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市公安局大楼六楼会议室，一场专案复盘会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
白板上，是李兆辉的照片。他的眼神在快门瞬间是空的，仿佛长年流浪生活已将他从人群中剥离。另一边，是四省二十六起命案的案件索引，编号、日期、死者人数、作案手法、现场勘验摘要，密密麻麻，如同一幅深渊地图。
程望站在白板前，食指缓缓滑过每一条案情编号。他的眼神阴沉，声音却稳定得像法庭记录员。
“我们初步确认，李兆辉涉案命案共计二十六起，已核实名单中，被害者六十七人，包括十九起奸尸行为，重伤十人。涉案地区分布于江州市、北川、荆坪、龙南及周边边缘地带。”
他的语气里没有一点夸张与情绪波动，只是事实的陈列。但这份“事实”，如钝刀割肉，叫人喘不过气。
林啸接过话：“作案时间集中在2001年到2005年，间隔不规律，但彼此之间存在地理逻辑链。大多数案发点临近铁路支线或废弃小道，显示他在作案选择中非常注意避开主流侦查网络。”
技术侦查员补充：“他基本采用手工铁器或匕首等现场可控凶器，无留下购置记录。作案后清理现场指纹与足迹，使用手套、避光移动等方式，有明显反侦查意识。”
“那他为什么会失败？”副局长问。
程望点了点桌面，一份通讯流量调取报告翻开：“他本打算逃出山口村案后，再次潜入三道市，伪装为外包队劳工。但忽略了一点：他用了曾注销七个月的旧卡与工友通话，这个节点被我们抓住。”
林啸点头：“他逃得远，但没能逃出数据链的边缘。”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程望翻开另一份档案，展开的是李兆辉在审讯中首次供述的“初始动因”：
——2000年冬天，他在北川建筑队遭包工头欠薪。一次夜间争执中被数人殴打致伤，无人理睬。事发后他卧床两月，女友离去，所有人避之不及。
“从那之后，他就开始脱轨。”程望眼神平静，“他将这个社会归结为一个巨型冷漠机器。他不相信公平，不相信制度。他想制造‘惩罚’，但不是面对面，而是从背后，用最残忍的方式撕碎这个社会最柔软的部分。”
“孩子，家庭，夜晚的庇护。”林啸说，“这些在他眼里，是文明的幻象。他要摧毁这些。”
程望没有说话。他看着白板上一张被害男孩的照片，照片上孩子穿着校服，背着书包，脸上挂着些微羞涩的笑。那是山口村案中，王一丁。
“他不是疯子。”程望低声说，“他只是一个彻底失控的人。他的残忍并不来源于冲动，而是源于冷静的压制与习惯性的麻木。”
“可有一点不通。”副局长皱眉，“有几起案件中，他没有取财，也没有实施性侵，就只是杀人。”
“我们复查了时间点。”程望翻页，“这些案件都出现在他频繁遭遇工作变动、身份暴露或被驱赶之后。我们认为，这些是他的‘应激发泄’，就像他自己说的——‘只要杀了人，世界才会安静一点。’”
气氛一时间沉入死水。
此刻，刑侦组法医带来一份新补充报告。里面包含李兆辉认罪之外，未提及的三起案件线索。分别发生于2002年与2003年交界的冬季，案发地均为偏远村庄，其中一起被害人身份至今不明。
“他不记得了吗？”林啸接过报告。
“不是不记得。”程望翻开李兆辉的笔录本，语气低冷，“他说：‘那几个我也杀了，但我想不起来他们的脸了。’”
屋内再次沉默。
这就是杀人者的尽头。不是记忆不清，而是对人的彻底去人化。他甚至记不得那些生命的模样，只记得自己手上的动作与结果。
程望站起身，走到窗边。会议室外的天色正亮，江州市在春晨的光影下，一切如常。孩子去上学，老人扫地，工地升起的灰尘被阳光劈开，浮在半空。
“社会层面的回响也出来了。”林啸递来一份简报，“市网信办通报后，民众反应非常激烈，媒体追问‘为何过去案件迟迟未破’，有不少评论已经指向制度漏洞。”
“封网。”程望一句话，“我们破了案，不代表能补上二十六个家庭的缺口。”
“接下来怎么安排？”副局长问。
“整理全部供述，连通其余八起未核实案件的关键细节，尤其是三个不认尸案件，重点梳理尸体掩埋位置与现场遗留物。”程望语速不快，“联动四省dNA数据库做交叉比对，务必为每一具无名尸体找到身份。”
“家属？”林啸问。
“我们挨个联系。”程望神色冷峻，“让真相送到他们手里，而不是他们来法院站在人群中看一份笔录。”
会议室再次陷入低压。
几个小时后，程望独自走入档案室。他点开一份视频资料，是山口村案中，孩子王一丁生前在学校朗诵的视频。
画面里，孩子的声音干净，有些稚嫩：
“我愿做那不熄的火焰，在黑夜里照亮每个回家的窗……”
他看着看着，眼神微微颤动。那一刻，他想起一句话，是他初入警校时，墙上的一行箴言：
“刑侦不是寻找恶，而是唤回善。”
——可善，有时已经死了。
他长出一口气，按灭了屏幕。
他知道，李兆辉的案件，也许只是一个裂缝。他们能堵住一处，但还有更多裂口，在光照不到的地方等着爆裂。
他低声说了一句，仿佛对这个世界，又仿佛对自己：
“下一个……别让我们再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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