一体”的协同突击时，一个日军洞穴可能在几分钟内从“抵抗堡垒”变为炽热的火葬场。
但就算这样，许多日军士兵仍然拒绝投降。他们躲在第二、第三道洞室中，等到美军靠近，再引爆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有的士兵跳进坦克下方的引擎口自爆；甚至出现“诈死埋伏”，等喷火兵靠近时突然起身割喉。
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每烧毁一个洞穴，都像是在与地狱的门扉搏斗。
到2月22日夜幕降临时，陆战队员们，终于将整座折钵山，完全包围。
23日清晨8时，第28团第2营E连的一个40人加强排，在哈罗德·施里尔中尉的带领下，开始向山顶，发起最后的冲击。他们沿着一条被炮火炸出的小路，小心翼翼地、猫着腰向上攀爬，随时准备应对来自任何一个洞穴或岩缝中的突然袭击。
上午10时20分，这支小分队，终于登上了折钵山的山顶火山口。在确认了周围没有直接威胁之后，他们从随身携带的地图包里，取出了一面从运输舰“米苏拉号”上带来的、尺寸不大的美国国旗。他们将国旗，绑在了一根他们在山顶找到的、日军废弃的水管上。几个人合力，将它竖立在了这座火山之巅。
当这面星条旗，在硫磺岛上空，第一次展开时，奇迹发生了。
山下和海面上，那成千上万名正在浴血奋战的陆战队员和水兵们，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一瞬间，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战场，海面上的舰船汽笛，也全部齐声鸣响。在经历了整整四天地狱般的煎熬之后，这面旗帜，如同一剂强心针，极大地、戏剧性地，鼓舞了美军的士气。《海军陆战队》杂志的随军摄影师路易斯·洛威利中士，用他的相机，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第一幕。
几个小时后，一个更伟大的、更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正在酝酿。
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在登陆日当天也登上了硫磺岛。当他看到山顶的旗帜时，激动地对霍兰·史密斯将军说：“霍兰，这面旗帜在折钵山的升起，意味着海军陆战队，在未来的五百年里，都将屹立不倒。”福莱斯特甚至想要将这面具有历史意义的旗帜，作为纪念品，亲自带走。
为了保留这面旗帜，也为了让岛屿北部的部队，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这个胜利的标志，指挥部下令，换上一面更大的国旗。
美联社的摄影师乔·罗森塔尔，当时正准备下山。听闻这个消息后，又匆忙地赶回了山顶。他到达时，正巧看到六名陆战队员，正准备将第二面、更大的国旗，竖立起来。罗森塔尔迅速地，在脚下堆起了几块石头和几个沙袋，以便获得一个更好的拍摄角度。
就在那根沉重的旗杆，被六名士兵奋力抬起的那一刻，他举起相机，在短短的1\/400秒的时间内，几乎是凭着本能和感觉，按下了快门。他甚至，都来不及通过相机的取景器，去进行精确的构图。
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瞬间，将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具标志性的、不朽的影像。它将为他赢得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并最终，成为美国精神的象征。
后来，这张名为《在硫磺岛上升起的星条旗》的照片，被雕刻成了巨大的青铜雕像，名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战争纪念碑”，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精神象征之一。
然而，对于那些仍在岛屿北部，与栗林忠道的主力部队，进行着殊死搏斗的陆战队员们来说，折钵山的胜利，和那面飘扬的旗帜，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真正的地狱，那座由无数个地下堡垒和死亡陷阱构成的“绞肉机”，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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