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号晚村，浙江崇德（今桐乡）人。他生逢明清易代之际，十一岁时目睹清军南下，兄长吕愿良抗清殉难，家国之痛在少年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明亡后，他曾散尽家财招募义兵，事败后隐居行医，顺治十七年（1660年）被迫应清廷科举，取为诸生，却始终以“失节”为耻。康熙五年（1666年），他毅然弃去功名，隐居授徒，以着述明志。
在南阳村的书斋里，吕留良将满腔孤愤倾注于笔端。他注解《四书》，借阐释儒家经典表达夷夏之辨：“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认为中原王朝被异族统治，是“冠履倒置”。其《吕晚村文集》中更有“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等句，以“清”“明”暗喻，寄托反清复明之志。他还评选时文，在八股选文里暗藏春秋笔法，如评点某篇文章时写道：“有人焉，行乎闰位，坐乎匪席，而致谨于攘夷之大义，此为豪杰之士矣。”（《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此处“闰位”暗指清朝非正统政权，“攘夷”则直指排满思想。
当时文网初张，吕留良的着作虽未公开刊行，却在江南士人圈中秘密流传。他的弟子严鸿逵、沈在宽等人继承其学，将这些书稿誊抄传抄，如同播撒火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吕留良病逝，家人将其遗稿汇编成集，悄然藏于书楼，谁也未曾想，这些沉睡的文字会在雍正年间被重新唤醒，化作焚毁数百个家庭的烈焰。
雍正四年（1726年）秋，陕西西安的抚署衙门前，一个身着青布长衫的书生拦轿献书，举动惊了时任川陕总督岳钟琪的仪仗。此人便是湖南永兴县生员曾静，他怀中捧着的，是一封名为《知新录》的逆书，书中直言“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并列举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状，力劝岳钟琪起兵反清。
岳钟琪出身将门，先祖是岳飞，这层身份让曾静觉得岳钟琪应有反满复汉的志向。逆书中写道：“岳公乃宋忠武王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起义，为宋明复仇。”（《大义觉迷录》引）然而，岳钟琪早已是清廷的忠实臣子，他见书后惊出一身冷汗，当即扣押曾静，密折奏闻雍正帝。
雍正帝览奏震怒，察觉此事蹊跷——一个偏远山村的生员，怎会知晓宫廷秘闻？又怎会形成如此系统的反清思想？他下令将曾静押解入京严审，酷刑之下，曾静供出了自己思想的源头：“臣于康熙五十八年游靖州，得见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夷夏之防’等语，遂起叛逆之心。”（《大义觉迷录》）
一条线索从湖南牵至浙江，指向了早已死去四十余年的吕留良。雍正帝随即下令搜查吕家藏书，当那些注解《四书》的手稿、评选的时文、未刊的诗集被呈到御前时，一场文字狱拉开了大幕。
雍正六年（1728年），刑部会同九卿会审吕留良案，最终拟定判决：吕留良虽死，应戮尸枭首；其子吕葆中已死，亦戮尸；另一子吕毅中斩立决；孙辈吕念祖等流放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这一判决只是株连的序幕。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造作逆书，诋毁圣祖”，被判凌迟处死，因已病逝，改戮尸枭首；其孙严克念流放三千里。另一弟子沈在宽“作诗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显有反清之意”（《清世宗实录》卷七十），被判斩立决。
案件的波及范围非常之广。刻书匠车鼎丰、车鼎贲因刊刻吕留良着作，被判斩监候；收藏家周敬舆私藏吕书，死后其家被抄；甚至连曾为吕留良建祠题碑的地方官，也被革职查办。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此案牵连者达数百人，从浙江、湖南蔓延至江西、江苏、安徽等省，一时间风声鹤唳，士人之家纷纷焚书避祸。
更令人震惊的是，雍正帝亲自撰写《大义觉迷录》，将吕留良的“逆说”与曾静的供词一并刊行天下，要求各地学宫宣讲。书中，雍正帝驳斥吕留良的夷夏之辨：“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大义觉迷录》）他试图以儒家“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理论证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却也让吕留良的思想通过官方渠道传遍全国，形成了“越禁越传”的局面。
吕留良案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针对具体的谋反行为，而是对思想的审判。清代文字狱自顺治朝已现端倪，康熙年间有庄廷鑨《明史》案，但规模与残酷性均不及吕案。此案之后，文网愈发严密，士人动辄得咎。
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吕留良的着作被列为“禁毁书目”之首，凡涉其名者，或删或改或焚。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仅销毁吕留良相关书籍就达数十种，连其友人家书中提及吕留良的只言片语，也被一并抽毁。这种文化清洗，使得清代中期的学术风气发生剧变——士人不敢再涉及时政，纷纷转向考据学，形成了“避世而治经”的现象。
当时江南士人朱彝尊在日记中写道：“近者吕案之后，家家闭户删书，有明一代文献，几为荡尽。昔人云‘避席畏闻文字狱’，今信然矣。”（《曝书亭日记》）这种恐惧渗透到知识阶层的骨髓，连着名学者戴震注解《孟子》时，都刻意回避“夷夏”相关论述，只专注于训诂考据。
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此案的故事：有说吕留良孙女吕四娘侥幸逃脱，苦练武艺后潜入宫中刺杀雍正帝；有说曾静被释放后，在故乡宣讲《大义觉迷录》时遭百姓唾骂。这些传说虽无史实依据，却反映了民间对这场文字狱的复杂情感——对吕留良的同情，对清廷的不满，以及对文字之祸的恐惧。
雍正十年（1732年），吕留良案的余波渐渐平息，但它留下的阴影却笼罩了整个清代。杭州西湖边的文澜阁，曾藏有吕留良手稿的抄本，乾隆年间被查出后，阁中管理员被革职，藏书楼封闭三年。直到清末，才有学者冒着风险，从海外传回吕留良着作的残卷。
此案成为清代文字狱的分水岭。此前的文字狱多因“谋逆”“谤讪”等具体罪名，此后则逐渐演变为对思想的全面控制。据统计，康雍乾三朝文字狱达一百六十余起，其中乾隆朝占一百三十余起，而吕留良案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历史学家孟森在《清史讲义》中评价：“吕留良之狱，为清代文字狱之极峰。非仅诛其身，乃诛其心；非仅诛其一人，乃诛及天下之读书人。”这场由文字引发的血案，不仅摧毁了一个家族，更摧残了一代士人的精神风骨。当知识分子在笔墨间战战兢兢，当思想的火花在禁令中熄灭，这个王朝的文化生命力，也在看似稳固的统治下悄然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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