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斜斜地扫过控制台，17号炉的监控画面安静得像一杯刚倒满的清水。刘好仃坐在工位上，手里捏着一张裁得整整齐齐的纸条，上面写着六个字：“我们烧玻璃。”他没急着贴上白板，而是把它对折了两次，塞进了笔筒最底下——像是把一句刚学会的外语藏进兜里，准备出门前再默念几遍。
半小时后，小林端着两杯热腾腾的肠粉推门进来，油纸袋还冒着白气。“刘师傅，您真打算拿这六个字当国际口号？外国人听了怕是要问，你们是开烧烤摊的吧？”
“烧玻璃，又不是烧炭。”刘好仃接过肠粉，笑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可你想想，哪个国家的人不认‘烧’这个动作？火一着，东西就变了样。这是全世界都懂的开始。”
阿芳已经打开平板，屏幕上是昨晚新建的文件夹，路径清晰得像一条刚铺好的铁轨：Global_marketing_prospect > cultural_temperature_test。她点开子目录，里面静静躺着小林昨晚提交的短视频脚本草稿——标题写着《AI预警十五分钟，老师傅顺手调风阀》。
“这标题得改。”刘好仃咬了口肠粉，芝麻酱沾在嘴角，“‘顺手’听着像碰运气，咱们这叫经验闭环。”
“那改成‘精准干预’？”小林问。
“太冷。”阿芳摇头，“巴西客户要是看到这个词，估计以为我们在做手术。”
“所以。”刘好仃擦擦手，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翻到一页写满客户原话的记录，“咱们得先搞清楚，同一句话，在不同耳朵里，听出的是钟声、是音乐，还是警报。”
他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下三行字：
德国客户说：“精准得像钟表。”
巴西经理写：“这玻璃有温度。”
日本来信问：“老师傅还在一线吗？”
“三个国家，三种听法。”他顿了顿，“但他们听的，都是我们。”
会议室安静了一瞬，窗外17号炉的火光在玻璃墙上轻轻晃动，像有人在远处打手电。
“问题来了。”小林挠头，“咱们总不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吧？”
“不。”刘好仃摇头，“是见人，就说他们听得懂的人话。”
阿芳忽然抬头：“那‘我们烧玻璃’这句话，翻译过去，会不会……太糙了？”
“糙不糙不重要。”刘好仃翻开老张的巡检笔记，指着一行字，“重要的是，它真。老张写‘炉温差0.5c，结晶起’，八个字，没形容词，可谁看了都知道他在乎什么。”
他合上本子，看向两人：“现在，咱们得把‘真’翻译成‘懂’。”
任务分下去了。阿芳负责扒拉过去三年所有海外邮件、回执、会议纪要，按国别归档；小林去调退货记录，专门筛那些写着“文化不适”“视觉忌讳”的备注单；刘好仃则把老张本子里被圈过三次以上的词都抄下来——“火候”“手感”“稳”“老师傅”“不出错”。
中午前，阿芳的平板上多了张四象限图。横轴标着“情感表达强度”，从冷到热；纵轴是“规则依赖程度”，从松到严。她用三个小图标轻轻点在图上：德国靠右上角，规则强、情感克制；巴西在左下，热情奔放但忌讳明确；日本偏右下，重秩序也重人情。
“你看。”她指着巴西那点，“客户说‘有温度’，可我们那批红梅杯被退，就因为图案像血滴——他们信天主，对红色敏感。”
“所以热情不等于随便。”刘好仃点头，“就像炉火，看着乱窜，其实得看风道。”
小林举着手里的退货单：“还有个事，中东那批货退了，说包装上的龙像恶魔。咱们以为是吉祥，人家当灾星。”
“那日本呢？”刘好仃问。
“他们三次来厂，都特意绕到老车间，看老师傅磨边。”阿芳翻出照片，“有一次，客户站在张师傅背后，看了十分钟，没说话，就拍了张他手背的皱纹。”
刘好仃沉默片刻，忽然笑了：“他们不是在看人，是在看时间。”
下午两点，白板换了新面孔。刘好仃用油性笔画了三块玻璃板，每块代表一个市场。
第一块，标着“德国：数据之镜”。他写下关键词：误差、标准、可重复、零缺陷。“他们不要故事，要证据。咱们说‘清亮’，得拿出透光率98.7%的报告。”
第二块，“巴西：火焰之舞”。他画了个小火苗：“他们要感觉。‘有温度’不是形容词，是动词。得让他们看见工人擦汗、听见炉火噼啪，知道这玻璃是‘活的’。”
第三块，“日本：炉火之脉”。他写得最慢：“传承、细节、信任。他们不问‘多快’，问‘多久’。三十年没换的炉，三十年没走的师傅——这才是他们的标准。”
小林看着三块板，忽然说：“咱们这哪是卖玻璃，简直是做跨文化翻译。”
“对。”刘好仃点头，“玻璃本身没变，可照进去的人，不一样。”
正说着，电话响了。海外事业部的小王来电，语气急：“刘工，营销方向能先给个框架吗？客户等着看方案。”
刘好仃看了眼表，又看了眼白板上还没收尾的分析图。
“跟他们说。”他顿了顿，“再等半天。”
挂了电话，小林皱眉：“不急？人家催得紧。”
“越急越不能乱。”刘好仃走到白板前，用红笔在“火候”二字外画了个圈，旁边写下一串问号：“德国人说precision，巴西人说calor，日本人说Kizuna（羁绊）？”
他回头：“咱们现在不是在写广告词，是在找心跳。三个国家，三颗心，跳法不同。听准了，才能搭脉。”
阿芳忽然抬头：“日本客户反复问老师傅，是不是……其实有点不信任自动化？”
办公室静了一瞬。
刘好仃没答，而是翻开笔记本，在“火候”下面补了一行小字：“机器能控温，人知道什么时候该看一眼。”
傍晚六点，初稿完成。三页纸，没一句口号，全是对照表：生产环节、文化映射、潜在共鸣点。他们决定先拿这三个国家当“测试组”，其他市场暂时挂起。
“就像调炉温。”刘好仃总结，“先稳三个点，整条曲线才有底。”
散会前，他从笔筒里抽出那张“我们烧玻璃”的纸条，剪成三小条，分别塞进三个信封。信封上贴着打印的小国旗：德国黑红金，巴西绿黄蓝，日本白红圆。
他拿胶水封口，动作很慢，像在封存三颗刚摘下的种子。
小林看着问：“这干嘛用？”
刘好仃把信封放进抽屉，只留一角在外，像是等着被谁抽中。
“留着。”他说，“等咱们想好怎么开口的时候，再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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