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半刚过，第一拨工人陆续走进会议室。有人低头看鞋尖，有人摸茶杯把手，还有人盯着墙上新贴的指标表，嘴唇微动像是在默念。阿珍站在门口发卡片，每张都是空白，只印着一行小字：“你想问什么，或者，你觉得哪儿不对劲。”
刘好仃坐在角落，手里捏着一张折好的纸。九点整，他站起来，没说话，走到铁盒前，把纸条投了进去。盒子是昨天特地买的，带锁，钥匙就挂在他脖子上，谁都能看见。
“我先来。”他说，“问题卡上写：如果系统自动修正错误，但没人知道它错了，算不算安全？”
没人应声。
他又问：“谁投的不重要，问题是真是假才重要。咱们今天不找人，只找答案。”
后排一个老师傅咳嗽两声：“你说不追责，可这卡片烧不烧？烧了我才信。”
刘好仃点头，把盒子交给阿珍。会开到一半，她拎着盒子去了茶水间。铁桶早就备好，底下垫着废报表。她当着三个人的面，把卡片倒进去，划了根火柴。火苗窜起来的时候，保洁阿姨正好推车路过，探头看了一眼：“哟，开会烧纸呢？”
“烧规矩。”阿珍说，“不烧人。”
火光映在她脸上，一闪一闪。
与此同时，小林蹲在南粤车间的交接台边，手机架在支架上，屏幕亮着。他刚上线一个语音转文字的小程序，界面朴素得像二十年前的计算器。
“试一下？”他对旁边的操作工说。
那人咧嘴一笑：“那我说了——昨天老李换模具没打招呼，差点撞上高温区。”
话音刚落，手机“滴”一声，自动记录：“未通知换模，存在安全隐患。”
“能删吗？”操作工问。
“不能。”小林摇头，“但没人知道是你录的，声纹不留，Ip不记，只存文字。”
“那行。”那人拍了拍机器，“以后我天天说。”
数据组那边也在动。老周抱着笔记本核对操作日志，眉头越皱越紧。
“扫码截图是多了，可全是‘哈哈’‘收到’‘吃饭去啦’。”他嘟囔，“正经事一句没留。”
技术员小声解释：“人总得先热乎起来，才能说正事。”
老周叹气：“可咱们要的是‘谁在盯活’，不是‘谁在聊天’。”
话没说完，打印机“吱”地吐出一张纸——是刘好仃手写的补录单：今日b线夜班，口头提醒温度异常，未留文字记录，已通过语音通道补登。
“这算数？”技术员问。
“算。”老周把纸夹进文件夹，“人说了，就得算。”
上午十一点，刘好仃带着评估表进了车间。他没走预定路线，拐了个弯，直奔刚接班的b线。班组长一看是他，立刻喊人整理工具、擦设备、调屏幕到主界面。
“别忙活。”刘好仃摆手，“我们不是来检查标准流程的。”
“那您要看啥？”
“看哪里还在硬撑。”
他顺手抄起扫码枪，对着一件半成品扫了一下。系统提示音清脆：“检测通过。”
可那件玻璃的边缘已经崩了一角，标签也模糊得几乎看不清编号。
他在“过程”那一栏画了个叉，写下：“检测通过≠质量达标。”
旁边工人凑过来一看，忍不住笑：“您这字，跟我们厂二十年前的报修单一个风格。”
“那说明没变。”刘好仃也笑，“问题也没变。”
中午饭点前，第一场听证会结束。关键词清单贴上了公告栏：怕说错、没人听、改了也没用、不知道有没有效、不想再提了。
小林看着那几行字，默默把算法调了方向。
下午两点，数据初步汇总。战略组主张按原计划，三大维度各占三分之一，平均计算。
刘好仃站在白板前，三角模型刚画好，他拿起红笔，把“人”那个角往上拉了一截。
“这轮‘人’占四成。”他说。
“可模型是动态的，不是您手一划就改的。”
“它本来就要人来划。”刘好仃指着听证会记录，“十个人里七个说‘怕说错’，你还想让他们闭嘴？现在不是比谁做得漂亮，是比谁敢开口。”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小林低头敲键盘：“调了，‘协作可见度’权重加到35%，‘反馈转化率’提至45%。”
“不够。”刘好仃说，“把‘敢说话’单独列一项，哪怕没数据，先记上。”
“怎么记？”
“记名字。”
“啊？”
“不记真名。”他笑了，“记谁在纸条上写了‘我能写条子吗’——第一个敢问的人，必须记下来。”
傍晚六点，南粤传来一条语音。没说话，是周华健唱《凡人歌》的两句：“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刘好仃把手机放在桌上，声音不大，整个办公室都听见了。
他没回语音，也没发文字，只在评估表上写下一行小字：“今天有人敢提问题了，比系统零错误更重要。”
第二天早上七点四十分，第二场听证会前，阿珍发现铁盒底下粘着一张没投进去的纸条。边角卷了，像是被人捏了很久又放下。
她没撕，也没烧，轻轻展平，递给刘好仃。
上面用铅笔写着：“我昨天说的那件事，你们真的听见了吗？”
刘好仃看了很久，把纸条夹进评估手册第一页。
他走到会议室，空调已经开了二十分钟，温度刚好。
他拿起第一张问题卡，念道：“有人问，如果说了没人听，以后还该不该说？”
他顿了顿，看向门口。
一个年轻工人正探头往里看，手里攥着笔和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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