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刚爬上田埂，那两盏提灯还停在坡下，人却没再往前走。我站在试验田边，手里攥着三张新制的卡片，等了许久，只等来林婶低着头，脚步迟缓地走近。她儿子跟在后面，手里捏着半截断了的炭条，卡片一角被撕得参差。
“云姐……”她声音压得很低，“我儿子他爹说，不能再跟着你记了。族里几位老人昨夜开了会，说这是‘乱改祖法’，要遭天罚的。”
我没应声，只看着她脚边那面被踩进泥里的小旗，旗面上“勤耕组”三个字糊了大半。远处老陶叔家的田头，洒水壶倒扣在垄沟边，木签歪斜，旗杆断成两截，被人扔在田角。
年轻媳妇抱着孩子从另一条小路过来，远远站定，不敢靠近。她丈夫跟在后头，一把夺过她手里的卡片，当着我的面撕成两半，扔在地上踩了几脚，转身就走。孩子吓得哭起来，她没哄，也没追，只是低头看着那堆碎纸片，一动不动。
我弯腰，把断旗捡起来，又从泥里拾出那半张卡，抹去土，夹进竹篮。林婶想说什么，张了张嘴，终究没出声，拉着儿子走了。
日头渐高，坡上来了四个人。族老赵德昌拄着拐走在前头，身后跟着三个年岁相仿的老汉，都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袖口挽得整齐。他们站在田头，不进试验田，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
赵德昌咳嗽两声，清了清嗓子：“云氏，你这法子，看似精细，实则坏了规矩。种地是祖宗传下来的本事，哪有天天拿纸笔记的？水浇几回、土松几寸，全凭经验和天时，你弄这些花哨东西，是不信天，也不信人。”
我站着没动，手搭在竹篮边上。
“更有人说，你那苗长得快，是用了妖法。”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试验田，“今日已有三户退出，旗也拔了。若你还不收手，族里按规办事，轻则罚粮，重则清户。”
我没争辩，也没抬头看他们。只是从篮子里取出炭笔，在一张新卡背面写下几行字：**“三日为限，收成为证。”**
写完，我走到试验田最中间那根木签前，把卡片反面朝外，用细绳固定在签子下方，风吹得纸页哗哗响。
赵德昌眯眼看了会儿，冷哼一声：“好啊，那你我便立个约。三日内，若你这田里的苗，没比旁人高出一寸，便当众烧了这些卡，从此不得再提这‘记事种地’的歪法。”
“可以。”我说，“但我不要他们重新入组，也不强拉一人。从明日起，每日辰时，我在田头开卡讲解，愿来的，随时可听。”
他一愣，没料到我会答应得这么干脆，转头和身后老汉低语几句，挥了挥手，四人转身下坡，脚步沉得像压着土。
林婶蹲在家门口择菜，听见动静抬头看了眼，又飞快低下头。老陶叔坐在门槛上，手里摩挲着那把洒水壶，壶嘴有点歪，他拿小石片一点点磨。
我没回家，沿着田垄走了一圈。试验田的苗颜色青亮，根系扎实，系统昨晚提示，生长进度已超同类作物百分之三十七。我蹲下，指尖拂过一片叶尖，露水滚落，滴在卡纸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傍晚，我提灯到田头时，天还没全黑。试验田边那盏旧灯笼还在，绳子断了半截，我重新系好，点上灯芯。风大，火苗晃了几下，总算稳住。
承安从坡上跑下来，手里举着一面新旗，布是旧衣改的，字是他自己用炭条写的：“守田组”。
“娘，他们拔了旗，我就再做一面。”他把旗杆插进土里，用力踩实，“我不怕他们。”
我蹲下，替他拍掉膝盖上的泥，说：“咱们不怕，也不惹。明天辰时，你还来，站我旁边，好不好？”
他用力点头。
夜里下了点小雨，不大，刚够润土。我早起去田头时，裤脚沾了湿泥。试验田的苗叶上挂满水珠，那张“三日为限”的卡被雨水打湿了边角，字迹却仍清晰。
辰时刚到，我取出今日农事卡，贴在木板上：“今日不松土，浇水一次，量至土湿四成半。”
话音刚落，林婶从坡下走来，手里提着水桶，没看我，也没说话，径直走到她家田边，开始浇水。浇完，她从怀里掏出一张新卡，对着我的板子，一笔一划划下一道水痕。
老陶叔拄着拐，慢悠悠过来，在试验田边站定，低头看那张被雨水浸过的约定卡。看了许久，他从袖里摸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展开，是之前被撕毁的记录卡，他用浆子粘好了，边角翘着。
他蹲下，把卡轻轻放在木签旁，说：“我……还能看苗吗？”
“能。”我说，“当然能。”
年轻媳妇没来，但她家田里的土被翻过了，垄沟整齐，明显是昨夜新动的。她丈夫没露面，可那两垄苗旁，插着一根小木签，上面用炭条歪歪地写着：“该浇水”。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卡，翻到背面，又添了一行小字：“三日为限，收成为证。不为赢，只为不灭那盏灯。”
风从田头刮过，吹得“守田组”的旗哗啦作响。承安站在木板旁，手里拿着炭笔，大声念着今日农事：“不松土！浇一次水！土湿四成半！”
林婶在远处应了一声：“记下了！”
老陶叔扶着拐，弯腰检查根系，嘴里念叨：“土松，根深，苗不倒……”
我正要把卡片收进篮子，坡下又来了人。
两个年轻后生，一人提灯，一人手里攥着几张纸，走得急，裤脚沾满泥点。到了田头，其中一人喘着气问：“云姐，我们……还能记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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