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杆上的年轮
制笔坊的木门总在卯时准时吱呀作响。我站在王润之师傅的案前，看他将山羊毛浸入石灰水，指缝间漏下的水珠在青石板上洇出深色的斑，像宣纸上未干的墨。
“这羊毛得在溪水里泡足四十九天，”他用竹篾翻动着木盆里的原料，水面浮起的细绒随涟漪打转，“宣统年间，我爷爷在荣宝斋当伙计，说最好的羊毫要选宁夏滩羊腋下的毛，那里的毛根带着太阳的温度。”
清明前的雨总带着股韧劲。有位穿长衫的老者抱着支断裂的湖笔来修，笔杆上刻着的“乾隆年制”已被摩挲得发亮。王师傅用放大镜盯着笔锋，忽然起身从樟木箱里翻出个油纸包，打开时飘出陈年松烟的味道——是卷暗红色的牛角胶，在案头折射出琥珀般的光。
“这胶得用桑柴火慢慢熬，”他往砂锅里加水时，手腕的弧度像在写捺画，“光绪年的《考工记》里说，胶性烈，需以雪水调和。去年冬天我特意在院里埋了缸雪，就等着修这老物件。”
立夏那天开始扎笔。王师傅的手指在竹管间翻飞，将紫毫、狼毫、羊毫按“三兔九狼”的比例分层排列。阳光穿过窗棂，在他花白的发间流淌，那些缠绕的丝线突然有了韵律，像古琴的弦在微风中轻颤。
“你看这笔锋的弧度，”他举起半成品对着光，笔毫在空气中划出细微的弧线，“得像新月初升，既要有锋芒，又得藏着三分含蓄。”案头的青石板上，密密麻麻刻着几十年的扎笔记录，最深的一道痕是 1973年刻的，那年他为博物馆修复了支明代的斗笔。
入伏后的蝉鸣最盛时，笔坊来了群研学的孩子。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指着电动制笔机好奇地问：“王爷爷，这个比您手扎的快吧？”老人没抬头，只是将修好的笔浸入墨池，笔尖濡墨的瞬间，散开的墨晕像朵骤然绽放的墨菊。
“机器扎的笔，锋是直的。”他铺开宣纸写了个“永”字，笔锋转折处带着自然的飞白，“手扎的笔，每根毛都有自己的脾气，写出来的字才会喘气。”孩子们凑过来时，墨香混着他们身上的汽水味，在作坊里酿成奇特的气息。
白露那天，老者来取修好的湖笔。王师傅展开张洒金宣，让他试笔。当笔尖触及纸面的刹那，老者忽然红了眼眶：“和我太爷爷当年用的感觉一模一样。”墨在纸上晕开时，王师傅悄悄将块松香抹在笔杆接口处，那是他从父亲的工具箱里找到的，蜡质表层已结了层细密的冰裂纹。
霜降前夜，我看见王师傅在整理账本。泛黄的纸页上记着 1962年的物价：狼毫一支，三角七分。夹在账本里的还有张黑白照片，穿工装的年轻人站在制笔车间门口，胸前的钢笔袋鼓鼓囊囊。“那年厂里搞技术革新，”他用袖口擦去照片上的灰尘，“我偷偷把祖传的扎笔口诀抄在工作服里子上。”
冬至那天，笔坊的门槛被踏得发烫。买笔的人中，有写毛笔字的小学生，有做文创的设计师，还有位程序员捧着笔记本，要记录传统制笔的工艺流程。王师傅教他们辨认不同毛色时，忽然从抽屉里拿出个锦盒，里面是支笔杆开裂的紫毫笔。
“这是 1948年我学徒时做的第一支笔，”他轻轻转动笔杆，“你看这裂缝里的墨渍，就知道它陪我熬过多少夜。”窗外的腊梅落了层花瓣在砚台上，研墨时，香气便顺着墨汁渗进纸纹里。
除夕的鞭炮声中，王师傅开始制作新笔。他将松烟墨调入温水，又往里面加了点陈年绍兴酒。“我师父说，过年做的笔，得有酒香，才写得出春的味道。”当第一缕晨光爬上笔架时，他忽然在支新做好的狼毫笔杆上刻字，刀锋划过竹面的声响，像在数着岁月的年轮。
我望着墙上悬挂的百支毛笔，忽然明白那些笔锋里藏着的不只是毛与竹，还有一代代手艺人用体温焐热的光阴。当春风再次吹进作坊时，新的笔锋蘸着新磨的墨，又会在宣纸上写下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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