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初八，尼布楚城外，索额图站在清朝使团的主帐前，手里捏着康熙亲授的界碑拓片，拓片上又“中国北极”四个朱字。帐外，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带的三百护军正围着帐篷操练，他们的铠甲在阳光下闪着冷光——这是使团的底气。
三天前，沙俄使团团长戈洛文的马队出现在石勒喀河对岸时，索额图正在帐里研究地图。那地图是南书房学士们熬了三个通宵画的，从外兴安岭到黑龙江入海口，每一条河、每一座山都标得清清楚楚。戈洛文派来的信使说：“戈洛文大人希望以黑龙江为界，江北归俄国，江南归中国。”索额图把信使带来的俄方地图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回去告诉戈洛文，外兴安岭以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然免谈。”
这场谈判源于两年前的雅克萨之战。沙俄虽然败了，却不甘心放弃在远东的利益，康熙也不想让北边的战事牵扯对付噶尔丹的精力，双方才坐到了谈判桌前。出发前，康熙在乾清宫召见索额图，指着地图上的格尔必齐河说：“若他们执意要占雅克萨，可暂许通商；但外兴安岭的界碑，必须立起来。”
索额图随行有两个翻译：是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法国传教士张诚，他们懂拉丁语，而俄方使团里恰好有会拉丁语的随员。这是康熙的特意安排——他在南书房见过这两个传教士，知道他们“虽信洋教，却明事理”。此刻，徐日升正蹲在帐外的草地上，用炭笔给俄方译员画外兴安岭的山势，他的羊皮笔记本上已经画了七张草图，每张都标着满语和拉丁语的对照山名。
谈判第一天就在争吵中度过。戈洛文是个留着络腮胡的外交官，说起话来像打炮：“黑龙江两岸从来都是俄国人的土地，雅克萨是我们先筑的城！”索额图冷笑一声，让人抬出从雅克萨废墟里挖出来的永乐年间的永宁寺碑拓片：“你们看看这碑上的字，明成祖时就设了奴儿干都司，比你们的哥萨克到这里早了两百年！”戈洛文盯着拓片上的汉文，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
接下来的十几天，双方每天都吵到太阳落山。戈洛文一会儿说“要赔偿俄国在雅克萨的损失”，一会儿又说“必须允许俄国人在黑龙江自由通商”；索额图则寸步不让，坚持“先定界，再谈商”。有一次吵到激烈处，戈洛文拍了桌子，萨布素按着腰间的刀就站了起来，帐里的俄国卫兵也哗啦一声拔出了剑，还是徐日升和张诚拦在中间，才没动起手来。《清实录》里记载这场谈判“唇枪舌剑，几至决裂”，索额图给康熙的密奏里更是说“戈洛文狡黠如狐，需以实力慑之”。
七月二十日，噶尔丹在喀尔喀蒙古挑起战事的消息传到尼布楚，索额图立刻意识到不能再拖了。他当晚找徐日升密谈：“告诉戈洛文，我们可以让一步，把尼布楚让给俄国，但外兴安岭的界线绝不能动。再许他们三年一次来京通商，免税。”徐日升连夜去了俄方帐篷，回来时带回个消息：“戈洛文说，若能定界，他们愿拆毁雅克萨的工事，撤出全部军队。”
七月二十四日，双方终于在条约上签了字。条约用满、汉、俄、拉丁四种文字写成，明确规定：外兴安岭以南、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的土地归中国；外兴安岭以北、格尔必齐河以西的土地归俄国；雅克萨城拆毁，俄国人全部撤走；双方在边境开设互市，允许商人往来。
签约那天，尼布楚的蒙古牧民送来奶酪和马奶酒，他们围着双方使团的帐篷唱歌跳舞。有个白发老人拉着索额图的袖子，指着外兴安岭的方向说：“以前罗刹来了就抢牛羊，以后有了这纸约，我们能安心放羊了。”
消息传到北京时，康熙正在畅春园跟法国传教士白晋讨论几何题。他接过条约译本，没看正文先翻到边界图，手指从外兴安岭划到额尔古纳河，对身边的太子胤礽说：“你记住，疆界定了，不等于万事大吉。守疆的兵、互市的官，都要选可靠的人。”当天就下旨，让萨布素在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沿岸立界碑，碑上用满汉俄三种文字刻着条约内容。
那些界碑后来成了边境上的路标。有个叫库尔申的俄国商人，第一次去瑷珲互市时迷了路，就是靠着界碑上的俄文字母找回了方向。《啸亭杂录》里记载，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经尼布楚互市进入中国的俄国商品达“数千驮”，而中国的茶叶、瓷器也通过这条商路卖到了圣彼得堡。
索额图回京后，康熙在太和殿设宴款待。酒过三巡，康熙问他：“谈判时最担心什么？”索额图说：“担心戈洛文知道噶尔丹叛乱的消息，会趁机要挟。”康熙点点头：“所以朕让你先定了界再说。对付外夷，既要有理，也要有谋。”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也是清朝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它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后来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特意把条约全文收入，纪晓岚在提要里写道：“此约虽为权宜，然开疆划界，以条约为凭，实自此始。”
康熙晚年在回忆录里写道：“朕一生做过很多事，平三藩、收台湾、征噶尔丹，但若说最安心的，还是尼布楚定界。因为打仗是为了止战，划界是为了安民。”这句话或许道出了这位帝王的心声——他不是好战的君主，只是不想让江山在自己手里少了一寸，不想让百姓再受刀兵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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