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深秋，沈阳城西的一间老酒馆门口，悬着一枚生锈的铜铃。北风掠过时，铃铛发出喑哑的声响，像一声遥远的叹息。
酒馆老板老周佝偻着背，将一坛高粱酒搬上柜台。他早年是东北军的伙夫，左腿在长城抗战时被炮弹片削去半截，如今走起路来，木制假腿叩在青砖地上，“咚、咚”地敲着岁月。
“今儿个有贵客。”他摩挲着酒坛上的红布，对跑堂的哑巴伙计比划。哑巴咧嘴一笑，在油腻的围裙上擦了擦手，将八仙桌擦得锃亮。
门外传来汽车引擎声。一辆吉普车停在巷口，车门推开，先踏出一只穿着黑布鞋的脚——是于学忠。他裹着件半旧的藏蓝棉袍，手里拄着枣木手杖，身后跟着副官李振唐。
“孝侯兄！”酒馆角落里站起个独臂老汉，竟是原东北军骑兵团长韩大个子。他缺了右臂的袖管空荡荡扎在腰带上，脸上刀疤在煤油灯下泛着红光。
于学忠眼眶一热，疾步上前握住他仅剩的左手：“老韩！你还活着！”
酒过三巡，七八个老兵围坐一桌。有人从怀里摸出个布包，层层揭开，露出枚锈蚀的铜质肩章——那是奉军第三旅的番号徽记。
“民国十七年，郭鬼子（郭松龄）反奉那会儿……”说话的是个绰号“老烟锅”的机枪手，他缺了三根手指，捏着烟杆的手抖得厉害，“咱们连守浑河铁桥，子弹打光了，就拿工兵锹劈……后来活下来的，就剩我和这枚肩章。”
桌上一阵沉默。于学忠端起酒碗一饮而尽，烈酒灼得喉头发苦。他忽然想起皇姑屯爆炸那夜，自己带兵冲进铁轨废墟时，捡到过张作霖的半截象牙烟嘴。
“总司令，您还记得王以哲将军吗？”李振唐低声问。
于学忠手指一颤。1937年西安事变后，少壮派军官孙铭九枪杀王以哲，他闻讯赶去时，只见到一床被血浸透的棉被。此刻他盯着酒碗里晃动的倒影，仿佛又听见张学良在电话里的哽咽：“孝侯，我对不起鼎芳（王以哲字）啊……”
哑巴伙计突然碰倒了酒壶。众人回头时，瞥见窗外有个戴鸭舌帽的影子一闪而过。
“军统的探子？”韩大个子冷笑，“都新社会了，还搞这套！”
于学忠摆摆手。他早习惯了被监视——在重庆时，戴笠的人连他抽几根烟都要记录；建国后虽担任国防委员，但某些档案室里，他的名字仍贴着“待审查”的标签。
“甭理他们。”老周拎来一坛新酒，故意高声说，“咱老哥们喝咱的！”
酒酣耳热时，有人哼起《松花江上》。沙哑的调子一起，满屋老兵竟齐声应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于学忠没有唱。他望向窗外飘落的黄叶，想起1931年九一八那夜，北大营的火光映红了半个奉天城。当时他攥着电话筒，听见张学良在北平下令“不准抵抗”，话筒几乎被捏碎。
散席前，李振唐悄悄塞给于学忠一封信：“台湾来的，走香港转道。”
信纸展开，只有一行字：“汉卿公近日习兰，临《快雪时晴帖》。”落款是“金家巷旧仆”。于学忠指尖抚过那熟悉的笔迹——是张学良的管家老赵。他默默将信凑到煤油灯上，火苗倏地吞没了纸角。
“总司令，不写封回信？”李振唐急道。
“写什么？”于学忠望着灰烬飘落，“说咱们在山东杀了多少鬼子？说他哥哥（张学思）现在是海军参谋长？”他苦笑着摇头，“有些话，带进棺材里更干净。”
夜深了，老兵们互相搀扶着离去。韩大个子醉得厉害，独臂搂着于学忠的肩：“孝侯，当年你要是不听少帅调遣，带着咱们和鬼子拼了……”
于学忠没有回答。他站在巷口，看吉普车的尾灯消失在黑暗中。风又吹响那枚铜铃，这次声音清越了些，像当年奉天兵工厂下工的钟声。
李振唐轻声问：“回招待所？”
“去北大营旧址看看。”于学忠紧了紧棉袍，“二十六年前今夜，日本人打响了第一枪。”
车驶过寂静的街道，月光照着残雪。远处新建的炼钢厂灯火通明，高炉喷出的红星，像无数未冷的弹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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